三、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的上海工作组
作者:陈锦华 来源:国事忆述 原文时间:2005年07月01日 所属领域:总体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一、中央派出工作组的背景、工作组的组成和主要任务

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最担心的是上海的局势。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根据地。“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其党羽又妄图发动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针对这种情况,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中央工作组由中央和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江苏省和人民解放军派人组成,最多时有226人,其中部省级干部17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总数约250人。

1976年10月10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我谈话,要我带人以准备编制1977年计划的名义先行去上海,了解情况,观察动向。10月20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到达上海后,我被派为文教组的主要负责人,领导文化、教育、出版、电影、戏剧、卫生、体育以及高等院校等单位的揭批“四人帮”和拨乱反正等工作。

中央工作组在新上海市委的领导下,夺回了“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整顿了领导班子,顺利进行了“揭、批、查”斗争,“既搞清了问题,又稳定了局势”,揭开了上海发展历史的新篇章。1977年“五一”节前夕,中央工作组的成员除留几个人在上海任职外,绝大部分相继撤离上海,返回原单位。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派出工作组到上海,是一件值得记述的重大历史事件。

1976年10月6日,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隔离审查的当晚,中央政治局在北京西郊玉泉山叶剑英同志的住地召开紧急会议,通报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会议一致推选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召开中央全会时予以追认;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并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决定在北京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研究成立审查“四人帮”的专案组;决定中央政治局分批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会议,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分别与各省、市、自治区及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谈话,通报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及时了解各地的动向,交换意见。由于上海是“四人帮”帮派势力最强的地方,又搞了第二武装,一直图谋不轨,会议特别分析研究了稳定上海局势的问题。中央政治局一直担心上海出问题。早在9月21日,叶剑英去华国锋家里分析形势、商谈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时候,叶剑英就指出,乱子可能出一点,但出不了大乱子。乱子可能出在“四人帮”控制的上海

10月7日,党中央首先找了江苏山东湖北和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向他们通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要他们注意上海的动态。接着,中央通知上海市委书记马天水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到北京开会。跟以前不同的是,过去中央通知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开会,都是由上海市委转告警备区,这次却是由警备区转告市委。马天水很敏感地觉察到了事情的异常。他忐忑不安地找到上海市委另外两个书记徐景贤、王秀珍,和他们一起分析这种异常现象,商定马天水到北京后2小时往回打电话。马天水到北京以后,中央向他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他由于深陷“四人帮”帮派体系而不能自拔,坚持其顽固立场。据当时在场的彭冲回忆说,马天水讲了两点:一、要求见“四人帮”;二、希望中央宽大。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蠢”。

也就是在10月7日这一天,马天水在北京听中央通报的时候,留在上海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直在想办法打听马天水到北京后的情况。因为中央有规定,马天水不敢往上海打电话,所以联系不到马天水。他们给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办公室打电话也都打不通,找在北京的几位跟他们关系比较深的人,如公安部的祝家耀、文化部的于会泳、人民日报社的鲁瑛等,也打听不到消息。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文化部的于会泳传来消息,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通知我,告诉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说是华总理定的。”徐景贤听到这个情况后,他联系当天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徐景贤这个人很机灵,我后来到上海后,他找我谈话,说了4个小时,很严密,滴水不漏。2003年香港出版了他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我看了,许多事都讲得很清楚,估计他看不到什么档案材料,可能是凭记忆写出来的。

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继续同北京各方面的关系人物联系。最后他们通过关系,接通了京西宾馆的总机,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他告诉徐景贤,说马天水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徐景贤一听到这句话,赶紧派人去找马天水的爱人,问马天水有没有胃病?马天水的爱人说马天水没有胃病。徐景贤马上就意识到真的出事情了。徐景贤、王秀珍在意识到北京出了事情后,就着手策划武装叛乱。8日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先后召集了4个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叛乱。

第一个会议是下午2点开的,由徐景贤、王秀珍和另外3个常委,即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管政法的王少庸和管外事的冯国柱,还找了与他们勾结在一起、与他们关系很深的上海警备区的两个人开会。徐景贤说,现在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都联系不上,北京很可能发生政变,他们被抓起来了,马天水可能被软禁。徐景贤要大家考虑考虑,分析一下现在中央会不会急着要对上海动手,来一个一网打尽。大家经过议论认为,不能坐以待毙,要对抗。王秀珍问上海警备区的人,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有动作的话,部队能拉出多少人马?与会的上海警备区的人说,部队的人是有限的,真正要动,还得要动民兵,没有民兵,是不行的。

第二个会是下午3点多开的,徐景贤、王秀珍等找了民兵指挥部的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还找了公安局的薛干青、徐成虎,开会决定以检查战备部署的名义,着手叛乱的准备工作。会上,王少庸问施尚英,民兵能集中多少人,武器弹药有多少?施尚英回答说,民兵集中待命的有2500人,子弹400万发,上海两个兵工厂还有库存子弹800万发。会议专门研究了对民兵的指挥问题。施尚英表示,我们听徐景贤、王秀珍、王少庸的。

第三个会是下午4点开的,徐景贤找来新闻单位《解放日报》、《文汇报》、广播电台的负责人,对他们说北京发生了政变,人被抓起来了。他要这些舆论单位,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并向这些单位提出:如果新华社登载有关处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消息,要先报告市委,报纸不能登,电台不准广播。

第四个会是下午5点以后,由徐景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并且通知了列席常委朱永嘉、陈阿大、叶昌明参加。徐景贤通报7日、8日同各方面联系、了解的情况,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出问题了,上海要提高警惕。在会议开到7点多钟的时候,“四人帮”的得力干将、派到全国总工会的金祖敏的秘书廖文全打电话到上海,告诉徐景贤,“我娘心肌梗塞”。徐景贤从这个暗号中认定北京出事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四人帮”派到公安部当副部长的祝家耀打来电话,说“人员集中了,门上加锁了,不能动了”。文化部的刘庆棠也来电话说,文化部“有病情,我们都病了”。这些电话都证实“四人帮”被抓起来了。这样,徐景贤等人研究、决定叛乱的部署就具体化了。在会上,王洪文的秘书肖木说,中央上头的问题已经解决,北京已经开始对下头动手。写作组的朱永嘉(上海写作组的历史组负责人)说,中央肯定发生了军事政变,肯定是华国锋、汪东兴一起搞的。他这样一说,会上议论得就更激烈了。徐景贤问大家究竟怎么办?朱永嘉说,我们得准备战斗,搞成巴黎公社,维持几天总是可以的。我们可以发告全市、全国人民书,或者先发一点材料,如赫鲁晓夫是怎样上台的材料。写作组的王知常对朱永嘉的意见作了补充。他说,我们应该提出一些响亮的口号,就叫“还我洪文”,“还我春桥”,“还我江青”,“还我文元”。王知常这个人我听工作组的同志讲过,他是写作组的骨干,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思想像梅毒一样,到处侵害。从“四人帮”重用的这些人来看,“四人帮”的基础确实是###反人民的。在研究具体行动的时候,王秀珍说,现在民兵已经动员了,先动员2500人,留31000人待命,发枪发子弹。她提出舆论工作由朱永嘉准备。最后经过讨论,徐景贤作了4条决定:(1)现在开始做武装暴动的准备;(2)为了防止意外,他和王秀珍分住两个地方,王秀珍和冯国柱住民兵指挥部,他自己去丁香花园;(3)部队方面要做点工作;(4)张敬标留在市委办公室值班。根据会议决定,会后朱永嘉到解放日报社、文汇报社和广播电台,传达市委常委会的决定,进行武装暴动的舆论工作。

10月8日晚上,就在徐景贤、王秀珍等在上海策划和部署武装叛乱的时候,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马天水的这些话,都是他的秘书后来交代的。从马天水所说的这些话看,他当时感到很难办,表态也难,不表态也难,他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到上海怎么办,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驾驭;他要是不表态,不拥护中央的决定,恐怕回不去。这真实地反映了马天水当时的心态。

10月9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建立毛主席纪念堂的决定。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拥护“两个决定”的高潮。

就在这一天,从济南被紧急叫回上海的市委常委黄涛(他是张春桥非常器重的人,反对国务院的急先锋),同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等人研究武装叛乱的问题。他们提出,要抓紧向工会、妇联、共青团、重点工厂等组织和单位吹风。他们认为,现在打出像王知常提出的那些口号还不行,要打出一些能够蒙蔽群众的、中性的口号,如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同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斗争到底等,通过这些口号来鼓动宣传群众。

这一天,上海市民兵指挥部召集10个区、5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开会,部署叛乱的具体步骤,准备动用各种枪支、车辆,着手集中物资和食品。轻工业局的马振龙开始在他办公楼的密室里存放武装叛乱用的汽车车牌、食用的压缩饼干等。市民兵指挥部到中国纺织机械厂研究架设指挥电台。“四人帮”余党在上海发动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党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特别交代自己的“小兄弟”,要小心,有事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徐景贤、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资历长,有###经验,他们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虽然这一天,上海还是有一些动作,如这天深夜,组织了消防、交警的紧急集合演习等,但上海的武装叛乱的准备工作,已经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也就是10月10日这一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要我们尽快去上海,了解上海的情况。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在本书第一章中我已经讲过,就是1975年8月,邓小平谷牧上海金山召开现场会议的事情。那次会后,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人研究决定,要我率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工作组,到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检查和帮助抓工程质量问题。我是带着李先念亲笔写的一封信去的。开始的时候,尽管他们的认识和我们认识不完全一致,工作上有些矛盾,但工作还能推进,也是有成效的。到了11月下旬,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大,王秀珍就公开地在会上讲,说我们到金山检查工程质量是挑毛病,是否定新生事物。我们在那里的工作越来越难做,后来经轻工业部部长钱之光同意,我们撤回了北京

1976年初,我感到工作已没法做,就到河北省固安县的轻工业部“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去了,担任干校党支部书记,直到1976年国庆节以前调回机关。国庆节后,由于唐山是一个重要的轻工业城市,我被派往那里,研究唐山大地震后轻工业如何恢复生产等问题。10月8日上午,我接到部里值班室的电话,要我赶快回北京,说另外有急事找我。我问什么事情,值班的同志说不知道。8日晚上我回到北京后,碰到部里的一个女同志,她爱人在总参二部工作,她悄悄地告诉我,江青被抓起来了。当时我脑子一闪,匆匆忙忙把我从唐山叫回来,是不是与这件事有联系?10月9日一上班,部里就告诉我说上面要找我谈话,要我等着,不要离开北京。第二天,谷牧就找我们谈话了。果然与粉碎“四人帮”的善后工作有关。他一见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命找我们谈话的。他说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到上海去,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9号,有专人处理这些信件,并随时向中央报告。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到上海谷牧找我们谈话后,我们已经买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飞机票了,到10月12日,我们才动身去上海。我们一共去了8个人,晚上8点20分到达上海虹桥机场。有人在机场接我们。在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们看见沿路的墙上用很大的黑体字写着“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标语,我们还碰到两三起背着枪的民兵在巡逻,当时的气氛给我们感觉的确是有点紧张。我们住进了国际饭店。我们到后,为便于了解情况,想订报纸,但《参考消息》订不到。我们后来分析,可能知道我们来,他们提前打了招呼,成心不让我们了解国外的动向。

第二天一上班,我们先后去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纺织工业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唐文兰、轻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振龙接待了我们。纺织工业局和轻工业局是“四人帮”帮派势力最集中的两个局,唐文兰和马振龙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我们从他们的接待当中,感觉到他们好像有点心事似的。他们给我们说话,听我们说工作计划,不是很专心,有......10月11日,上海民兵指挥部派人到中国纺织机械厂察看地形,报告说全厂有7个门,可容纳1万人。

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华国锋说:现在看来上海市委这些人已经无法工作了,他们顽固地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和中央对抗,妄图发动武装叛乱。过去被“四人帮”压下去的一派,也是造反派中的一派,准备搞串连。上海的群众也自发行动起来,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央应该马上派人去接管上海。不然会出大乱子。叶剑英表示赞成华国锋的意见,他说:为了防止上海这些人狗急跳墙,搞武装叛乱,要派一位无论是在军队还是在地方都能压得住台的老同志去。我看苏振华堪当此重任。他资格老,林彪、“四人帮”整得他很惨,但他斗争很坚决,在粉碎“四人帮”的紧急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在战争年代,他有指挥作战的丰富经验;在建国初期,他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再说,上海有海军东海舰队的基地,振华去上海,工作起来也有方便条件。陈锡联补充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振华是军委常委,我们曾一起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74年调整各大军区领导班子时,他做了很多工作,起了重要作用。这些都便于他协调南京军区、海军、空军的部队,特别是南京军区廖汉生等一些老同志都曾受林彪、“四人帮”迫害和压制,与振华关系都很好,肯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振华牵头去上海,是很合适的人选。李先念接着发言说,叶帅的意见是深思熟虑的。上海是“四人帮”起家的基地,解决“四人帮”余党问题,是解决“四人帮”问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中央解决好“四人帮”问题一着极为重要的棋。稳住了上海,对于稳住全国局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确定去接管上海的人选,特别是牵头人选,就特别重要。振华是主张抓“四人帮”的,他跟“四人帮”斗争很坚决,毛主席曾说管海军靠他,这次解决“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问题,也要靠他去牵头,靠他去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我赞成叶帅的意见。华国锋接着说:我赞成叶帅的提名,苏振华有水平,与“四人帮”斗争坚决积极。根据“四人帮”控制上海的实际情况,中央去接管上海的人选,最好是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能够取代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职务的人。“四人帮”和他们的余党不是说王洪文是工人阶级的“领袖”吗?他是什么工人阶级“领袖”,我们要派一位真正的工人阶级领袖去,我看倪志福也一起去上海李先念说:我赞成志福去,他既是上海人,又是有创造发明的劳动模范,在工人群众中威信高,而且有治理地方的经验,是工人阶级自己的领袖。叶剑英说:志福作风正派,处事大度稳重,是工人阶级杰出的代表。身体不好,可以带个医生去。华国锋又说:过去上海江苏的矛盾很尖锐,但上海江苏不论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关系都很密切,最好能从江苏调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李先念建议:可以派彭冲去,他处事从容稳重,在江苏政绩突出,“四人帮”往死里整他,他跟“四人帮”斗争非常坚决,他去接管上海,有利于解决两地矛盾,上海经济建设上遇到困难和问题,也会得到江苏的有力支援和帮助。中央其他同志都同意苏振华、倪志福、彭冲3人去接管上海。叶剑英说: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还可以抽一些人去协助工作。现在中央、国务院已经有部分人在上海了解情况。振华、志福也可以带些人去,彭冲带几个工作人员去就行了。所有这些人,都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带领的中央工作组的名义去上海。关于中央工作组去上海的方针,会议明确指出是:“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这两点要求后来成为中央工作组的重要指导思想。这次会议还提出,工作组到上海以后,主要是抓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千万不要钻到具体业务堆里去,当然也要注意“生产不能受影响,要控制住局面”。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反复强调上海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强调搞好上海的揭、批、查“四人帮”斗争对全国的影响。叶剑英提出“要亦破亦立,破要破得彻底,立要立得正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

党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去上海的决定后,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叶剑英说: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对“四人帮”的活动如果说以前受了蒙蔽的话,现在则应当看清楚了。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你们没有前途。你们要站在多数人方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这是中央研究成立工作组后,中央领导同志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的主要内容。在原话里面还有一些安抚他们的话,目的是先把他们稳住,避免狗急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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