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信息库欢迎您!
首页 口述改革历史 口述人物

口述改革历史 | 陈锦华:我与博鳌亚洲论坛缘起的几个故事

2021-04-16 15:28 今日海南

微信图片_20210416152606

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现场。王军 摄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

文 | 陈锦华

我跟博鳌亚洲论坛的缘起主要有这么几个故事。

1997年,蒋晓松找到我,说他们想在海南搞一个亚洲论坛,希望我能参与一下。我与他不熟,但与他的父母在上海就认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事,但当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就对他说,这事不是我能做主和决定的,要中央来定才行。如果中央决定我来负责办论坛,我当然可以承担起来。这是蒋晓松第一次找我,也是第一次跟我提出要办论坛,但由于我对他的提议没有任何了解,也不好表态,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次接触筹办论坛这事,是在两年后了。1999年10月,当时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答应参与筹办这个论坛,但后来退出了。蒋晓松后来又拉上了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和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到海南,推动他们两人出面搞论坛,当时还叫亚洲论坛,不叫博鳌论坛。拉莫斯和霍克都赞成办这么一个论坛,而且海南省也有意愿承办,于是他们商量好到北京要见中国政府领导人。

后来海南省的同志向我讲述了会见情况。当时接见他们的是胡锦涛同志,因为拉莫斯和霍克都是政府前首脑,胡锦涛同志就表态说中国政府支持筹办亚洲论坛,并且讲中国的外交政策支持区域间合作,有这样的一个论坛来推动区域合作也符合中国外交方向。

当时拉莫斯和霍克说:“既然中国政府支持这个事,就请你们派一名副总理一级的干部参加。”胡锦涛回应说:“既然论坛是亚洲层面的,中国政府需要征求亚洲各国的意见。”后来外交部向亚洲26个国家征求意见,很快得到反馈均表示赞成。于是中央就定了要一个副总理级别的干部来参与论坛的筹备。当时有三位人选,我是其中之一。

2001年1月,我到三亚参加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一个会议。当时时任海南省省长汪啸风在海口邀请我去博鳌看一看。我想他邀请我也不好拒绝,就去看看,但我没想到当时他们已经在打我的主意了。

从三亚回海口的路上,我在博鳌住了一晚。没想到当天晚上外交部、海南省和博鳌论坛筹备单位就开了个汇报会,还让候任的论坛秘书长马来西亚人辛格一起参加。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里想:我刚到这只是来看看,怎么就跟我汇报上了?

汇报会后又塞给我一大摞材料,说让我看看材料。一晚上我没休息就把所有材料看了,才发现原来这是为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准备的一套文件!我心里想:难怪又搞汇报会,又让辛格给我介绍哪里值得看,他们究竟“葫芦里卖什么药”啊?

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叫来了海南省计划厅厅长刘琦、我的秘书陈建安、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傅莹、海南省外办主任陈辞。我说:“昨天晚上你们又搞汇报会,又让我看材料,你们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也搞不清你们的意图。我看你们要筹备这论坛,需要中方有一个代表参加。你们是让我作为中方代表参加论坛呢?还是论坛上有什么事需要我来负责办?”我跟他们说:“我要弄清楚我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啊,你们回去请示,然后给我答复,不然我心里没数啊。”他们几个人都说回去请示一下,结果后来石沉大海,没有下文了。

转眼到了2001年2月,春节前我看到了一份海南省向国务院就成立博鳌亚洲论坛的请示报告,上面写着建议中方负责人是陈锦华。这份报告中央领导都批示了,圈了一圈把文件给我了。我心里想:你们都弄好了也没征求我的意见。我就是这样子被他们一步一步牵着鼻子走进来的。

春节前我才看请示文件,春节后筹办的事就定下来了。大概过了个把月,博鳌亚洲论坛的成立大会就在海南召开了。说实话,文件我看到了,但究竟怎么办论坛,我心里没数,也没人跟我说。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毅跟我说:“明天成立大会,今天中国代表团要先开一个成立会,今后中方参加论坛的首席代表就是你。”

我是成立大会头一天赶到的。到的当天晚上,通知我说江泽民同志要找我谈话。我原来以为成立大会头一天开会江泽民同志要找我谈话,他是不是要面授机宜啊?结果没有,一个字都没讲。所以后来外交部政策规划司采访我,我说:“说真的,我在博鳌亚洲论坛扮演的角色、承担的任务、要做的事情,完全凭我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理解,对外活动的这个宗旨的理解,中间没有任何人向我作出任何指示。”这就是我与博鳌亚洲论坛的缘分了。

图片

微信图片_20210416152613

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前,工作人员对主会场进行调试。王军摄

接下来讲讲博鳌亚洲论坛发展过程中碰到的几个难处理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第一年的年会会务接待工作。2002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首届年会举行。在年会召开前,我正在广东开会,准备会后即去博鳌。我在主席台上和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坐在一起。电话不断从海南打来,催我马上去博鳌,说有急事等我去决定。李长春问我是什么急事,我笑说是海南发来的“十二道金牌”。由此可以想象第一届年会召开前的手忙脚乱的状况。由于到会的人员数量大大超过预期,当时的接待能力不足1000人,邀请到会的则有1800-2000人,加上工作人员共计3000多人,硬件设施根本不能满足需要,加上会务组织工作混乱,引起了到会人员的不满,其中以香港代表反应最为强烈,对会务接待工作提了不少意见。

会议主题、主旨演讲,特别是朱镕基总理的演讲,以及各个专题报告、发言都很好,得到会内会外的广泛称赞,认为有针对性,有较高的水平。朱镕基总理曾为接待工作的安排不当向与会人员表示歉意,并说明年的会议一定会比今年好。因为超过了接待能力,本来答应大家住五星级酒店,现在住三星,三星不行住一星。秘书处当时对接待能力考虑不足,大家反映非常不好。后来怎么办?就是赶紧把东屿岛建起来,那时候东屿岛没有酒店,没有会场,要抓紧把接待这事搞上去。

第二件事情,是第二次年会前要修改论坛章程的事。第二次年会前,论坛秘书长张祥把年会的章程做了修改,并发到会员单位征求意见,会员单位普遍表示认可。拉莫斯和霍克两人也认可修改后的章程。张祥就把修改后的章程准备提交为正式成立大会的文件,也按照议程发给代表。但没想到第二天要开会了,拉莫斯和霍克在会前不同意这个章程了,说要修改,还要用一个月时间来修改再提交给会员大会讨论。

我就去找拉莫斯谈。我说:“关于章程事先都征求过你们的意见了,大家都同意了,所以才准备提交这个会员大会讨论通过。你现在要另外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修改章程,章程修改不完,成立大会就不能开,就不能选举产生理事会。但这个日程我们已经发给全体到会成员和媒体了,而且今天下午我们总理就要会见理事会的成员,你们现在打乱了计划让我怎么办?现在突然不能开会员大会,不能产生理事会,让媒体传出去算怎么回事啊。”我跟拉莫斯强调:“论坛章程的修改是你论坛内部的事,我们不管,但是我作为东道主,这个会一定要按时开,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交代。”之后拉莫斯就说:“按照你的意思办。”我说:“那好,请你负责给霍克先生讲,我们得按时开成立大会,按时选理事。”

第三件事情就是博鳌亚洲论坛的硬件大家感觉要赶紧搞上去。前三次论坛我们就在帐篷里开会,但第四次开会不能还在那里开了。所以要抓紧东屿岛的开发。

东屿岛原来是个荒岛,有几十户人家,起初是原来的渔民,后来有的搬了,还有几户没有搬。当时为开发东屿岛专门搞了个委员会研究规划,研究规划完了以后关键是要赶紧启动。当时海南省委书记杜青林参加规划会,我跟他讲,当务之急必须把规划定下来。规划不定下来,开发商不能进来,政府又没有钱搞这些东西,硬件建设都停在那里。我说:“杜书记请你过问一下这个事情,让啸风赶紧把这个事情定下来。”会后,就定下来东屿岛要滚动开发。

到了2004年,胡锦涛同志参加了当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会议中他找我和龙永图谈话。胡锦涛很关心博鳌亚洲论坛,他问我,博鳌亚洲论坛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出面做工作。我说:“没有什么事情麻烦您了,您这么重视本身就是很好的事。”

见面后我跟龙永图说:“我是不是不要管这件事了(博鳌亚洲论坛)?”他说:“我看你管得挺好的,你管下去算了。”我说:“我主要是年纪大了,特别是我耳朵不好,这种场合耳朵不好会耽误事。要是耳朵好,我肯定不是偷懒的人。”龙永图问我:“那谁来搞这个事情比较好?”我说:“当年不是说过要派一个副总理级别的干部吗?博鳌亚洲论坛主要是经济社会活动,国务院退下来管经济的副总理是曾培炎。”于是龙永图就回北京拜会了曾培炎,向他转达我的意见,请他来主持博鳌论坛的工作。后来曾培炎到我家里来,我们两个商量怎么交接这个事情。

这就是博鳌亚洲论坛成立过程中我亲历的几件事情。到了博鳌亚洲论坛10周年的时候胡锦涛同志当着大家面讲:“博鳌亚洲论坛成立10年,锦华同志你管了8年,功不可没。”我说:“主要靠大家、靠中央领导,我只是对筹办博鳌亚洲论坛尽心尽力,尽量不误事。”

微信图片_20210416152617

鸟瞰博鳌亚洲论坛会址,美丽风光尽收眼底。张茂 摄

【作者系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博鳌亚洲论坛成立大会主席、中方首席代表;本文转载自迟福林主编的《口述改革历史》】

首页
相关
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