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本,以保证农民权益为突破口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作者:苗树彬 杜光辉 来源:中改院 原文时间:2003年08月01日 所属领域:农村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中国农民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

2003年7月31日—8月1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共同主办,《21世纪经济报道》、搜狐网站协办的“中国农民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在海口召开。来自美国、德国、挪威、印度、尼泊尔等国,中国政府有关部委、政策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官员和学者,全国部分地区农业部门、基层组织的代表,共有12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会议就农村公共政策与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安排及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农民组织建设与农民权益保护、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改革与农民权益保护、稳定土地关系与农民权益保护、城乡协调发展中的“三农”问题等议题进行了研讨。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在农村,难点在农民。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根本是给农民全面的国民待遇,保护农民的基本权益。农民权益保护是关系到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的重大课题。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民的收入和农村社会的稳定,也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近期“非典”的爆发也对包括农村公共医疗服务体系在内的农村公共管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已经成为新一轮农村改革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以人为本,给予农民平等的国民待遇,改革农村公共政策

二元社会结构,导致了农民社会地位的低下及各方面权益被严重破坏。我国工农城乡差距是在工业化过程中依靠剥夺农业来发展工业,以及由于国家政治权力在城乡居民间配置不公导致的国家政策不公等多重机制造成的。

代表们认为,过去50年我国大陆形成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和财政转移制度。正是这“两种制度”的设计安排和延续,导致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受社会地位、经济贡献、文化素质等方面的限制,农民这一最大的社会群体始终缺乏相应的政治参与权。从全国来看,至今还没有哪个部门对农民负责,没有哪个部门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没有任何组织直接代表农民参与政策制订、替农民说话办事,维护农民的利益,他们在政治决策、财政转移支付、国家投资分配、公共服务提供等方面,缺乏自己的代表,也缺乏社会声音。农民问题的核心之一在于如何处理好国家与农民、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我国农村的制度和政策究竟如何变革与调整?这个“革命”应该从规范税收、财政制度开始,继而进行户籍制度、乡镇机构改革等。

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林凌提出,我国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宪法、党章等中,都把农民看为革命的基本力量,但现在农民实际上是弱势群体,理论和实际存在很大差距,必须改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刘守英研究员特别指出,农民作为一个群体,在受到漠视。农村问题切实到了不关注不行的时候了。许多地区留在农村的,要么是老人,要么是无法进城上学的孩子,没有收入,处于绝望状态。农民作为公民,应该享有基本保障。要研究保护农民权益的公共政策。

农业部政策与法规司副司长张宏宇提出,农村的医疗保障是大问题,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问题。改革开放之初,城乡入大学的比例是3:7,但现在是7:3,这里反映出很大的农民权益问题。农村的公共产品提供、公共服务很差。

不能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有些代表认为,现在的城市化、工业化忽视了农民的利益,损害了农民的权益。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张乃剑认为,靠牺牲农民利益推进城市化将是一场灾难。在当前的城市化理论上,出现了西方理论的误导,靠照抄照搬西方城市化的模式,设计一套脱离我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在城市空间上,靠圈地运动剥夺农民生存土地,实现快速扩张。当前城市圈地扩张无论是其规模,还是速度,都是我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根据农业部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统计,从1987—2001年,全国用于非农建设的占用耕地达3394.6万亩,按照规划预测,从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还将超过5450万亩。国家权威部门估算,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靠“剪刀差”让农民付出了约6000亿—8000亿的代价。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低价征用农民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0000亿元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农民面临着既失土地又失业的威胁。现在一般每征用一亩地。就伴随着1.5个农民失地,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失地农民群体已经达到5000多万人左右,而且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现在城市圈地运动正处于加速阶段,我国中部、东部城市建城区范围基本上都扩大了2—3倍以上,小城镇平均扩大1倍以上,西部城市扩张也在日益加速。这中间,还不包括大批新建城市的扩张。他认为,我国提高城市化,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战略总思路上,一定要牢牢确立农业基础地位的指导思想;二是在战术上一定要坚持积极稳妥的方针;三是必须下决心狠杀当前泡沫化倾向城市化风。取消单独设立的农业税制。海南省原省委书记阮崇武认为,我国现在用的还是1958年定的税法,相差了几十年,这个税法要改。农民作为纳税人,尽了义务,但是没有充分地享受到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首先就是要享受到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还要享受到纳税的政治地位和说话的权利。这方面农民是比较弱势的。现在无论是按起征点还是按税率,农民税赋相当高,负担过重。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征收成本太高,也造成了农村的基层干部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现在国家每年给农业方面的补贴拔款有4000多个亿,而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加起来每年也不过是400多个亿,是1/10。4000多个亿农民没有看到,与其拿这400多个亿的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不如把这个税给免了,就直接到了农民的手里。要讲农民权益,要讲公平,首先就应该在这个税赋上做大胆的改革,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取消了,不仅是双赢,而是多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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