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方面
作者:迟福林 来源:政治体制改革基本问题探讨 原文时间:1986年01月01日 所属领域:民主政治 浏览次数:[简洁模式]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种有效形式。弄清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确切含义,对于了解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目标和意义,掌握组织社会协商对话的原则和方法,对于各级党政部门和其它社会组织搞好这项工作,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一、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确切含义

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指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与群众之间,党政领导部门与各社会群众组织之间以及各部门群众之间,依照民主与平等的原则,对国家、地方和基层的重大事情进行直接的对话讨论和平等协商,并通过立法等程序使这种社会协商对话形成制度。在探索和形成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过程中,在对社会协商对话制度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上,产生一些歧义和误解是难免的。我们认为,掌握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概念的以下要点,有助于了解它的确切含义,消除对它的误解和滥用。

1.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双方的规定性。社会协商对话必须以党政部门领导为一方,群众为另一方展开;或者以一部分群众为一方,另一部分群众为另一方展开。这种社会协商对话双方对象的规定性,是由建立协商对话制度的目的性决定的。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重大情况和问题,要让人民群众知道、经人民群众讨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指导和执行对各种重大问题的处理,也只有在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严格接受群众监督的条件下,才能最大限度地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我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在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又确实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具体利益的差别甚至冲突,需要进行妥善的协调。但是,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现有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群众信访来访等形式,还不足以完全沟通领导与群众之间,这部分与那部分群众之间在重大问题上的意见。出现了各级领导和领导机关的活动、意图和面临的困难,群众往往不大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呼声往往不能顺畅地反映上来,有建议没有地方提,有委屈没有地方说,这部分和那部分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意见分歧,往往无法沟通,无法相互理解和协调。为了解决这种“梗阻”现象,党的十三大在总结近年来我国出现的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社会对话方式的基础上,在吸收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开展社会民主协商对话活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我国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要求。因此,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为实现党政领导与群众之间、各部分群众之间及时、准确、顺畅地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彼此沟通,互相理解,为正确处理和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各种不同社会利益和矛盾创造条件。所以,社会协商对话双方必须是党政领导和群众或这部分群众与那部分群众。社会协商对话对象的规定性是为这一目的性服务的。有的同志把党内会议上的建议、倡议、交换意见,把行政机关上下级之间的协商等都称作社会协商对话,这显然是对社会协商对话概念的误解。其误解之一是,没有弄清社会协商对话的特定范围是“社会”,不是党内,也不是行政机关之内的协商对话;其误解之二是,没有弄清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目的在于沟通党政领导与群众之间、各部分群众之间对于重大问题认识,协调不同的社会利益。党内的意见沟通形式,由党的组织制度和党员的权利义务所规定,通过这些形式,党内可以及时、顺畅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如果说目前党内的意见沟通还有什么“梗阻”的话,那么主要还是要落实和完善党员权利义务和党的组织制度。当然党内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也有个改革和调整的问题,但这同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是两回事。各级行政机关是国家各级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按照宪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全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据此,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是各级行政机关固有的职责,下级服从上级、地方人民政府服从国务院是行政机关之间关系的固有原则,就各级行政机关自身来说,它们并没有各自独立的利益,因此行政机关之间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关系的。

2.关于社会协商对话民主平等原则的规定性。参加社会协商对话的双方不管是各级领导与群众,还是这部分群众与那部分群众,都必须依照民主和平等的原则,就国家、地方和基层单位的大事进行讨论、协商。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民主平等原则的规定性,是由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性质决定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也是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一条重要途径。全体人民具有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平等权利,社会协商对话必须是平等的,不仅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必须是平等的,而且参加对话的各部门群众之间也必须是平等的。只有这样才能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增进理解,造成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社会协商对话必须是民主的,这是对话不同于“训话”的根本之点。过去思想政治工作疏导往往采取领导讲、群众听,甚至领导“训”、群众听,不仅形式是单向的,而且作风上不民主。社会协商对话则不同,有问有答,你来我往,双向交流,可以互相倾听和思考对方意见,双方追求的不是谁胜谁负,而是真理和理解,这就充分体现了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协商对话与“训话”及“文革”中的“大辩论”区别开来。

3.关于社会协商对话课题的规定性。社会协商对话主要是以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为课题,展开民主协商对话的,这是由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重点决定的。为了避免使社会协商对话活动过于频繁和琐碎,必须对社会协商对话的课题做出有重点的限制。其中包括必须让人民知道国内发生的一切重大情况,以及必须经人民讨论的重大问题,如: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策问题;涉及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重要决定;党和国家有关国家、社会生活重大政策的调整,等等。

4.关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法律保障。使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是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它应具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这种法律保障体现在:其一,通过法定程序,制定相应的办法和法规,明确规定社会协商对话的内容。如明确哪些重大情况,必须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让人民群众知道;哪些重大决策,必须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让人民群众参加讨论;哪些问题,必须在什么范围,什么层次上征得群众同意后,才能做出决定,等等。其二,以法律法令和规定的形式,建立和保障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协商对话渠道。如明确规定和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全国人民、地方党政领导人与本地区人民群众、各基层单位领导与本单位职工之间的协商对话渠道;无论是现有的,还是新开辟的社会协商对话渠道,都要加强和健全其法律地位;新闻舆论工具增强对政务、党务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要通过宣传与新闻立法给予法律的保障。只有这样,社会协商对话才能从自发到自觉,从零星分散的活动到形成制度并且成为我国新的政治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二、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根本着眼点

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根本着眼点,在于正确处理和协商各种不同的社会利益和矛盾,妥善解决这一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重大课题。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结构,是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现实基础。这一利益结构,呈现出全体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人民中的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社会利益群体的局部利益不尽相同的格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由于实行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原则,全体人民就具有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一致的、共同的根本利益。同时,由于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和公有制是水平都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工人和农民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及获得收入的方式和多寡,都具有一定的差别。因此,工人和农民仍然是两个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完全相同的具体利益。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内部,又都各自存在着由于劳动社会职能不同、在生产劳动组织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劳动方式不同、劳动收入不同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劳动群体即阶层。以工人阶级为例,其内部至少存在着物质生产劳动者、精神生产劳动者、劳务性服务劳动者和领导管理劳动者四个阶层。虽然共同的阶级地位使工人、农民阶级中各阶层人员在根本利益上相一致,但由于劳动职能、劳动方式、以及劳动分工中的地位作用不同,各阶层在具体利益方面又存在着差别,有时甚至发生矛盾。在我国就曾经发生过由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而引起部分产业工人不满的事例,发出“老九(知识分子)升天,老大(产业工人)靠边”的牢骚怪话。类似的事件在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发生。东欧一些国家近年来发生的以物价、工资等为导火线的重大政治事件,集中反映了工人阶级内部领导管理者阶层与被领导管理者阶层在具体利益上的矛盾冲突。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各阶级、阶层在根本利益上一致、在具体、局部利益上差别的利益结构,要求我们在进一步完善劳动分配制度并建立经济协调机制的同时,建立和健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思想沟通和政治协调机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人民和我们党一直寻找和探索。要建立和健全一种树立于我国现实的利益结构基础之上的,能够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群众之间广泛对话、增进理解、寻找共同的利益结合点和共同参与政治决策的政治制度,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就是终于找到的这样一种制度。

近年来我国社会出现的利益群体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使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具有更大的必要性和更多的内容。如果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只承认建立在两种公有制和一种按劳分配形式基础上的利益差别的话,那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种利益格局有了重大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产业和社会结构出现了重组,所有制形式、分配形式和利益格局都出现了由单一化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我们打破了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越大越公越好的陈旧观点,坚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鼓励城乡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并将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商独资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在分配形式上,我们实行了以按劳分配方式和个体劳动所得以外,购买债券凭债权取得利息、股份经济产生的股份分红、企业承包经营者获得风险补偿、私营企业的部分非劳动收入,只要合法就是允许的。与这些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政策措施的实行相适应,我国社会产生的利益群众向多样化发展。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一批在所有制成份、经济实力、社会网络、人员素质、目标设定、实现目标的途径与手段等诸方面都呈现出差别性和多样性的多元利益群体正在形成和生长。比如,农村出现了一大批从事农、工、商、建筑等行业的专业户和有雇工的私人企业家;城市出现了合作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据198711月统计:全国个体工商户已达到1300万户,个体劳动者已逾2000万人);随着国家和集体工矿企业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大批经营者和企业家涌现出来。这些多样化的利益群众虽然尚属雏型,但它们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虽然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它们的评价还褒贬不一,但它们自己已经在为维护本利益群体的利益而奋斗,地方性乃至全国性的“个体劳动者协会”、“企业家俱乐部”等组织的成立,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同时,在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环境巨变中,原有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和利益群众的利益关系也在不断调整之中。比如,从1978年到1985年的统计资料看,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近2倍,职工的收入只增长了1.4倍,工农之间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2.41缩小到1985年的1.9:1;与此相反,工农各阶级内部不同劳动群众的收入差别却有扩大的趋势,1978年到1985年工资最高的建筑部门工人平均工资增长92%,而收入最低的农、林、水、气象等部门工人平均工资只增长了69%,二者收入差距由1978年的1.5:1,扩大为1985年的1.731。如何解决和协调好这种利益群众之间的利益差别和矛盾,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崭新的重大课题。我们对于这些利益群众之间的利益协调,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既要有利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又要有利于在效率提高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将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顺利发展,反之,将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就有了更大的必要性和更多的内容。建立了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就可以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群体,通过各种协会等利益代表组织和代表人物,采取社会协商对话的形式,在有关本阶级、阶层、利益群体的切身利益问题上,发表意见、参与决策、并监督执行,以使各方利益在不妨碍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有效合理地实现。

当前改革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转换时期,必然产生更多的利益矛盾、冲突与磨擦,增强了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的紧迫性。新旧体制并存,使社会上分别受新、旧体制制约的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之间,并非由于主观努力不同而产生的收入差距拉大,使收入低的行业和部门利益受损并产生不公正待遇感。新旧两种体制并存,还产生了经济行为规范的紊乱,有的企业和商品经营者感到无所适从,有的企业和个人则乘经济规范不健全之机,大发不义之财。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群体,对改革总的期望是,“改革就应该使我们能较快地提高收入”,但由于此时企业还需要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所以各企业之间在工资、奖金、福利等方面还难免会盲目攀比,引起工资奖金与物价的轮番上涨,使改革带来的好处,被物价上涨所冲淡。这就必然导致人们对改革的评价降低和对改革领导者的不满。对于新旧体制转换时期,诸如此类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如果不能及时协调解决,任其积聚,一旦超过临界点,就会大爆发,引起重大社会震荡,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阻碍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各国在改革过程中,有过不少这样沉痛的教训,足以我们引以为戒。为此,党的十大三把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作为一个紧迫的任务提出来。通过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使党和国家机关能够及时地向全体人民通报改革的进程,在改革的政策和方向上向群众交底和解释;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群众能够准确通畅地向领导机关和相互之间传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为国家机关的决策提供依据。为相互理解提供前提,缓解和消除新旧经济体制交替和转换过程中产生的矛盾与磨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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