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江南：普世价值实践的成本与条件

2013年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并最终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拉开了新一轮改革的大幕。一年来公众能感到经济发展思想和发展模式有所调整，反腐败成果有目共睹。在三中全会将近周年之际，凤凰网特邀张木生、黄江南、焦洪昌和王雍君等，以反腐、民主、法治和财政等热点话题为中心，回顾一年来的改革，探讨下一步改革的难点和重点。

黄江南认为台湾的民主是失败的，已经阻碍了台湾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导致台湾没有前途。他还从成本的角度理解普世价值，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人不得不让渡自己的普世价值，中国当前推行民主代价也会很高。以下是黄江南先生在大学问沙龙的发言实录。

主持人：黄江南先生现任梧桐树资本高级合伙人，董事局主席。他从政特别早，在30出头的年纪就有机会把他经济学知识和改革想法应用于实践，因为某些原因一度离开历史舞台的中央，将近30年之后又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经济舞台，用他的一些经济学的积累、一些思考，继续影响着中国的改革。

今天请黄江南先生讲他是如何看待普世价值的。话题源起是这样的，在2014年9月中旬的“新莫干山会”上，一些专家就中国要不要去美国化？去美国化之后中国要走什么路的问题展开争论。中国能不能不坚持普世价值，走自己的道路？在这样的争论中，黄江南先生提出这个话题台湾可以提供参照。当时黄先生没有很充分的发言机会，但相信今天经过准备会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欢迎黄先生。

黄江南：朋友们好！

我是研究经济学的，今天为什么讲这样一个题目呢？因为我感觉现在有一些讲普世价值观的人，把普世价值观从科学变成了一种宗教。为了达到宗教的目的，他们认为可以不计成本的，无条件的去实践普世价值观，我觉得这个就偏离了科学，因此就想讲几句。

普世价值在一定条件下可被让渡

首先，普世价值观是不是一个终极目标？

在我看来，普世价值观是人民生活的一种福祉。拥有自由，平等，民主，是生活状态的一种福祉，但是它并不是全部福祉。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福祉中，有比普世价值观更普世的东西。比如说财富、生活条件。在各种福祉之间如果出现相互矛盾的情况，就要找到平衡。既然要找平衡，它就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绝对的。

试想，一个人一天24个小时，8小时睡觉，8小时工作，8小时自由时间。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的普世价值观能不能实现？现在看来是不能实现的。工作的时候，你能跟老板讲自由、讲平等吗？

你说：“老板，咱俩是平等的，我说什么和你说什么是一样的”——大概你也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

至于自由——我今天想上班，我明天不想上班了——其实我没有这个自由。所以，在你八小时之内，你是让渡了自己所谓普世价值观所涵盖的自由、平等、民主。为什么？为了取得财富。因为你不上班，你就没有生存立命的根本。为什么上班的时候我们就不讲普世价值观了呢？因为如果企业按照普世价值观进行治理，可能就要破产，就不能生产财富。普世价值观在这个范围内是不能实行的。因此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时间，醒着的二分之一，普世价值观是不适用的。因此普世价值观说到底也是一种生存状态，它不是一个绝对化的的目标。是可以被让渡的，也是需要平衡的。

第二，普世价值观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够实现？这也不是没有条件的。我稍微做了一些研究，我认为在三种情况下这个普世价值观是实现不了的。第一种情况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宗教矛盾不可调和时，普世价值不能实现。譬如这个教派上来就一定要压迫另一个教派，另一个教派上来就不给这个教派生存空间——他们没有调节的余地。如果没有调节余地，普世价值观的一些方面就没法实行。比如今天的伊拉克，他们没法调和也不愿意调和。这种情况下如果实行了民主，你选了哪一派都是欺压另一派的力量。民主的选举只是说，让多数的派去奴役少数派，并不能解决自由问题，也不能解决平等问题。在这个状态下，民主和平等是矛盾的，因为被选出来的多数不愿意给少数平等。选举就是谁多数谁就上台，谁就执政，我不愿意给少数派平等，那么普世价值观就没法实行了。如果说原来它是专制的，那么原来的专制和现在的选举比较起来，专制像一个偏心的家长。譬如，他来自于逊尼派，那很多政策偏于逊尼派。那么现在的情况呢？这个偏心的家长没了，就变成兄弟俩人看谁力量大。哥的力量大，就把弟弟脑袋砍了——还是达不到一个和谐稳定的状态，不是一个幸福协调的社会。最后，它又走到集权。也就是说，这样的条件下，一些普世价值不是不好，而是它不能实行。

第二是民族矛盾不能解决。这就是今天的乌克兰。这个民族上台不给那个民族生存空间，乌克兰执政了，甚至提出来俄罗斯语言都不能在学校里面教。这是平等吗？它是民主选举的结果，但是它带来的是不平等。两个民族之间如果没有达成共识，没有达成和谐的妥协，没有彼此给对方留出生存空间，选举的结果又是多数派压迫少数派，少数派就要反抗，就变成混乱。

第三种是经济上不可调和。我们就说今天的泰国。假若我作为中上阶级，因为人数少被选下来了，我就不服气，我觉得中下阶级对我不公平，我就要闹事、要推翻制度，推翻规矩。由此社会又出现了混乱。凡是出现混乱的结果是什么？最终又导致了集权的政治结果。埃及又重新集权了，专制了；泰国最后又把军队请出来当领导了；我相信乌克兰到最后还是一个强人政治的结局。

不计成本的实践普世价值是祸国殃民

这就是说，当这个社会还不具备自由选举条件的时候，强行自由选举，它的结果就是社会混乱。由此，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普世价值观是一个好东西，但是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实行？成本是什么？这个成本社会能不能承担，愿不愿意承担？途径是什么？最后结果是什么？那么作为一个国家的政治决策或者重大决策，我认为它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是可行性。说了半天都是书本上的，根本实行不了，说了也白说。

第二，可预见性。做出重大政策后，国家今后是什么状态我大致能够知道。

第三，可控性。就是后果是我掌握之中。

有人认为我们现在推进普世价值观的步伐太慢。我认为现在的国家领导也希望搞普世价值观，我们习大大提出了20字的普世价值观，比一般的普世价值观——什么自由平等——还多了好多字呢，诸如和谐什么的都是很好的东西。

但是怎么走呢？它有一个过程。

为什么要有一个过程呢，因为如果我看不准，那么宁可要慢慢来。要看准了再走。

为什么？可掌控性。

特别是大国，乌克兰闹一闹还可以，中国闹成乌克兰这样，世界上还能安定吗？这对人类就是灾难。乌克兰就是不可控的，也没有看准未来是什么，就匆匆忙忙做了一件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

我们中国应该那样做吗？不计条件、不计成本，说明天就实行普世价值观的人，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祸国殃民。因为它的结果可能是社会动荡，社会混乱，社会血腥。我们不是说普世价值观不好，不应该争取，但是争取任何好的东西，从经济学来说是有成本的，是有代价的，是要评估的。

另外，我们谈谈设计。设计中国的普世价值观和未来的自由、平等、民主这些发展，要有预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看看周围的国家，走在我们前面的，比如说民主制度比我们民主程度更深，哪些国家走得比较好？走的比较稳定？哪些国家走的比较糟，翻车，死人，血腥，我们就要总结经验教训。

那么首先我们要总结大中华文化圈的。先看谁？台湾、香港、新加坡。我们文化同种，特别是跟台湾。

台湾的教训：政党的异化与政权的低效

我认为从历史上看，共产党做过的事情国民党都做过，国民党做过的事情共产党也都做过——互相学习。土改——共产党先搞，国民党跟着搞。我相信两个同种的文化，台湾走得通，大陆一定能够走得通，台湾要犯的错误大陆一定会重新犯——要按照他的方法走就一定会犯。台湾在民主制度走到了大陆的前面，但是今天台湾的民主制度也有一些问题。民主现在难道不是普世价值观吗？习大大都说了不是那两个词，必须实行两党制，轮流执政才是真正的民主。现在西方多党制的典型是两党制，不管怎么说，多党制，是两三个最大的党。那么两党制根据的是什么？西方基本的根据是，一党是保守的代表，代表中上阶级的人；一方是所谓的民主的代表，或者称为民主党。一个代表中上利益的党派、一个代表中下利益的党派，他们不断的轮流执政。他们是这样形成一个稳定的党派基础，形成的自己的党派势力和党派的基本群众。

把西方的制度挪到东方来，但是基础没有挪过来。为什么没有挪基础？他们这个制度哪儿来的？是从台湾本省人反抗国民党的专制来的。

反抗国民党最多的力量是什么？是本地人。国民党去了压迫本地人，本地人就反抗。他们的反抗是政治上的反抗，是从反独裁开始的。然后蒋经国先生开党禁了，我不独裁了。那原来的国民党政党的标志是什么？你不能说我的政党和大家都一样，那你叫什么政党？

譬如，民进党起家是反专制起家的。但是一旦我说，我不专制了，现在我已经不是专制社会了，那你这个标识就没有了。那你的政党的根基是什么？

没有。于是就异化。异化成什么？

异化为反外省人，因为国民党都是外省来的。刚开始专制是外省人统治本省人，是专制式的。从反专制异化为反外省人。民进党之后得了政权了，成为一个国家的父母官了，就不能再搞族群标识了——你是内省我是外省，不然你还怎么当总统？

于是就不能再用这个标识来标识民进党了。于是又异化。因为外省人是大陆来的，就变成了反大陆党。这也就是它为什么是台独党。因为没有了台独，它就没有了这个党的标识。这个党就没有了根本，和国民党没有了区别。

那么，台湾为什么不能形成中上阶级、中下阶级普遍存在的两个阶层的政党标识呢？这是很普遍的，也是很正常的。其实民进党一开始在反国民党的时候，内部有很多是共产党，二二八义士中很多被杀了头是共产党，那个时候他们跟共产党的关系很好，没有反中，甚至不反共。他是逐渐演变，没有自己党的辨识，最后逼着就变成了反中党，是这么一步一步异化的。

它为什么会异化这样，没有异化成代表中下阶级的党呢？因为起初国民党执政，国民党的孩子受到很好的教育，出国留学等；民进党的人当农民，本地人的孩子当农民，但当农民到最后赶上机遇了，很多农民靠卖地发财了，拿了大钱搞工商业。这其中的本土人，有产阶级很多，这些人支持民进党，又不能离开民进党，民进党成为大佬的代表，代表了中上阶级。而国民党，尤其是蒋经国强调要照顾贫苦农民，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中下阶级。

所以这两党不能按照中上中下去区分。既然不能按中下区分就找了前述的政治标识，变成一个政治上的政党，失去了根基。

如果我们是一个多党制，共产党肯定说我是中下阶级，共产党立根就是为了劳苦人民。你要立反对党，你就代表中上阶级。但是今天的中国，如果你宣称我是中上阶级代表，你能成立吗？你能存在吗？好，你存在不了。

那么你再说我找一个政治议题？台湾还有一个反中的政治议题，还有本地人和外地人的议题，大陆人找什么议题？

没有议题没有政党。

假如共产党占60%，那40%代表什么？那要说1%根本就不用挑战了，起码是30%，但30%代表什么？跟另外70%有什么区别？如果都没有区别，这就很难了。

其实台湾还给我们留下两个教训，就是先民主还是先发制的问题。由于台湾没有经过一个酝酿过程，开了党禁民主一下就来了，所以台湾整个社会，特别是在政治上没有规则。台湾现在是社会安定政治混乱，为什么？没有规则。这是一个问题。台湾现在就是政治乱象，但民生很稳定。

第二个就是民主的边界和执政效率的问题。现在台湾是一个执政效率很低的政权。其实台湾学美国没有学会，美国的奥巴马的执政权力一定大过马英九。它的制度导致不过谁上台都不行，马英九上台也不行，陈水扁上台也不行。

所以要做顶层设计。我们来得及做顶层设计。我们民主的方式是什么，形式是什么，一定要设计好。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看台湾，不能像台湾那么设计。谁说话都算数，谁说话都不算数，谁都可以闹。

结果呢？行政效率和行政执行力上的差别造成了今天台湾的落后。台湾原来四小龙之首，现在四小龙跟它根本没法比。跟大陆更加没法比，中国大陆一个中等城市都超过台北，希望各自去过台湾的可以看一看。

而且不但台湾现在已经出现落后的迹象，更重要的是它没有前途。台湾人看不到前途。“我们的未来是什么”——台湾多数人都看不到前途。这个问题就大了。政府不能领导人民，不能够带领人民，不能把人民领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们虽然有雾霾，但是大家都知道，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能把雾霾治好。我们的问题，民众都相信是能够解决的。政府认为我们要努力，我们经过改革就能够治理问题。台湾认为我们没法改，任何改革都会遭到非议，而遭到非议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行动能力。如果一个没有行动这个国家的发展还有未来吗？没有，因此他们就落后了。

新加坡经验：“不轮值的民主”

所以究竟对一党制该怎么看？我觉得如果能够形成多党制的未来，我说的是未来不是现在，现在肯定不行。

现在一提普世价值观，就说应不应该；我不是说应不应该，我是说什么条件，能不能够，在什么条件下发生，要怎么发生的问题。

我的结论就是现在不可能，它发生不了。如果是搞革命发生。我想90%中国人是不接受的，甚至99%的人都不接受。那么这个反过来看新加坡。西方人士、很多的民主派人士、或坚持普世价值观人士都认为，新加坡不是一个民主国家，因为它的政府太详实，经过这么多年还是一党执政。所以新加坡没有民主，新加坡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你反过来想，如果新加坡治理的那么好，人民那么满意，在世界舞台上的竞争力越来越强，他们国家的人民那么满意于是每年都选它，只是因为它没轮番，这个政党执政能力强，新加坡就不是民主国家？民主国家是说这个政党是符合民意的，那它就是民主国家。

新加坡只是一个，它是怎么样长期执政的？新加坡一党执政我也了解过。为了一党执政不下台，初期新加坡执政党确实是上了点手段的，包括把反对派人士抓起来，不经审讯无限期拘留等等。但是到现在的新加坡政府和新加坡的执政党已经不靠手段了，靠政绩。早期它可能还曾经依赖过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但是现在新加坡政府之所以能够执政是因为新加坡治理的优秀，而且新加坡人民也不相信哪一个自称为反对党的能够治理的比它好，在反对党的情况下我一定生活比现在更幸福。

那么，只要这是符合这个大部分民意的，不轮值换又怎么样呢？一个优秀的班子，非得让他走吗？

我们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们原来的女曲棍球，曾经有一个很好的韩国教练，把一个默默无闻的中国女子曲棍球一下子带到世界的亚军，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走了，换了。我们刚刚拿了世界第一、第二，就给换了。结果新换上来的比他更好的吗？最后我们的女子曲棍球变成了二流。

所以不要把任何东西当做迷信，要当做科学来研究，都是一种社会生存方式。那么这些生存方式之下，我们研究哪种方式、哪一种形态最符合我们当今的状态。所以总之一句话，我看现在的领导人是讲普世价值观的，是想搞普世价值观的，但是是讲条件的，是讲过程的，是讲平等过渡的。好，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