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忍之: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作者:王忍之 来源:人民日报 原文时间:1990年02月22日 所属领域:总体改革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党建理论研究班出了个题目,要我谈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今天,我就介绍一点情况,讲一些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发展和泛滥

1979年春天,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次会议,对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起了积极作用。可是党内有些同志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是从右的立场出发,在拨乱反正、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解放思想的旗号下面,走到另一个极端。会议期间,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错误观点。务虚会外,“西单墙”也很热闹,贴出了不少反动大字报。当时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有同志提出,我国不应该过早搞社会主义,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二是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否定毛泽东同志光辉的一生,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晚年有错误,应该纠正。但是,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应该磨灭也无法磨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他的错误和他的功绩比起来就会显得越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就必然会导致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导。三是提出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企图以此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

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出现,就是同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邓小平同志敏锐地看出了问题的实质。1979330日,在务虚会结束时,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邓小平同志这个重要讲话,党内一些从事理论教育、文艺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接受。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讲的那样,他们同党分道扬镳了。他们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四根棍子,并把四项基本原则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对立起来。他们继续坚持错误的立场和观点,并不断以此影响青年。以后的斗争,连绵起伏。

这里,讲几件大事。

1980年初开始,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围绕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有一场大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很多,最集中的是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决议》的草稿有一部分集中论述了毛泽东思想,而有些同志主张把它取消。邓小平同志坚决地否定了这种主张,说一定要写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地准确地论述毛泽东思想,要指出毛泽东思想对当前和今后的指导作用。他指出,这是政治问题,如果不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写毛泽东思想,或者写不好,那么,《决议》就不如不写。

1981年,在文艺界,围绕着《苦恋》发生了一场斗争。

《苦恋》是个剧本,后来拍成电影叫《太阳和人》。这部电影,给人的印象是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不好。文艺领域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歪曲党和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丑化现实的作品。

1983年春天,理论界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本来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论学术问题,是可以研究讨论的。但是,正像邓小平同志讲的,当时有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

在新闻界提出了一个所谓“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有人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说跟着党会犯错误,跟着人民就不会犯错误。以此来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那几年,在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不断冒出一些错误的观点。这些错误观点会导致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同时,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出现了一种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倾向。

鉴子上述情况,198310月,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肃指出,理论界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并提出要反对精神污染,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全会上没有人反对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但是,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正像人们所讲的,反对精神污染进行了28天就停了。不但夭折,而且对反精神污染来了个反攻,说那是搞了一次小“文革”,一些人竭力攻击在反精神污染中积极执行中央方针的同志。这样,精神污染就继续蔓延。

198412月,准备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时,党内个别上层领导人主张,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自由化思潮正在泛滥时,这“两个不提”的实际效果,就是对搞自由化的人的支持和鼓励。这就使自由化进一步泛滥。在这期间,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反对自由化,1985年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讲,1986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讲,但在实际工作中总是贯彻不下去。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活动得很起劲。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却受到压制。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终于引发了1986年底的学潮。

面对这种情况,19861230日,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按理说,这次本应该吸取以前的教训,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认真开展这一斗争。可是刚开始,就受到赵紫阳同志的抵制。他消极应付,找岔子,造借口,设置种种障碍,来限制和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1987513日讲话后,反自由化就搞不下去了。那些因宣扬自由化而受到批评的人纷纷重新上场,他们受到吹捧,受到重用。赵紫阳同志支持、保护这些人,而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自由化的人,则采取很不正派的手段加以排斥和打击。因此这两年自由化思潮更加恶性泛滥开来。

1979年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整整十年中,自由化思潮时起时伏,但总的趋势是愈演愈烈。从提出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反动的观点,到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里,都形成一套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从以理论学术形态的面目出现,到直接地公开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鼓吹全盘西化;从对现实的否定,到否定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到否定我们党近七十年的历史,一直到否定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否定整个中华民族。他们否定历史也是为了否定现实,即否定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表明,那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明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搞自由化的人,终于走到了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卖国主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还从散布言论、发表文章到付诸行动,从搞学潮、搞动乱直至搞反革命暴乱。

在结束对情况的简单介绍的时候,我想摘引美国纽约《中报》今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论述。它的主要观点是:

中国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谩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辞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查一查那几个前几年被捧上了天的所谓“理论名人”的身世,哪一个不是这样走上仕途的?在中国,庄严的“科学”实际上成了垃圾堆。它没有美化社会,却在污染着社会。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的现实,特别是由它可能引发的灾难,邓小平不是看不到的。所以他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是没有执行邓小平的意见。于是,这种否定派的意识形态,完全的合法化了;它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流进了大学,成为众多的大学生和教师崇拜的哲学。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对立了,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和中国的政治目标是对立的。这些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较之其传统的理论学说,形式上更加活跃,内容上更加新奇。从而,在经济、哲学、文学,以至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随时都可能长生暴乱的根源。本来1987年,北京上海、合肥、西安,已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学潮,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没有从意识形态方面解决问题。致使事情愈演愈烈,终于发生了这次天安门事件。

《中报》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意识形态领域的惨痛教训》。我所以引用它的话,是觉得它的描述比较近似于实际状况。

二、几条主要的教训和结论

第一,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不仅是思想理论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颠覆还是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初是作为一种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搞自由化的人,先是制造和贩卖种种错误的、反动的观点,逐步蚕食和把持理论、文艺、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的许多阵地。通过这些阵地,传播自由化观点,攻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诋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理论搞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这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表现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思想理论的斗争。

但是,斗争并没有停留或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此同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通过无形的或有形的,不固定的或相对固定的形式,团聚、集结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如通过某些座谈会、讨论会、沙龙和某些学会、协会组织,等等。其中座谈会、讨论会好像不固定,实际上却相当固定,开起会来老是那些人。这些逐步聚集起来的政治势力,实际上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集团。用他们自己的话,叫作“压力集团”。方励之就讲,要联合起来,形成集体力量,知识分子应该组成“压力集团”。这些人就是后来的动乱“精英”!他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互相呼应,一致行动。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活动,他们还要进入政界,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进入党政机关,特别是寻求党内高层人士作他们的保护伞,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在这方面是很有心计的,也不是没有效果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经形成为政治势力,就同我们展开或明或暗,从隐蔽到公开的政治斗争。从他们自己沙龙里的讨论,到公开征集要求释放魏京生等人的签名;从在青年学生中鼓动、演讲,到煽动、策划这次罢课、游行、示威、静坐、绝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都是在同我们进行政治斗争。而这种政治斗争集中到一点,是政权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6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所说:“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今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表明,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我们进行斗争的目的,是要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完全附庸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讲,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会激化。这个论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十二大报告里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十三大报告里也写上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这样的话。可是,这几年对阶级斗争问题,人们不敢讲,不能讲。还有些人是反对讲。所以,阶级斗争在我们国家“长期存在”,到底表现在哪里,在什么条件下可能激化,会激化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的阐述。对此人们并不清楚,许多人的头脑里甚至没有这个观念。现在该清楚了。在我国,阶级斗争确实存在。这种存在,这种斗争,不仅表现为同敌特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表现得相当尖锐。说同敌特、反革命破坏分子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人们容易接受。但是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人们往往看不清楚,不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观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应当指出,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而且还会发展到政治领域,成为政治斗争。尽管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但同历来的阶级斗争一样,斗争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仍然是政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现在并未过时。这一点,在这次动乱、暴乱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进行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力量支持他们,作为他们的基础?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就他们自己来说,观点是明白的。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中产阶级”。历史上,“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个意思。欧洲封建社会解体的时候,有贵族、有平民,两者中间有一个中等社会等级,叫作“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通用的,他们有时用MIDDLECLASS,有时用BOURGEOISIE。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也用了中产阶级这个词。他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叫作中产阶级,用以区别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讲中产阶级,就是指资产阶级。那么,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说的“中产阶级”是指什么呢?这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话中看出来。温元凯说:“我最近有兴趣推动成立‘中国私营企业家联合会’。应该有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应让‘私营企业家’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位学者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我倒希望能看到重新出现几百万个‘资本家’(企业家),台湾的民主改革难以逆转就在于有几十万个资本家这样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基础。”刘宾雁说:“有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在兴起,这股力量就是中产阶级,他们是个人企业家,有些是集体企业的经理。这些人手里有很多钱,他们‘财大气粗’,经济有了力量,政治上也有了力量。有些人不满足于只是多赚几个钱,而且要求参政,表达意见,寻求政治代理人”。万润南跑到国外以后说:“民主是很花钱的,天安门广场每天要花五万元,支持广场学生的就是国内的个体户和像‘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说明私营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他还说:“从中国中产阶级尚未形成这一点看,这次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目前像‘四通’这样的民营经济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力量还小,但不能等到中产阶级形成了再从事民运。”(“四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万润南把它说成是“民营经济”,表明他要使“四通”成为他个人把持的经济阵地)万润南的话说来说去就是,所以能搞这次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因为有中产阶级的支持;而所以失败,是因为中产阶级还没形成,还不够强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在中国形成强大的中产阶级。

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十年来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方针,一是要鼓励它们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发展;二是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既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我们党的这个方针是十分明确的,是不会改变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对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只要政策对头,限制在一定的范围,管理和引导得法,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起有益的补充作用,就不见得会成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希望的经济基础。在这次动乱、暴乱中,绝大多数合法经营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是稳定的,对动乱、暴乱抱反对态度。但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在呼唤“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

总之,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十年来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看待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样才能看清斗争的深刻性、严重性和危险性,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过去一个时期里,曾经把本来不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事情看成是阶级斗争,那是错误的;最近几年,对明明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事情,不如实地看作是阶级斗争,丧失警惕,带来了恶果,教训也是沉痛的。

第二,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从这些年的事实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自由化的人,没有一个不打着改革的旗帜,没有一个不把自己叫作改革派,也没有一个不把反对自由化的人叫作保守派。打着改革的旗帜,就可以欺骗群众,迷惑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还可以束缚那些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的同志的手脚。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复杂性。这也是这些年来自由化思潮得不到有效抵制和反对,能够掀起那么大风波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指出要改革那些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对我们适用的管理方法,利用国外的人才、资金和一切有益的文化。抱着保守的观点,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是错误的。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增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力量。同时我们党也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为基础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给社会主义增添新的活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开放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取他国之长,为我所用,决不是为“西”所化。这是我们党对于改革开放的主张和思路。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要的是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呢?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赵紫阳同志周围的智囊们是有改革的纲领和最终目标的,但是,在前几年里,他们没有公开地把它提出来。他们的策略是,既然提出来肯定通不过,肯定要遭到反对,那就一步一步来,先给你吃一副药,吃了这副药你就势必要吃他第二副、第三副药,一步步地把你拖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到了这两年就不一样了,就“图穷匕首见”,说得越来越明白了。

赵紫阳同志周围的智囊们和其他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如陈一谘、严家其、万润南、苏绍智、苏晓康等,他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他们认为,经济上出现种种困难是由于没有完全市场化,要完全市场化就必须改变所有制,就要私有化。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实行私有化的方案,这在《世界经济导报》上表现得最清楚。有的主张把国有财产分割成股份卖给个人,化为私有;有的主张国家贷款给私人,让他们购买国营企业;有的主张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加紧输血,促使它们迅速壮大,直到足以吞噬国营经济。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实行多党制,搞“三权分立”,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打倒共产党的“独裁”。这也有一整套的说法,什么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应该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什么共产党应该取消政治局,不要在政府之上还有一个政府;什么共产党只应管党务,所谓

“党理党务,党筹党费,党正党风,党容党派”。搞自由化的人策动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里取消。总之,他们的改革纲领就是一句话,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改革”的实质。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指明和强调这一点,意义很大,既揭穿了搞自由化的人的手法和实质,也放开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手脚。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理直气壮地与自由化作斗争了,也可以更加自觉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了。

经济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基本方针和基本国策。是不是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看是不是反对自由化。这是一个标准,一块试金石。赵紫阳同志有个诡辩,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自由化是“同义反复”,所以讲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行了,不要提反对自由化。在已经有了那样一股强大的自由化思潮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取消反自由化的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成了空话。有的人不反自由化,虽然口头上也讲几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不过是一种空话、套话,是一种“穿靴戴帽”。同样地,是不是真正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也要看是不是反对自由化。这也是一个标准,一块试金石。现在世界上许多人都在讲改革,而且西方反动势力也大讲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这就更加提醒我们,不能认为只要讲改革就是好的,必须看一看所讲的改革是什么性质的改革,朝着什么方向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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