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特区风波

一、杀出血路：刚出生的特区 

 面对粉碎四人帮后的满目萧条的中国经济，全国上下都在寻找出路。   在这一历史的转折点，广东被推到改革开放的前沿，承担起“杀开一条血路”的历史重任。 

 1. 批准建立特区 

 1978年5月，出访西欧五国回来后的谷牧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时直言不讳：“都说资本主义处于崩溃的边沿，但我看战后欧洲经济的发展和起飞，有很多的做法值得我们研究、总结和借鉴。”而他这次汇报得到老帅们的认同，聂荣臻元帅评价说：“你的报告写得太好了，我都看了五六遍。”叶剑英说：“谷牧你懂经济，搞特区我放心。”“计划经济搞不通，也许你搞特区能给中国找到出路。” 

 1978 年 11 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这次会议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根本的指导思想。在会议的中南组讨论中，习仲勋作了题为《广东的建设如何大干快上》的长篇发言。建议中央：“允许广东在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与港澳厂商建立直接的联系”，“授权广东决断处理，以便减少不必要的层次和手续”。王全国在会议发言中多次提出，不破不立，首先你得破，方才能立，不能闭关自守了，要改革开放，而且已经到了不搞不行的地步。习仲勋等与会者的意见，使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改革开放方针的酝酿进一步具体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广东就在习仲勋带领下开始摸索“贸易加工区”的具体办法，酝酿建立大规模出口基地，部署在深圳、珠海两地成立“贸易合作区”。1979年4月下旬的一天，习仲勋在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时再次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 

 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他听说“先走一步”的地方名称还定不下来，就说：“就叫特区嘛，陕甘宁就是特区”。 

 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6月6日，广东省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两个报告（《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即中发【1979】50号文件）。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等地试办，并定名为“出口特区”。 

 1980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上，将出口特区改成了更具有丰富内涵的“经济特区”。 

 2. 最初的特区建设。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从1980年下半年相继投入开发建设。建设初期，四大特区在基础设施建设；外引内联、兴办工业生产项目；兴办商业、旅游等服务行业；初步改革经济体制等方面进行了艰苦的开拓，为后来建设打下了基础。 

 1980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有了法律保障。1981年5月下旬到6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初步形成了系统化的举办特区方针。 

 到1985年，四大特区累积完成了基本建设投资96.7亿元，开发60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基本建设具有现代综合设施的9个工业小区；四个特区通过外引内联，引进了包括电子、轻工、纺织、食品、机械和建材等行业的900家工厂投入生产经营，当年工农业总值达到61.7亿元，比建立特区时的1980年增长3倍，当年出口额比1980年增长四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80年增长6倍多。 

 与此同时，四大特区结合实际，对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开拓性探索，探索步子较大的首属深圳，采取分片开放，多方筹措资金，除建筑设计施工实行招标以外，还推行了劳动用工合同制，浮动工资，放开大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各专业银行交叉经营搞活，房地产商品化等。 

 1981年,蛇口招商局打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这句曾经饱受争议的口号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那个深圳的标志口号.

 3. 艰难的初始阶段 

 全世界搞特区，最难的是开始阶段。“发展经济特区，一定要基础设施建设先行”。这是开辟特区、吸引外资的先决条件之一。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光“三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需要90元，加上电讯、煤气、公共交通和各种服务性设施，第一期开发4平方公里面积，最少需要投资10亿元。然而，当时，广东经济在全国居中下游水平，1978年（含）以前连续14年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79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全国636元，广东仅523元，比全国低17.8%，开放难度可见一斑。 

二、先行不易：非议中前行的特区建设 

 特区建设，并非一帆风顺，在克服资金、体制障碍的同时，特区建设还得仍受不同的非议。对于特区建设，本来就存在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到了1982年，社会上出现了种种议论。 

 1.  蛇口的哭泣。 

 在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这种心态不只是老同志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也怀有类似的疑问，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还存在。尤其到了1982年，社会上出现了种种议论，有人认为，深圳引进外资、外商，把资本家从香港请进来，就是引进资本主义，搞资本主义那一套。有的把经济特区说成了给外国资本家的搞得“飞地”。说是除了五星红旗以外，全都变了。对于特区有外币流通的现象，一些经济干部疼心疾首，说本币受挤，这还得了。 

 1979年7月8日，蛇口轰然响起填海建港的开山炮，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第一炮”。

 2. “十二字方针”。 

 不仅如此，特区建立后不久便遭遇了国民经济调整。1981 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在会上，一位中央领导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 舍发展”十二字方针。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 十二字”方针办，特别是要“ 缓改革”、“ 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 

 3. “旧租界的由来” 

 1982年上半年，在国内某家颇有影响的报纸上，以醒目的标题，公开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这篇文章从旧中国租界的形成谈起，借古讽今，其寓意是显而易见的。按照文章作者的观点，租界的设立，完全是帝国主义利用当时封建官僚的愚昧无知、腐朽透顶而使用欺诈的手段逐步形成的。1845年，驻 上海 的英国领事同 上海 道台订立了一个《 上海 租地章程》。粗看起来，这个章程似乎是些事务性规定，并没有取消中国在出租土地上的主权。但英国人却巧妙地利用它，在 上海 建立了租界制度，形成了独立于中国法权之外的国中之“国”。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还意味深长地点明了主题，租界的设立，不仅扩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奴役和剥削，“还培植了中国的买办阶级”。这显然是在影射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这篇文章在当时颇具代表性，它表明了一些人对我国的 对外开放 政策和发展外资经济的忧虑和疑惧。 

 同年4月，某报又在《读史札记》栏目上登载了《痛哉！〈租地章程〉》，提醒人们：“外国侵略者通过历次《租地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是不可忘记的一页。”与其说这些言论是在提醒人们勿忘国耻，不如说是借题发挥，不赞成甚至反对中国搞经济特区。 

三、风波涌起：遭遇走私狂潮 

 由于走私狂潮出现，让原来就处于非议中的特区建设火上浇油。

 1. 遭遇走私贩私和投机倒把狂潮。 

 由于新中国建立后长时期，我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都是两个不同的价格体系。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市场商品匮乏，供应紧张，什么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优质布料等等，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商品。然而，国门一开，相应的防范措施都跟不上了，久已存在的走私贩私的泛滥是必然。 

 再加之对新形势下打击经济领域内的违法犯罪活动经验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忽视了对沿海地区干部群众的教育。沿海防范措施不健全，队伍建设和硬件装备跟不上，给海内外走私集团和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一时间广东、福建走私贩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猖獗。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似的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当时，广东在全国形象确实不怎么好，内参、传媒经常登广东不好的东西。甚至有听说上海的干部到广东出差，不许一个人上街；广东的采购员出去，受监视、受审查；下火车，叫广东人站一边，其他人先出站，广东人个个搜身，怀疑走私；电视电影也丑化广东人，骗子坏人都说广东普通话。走私蔓延，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2. 一份指示和两次大规模的打击行动。 

 两省相继开展了一些打击走私的活动。1980 年 7 月，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坚决打击走私和投机倒把活动的指示》，11 月又做出了《关于在对外开放中加强反腐蚀斗争的决定》。1981年，组织了两次全省性打击走私贩私的专项行动，遏制了大规模走私贩私浪潮。第一次是集中沿海各个方面的缉私艇共59艘，分别驻在汕头、惠阳等地区的6个海域，堵截海上走私。第二次是调集部分缉私艇到香港、澳门周围海域巡逻查缉，堵住大规模的海上私货渠道。与此同时，陆上层层设卡检查，并扫荡取缔了沿海18个主要私货市场。全省大规模地开展打击走私贩私的斗争，使得走私浪潮得到了遏制。 

 但是，由于省委向中央汇报不够及时，中央对广东大规模开展反走私斗争的情况也不够了解。加之，沿海部分地区有些干部对走私贩私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态度有犹豫，行动不坚决，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 

 80年代，拱北海关海上缉私任务艰巨，年轻的海关缉私队员在缉私艇上意气风发.

 3 ．一份简报引起中央的注意。 

 1981 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看到中央纪委的一份《信访简报》，反映广东省的一些干部甚至担负一定领导职务的干部，利用开放之机，进行走私贩私和倒买倒卖的问题。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对此十分重视，先后作了批阅。 

 1982年1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第一书记陈云在这份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1982 年 1 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通知虽然是向全国发出的，但事因广东而起，广东当然首当其冲，是重点之重点。中共决定派中央纪委副书记王鹤寿等来广东，帮助广东做好这项工作。 

 四、总结经验：“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面对紧急的事态，中央和地方都感到必须采取果断措施，维护特区开放成果，维持我国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中央先后两次约谈了两省负责人，任命谷牧国务院打击走私领导小组组长，组织打击走私贩私，加强调研总结特区经验。最后真正给特区正名的是邓小平，1984年春节期间邓小平在几个特区挥笔题词，肯定了特区开放的经验。 

 1. 第二次两省座谈会的召开。 

 1982年2 月 ，中央书记处召集广东、福建两省的省委常委到北京开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的问题。“会议是在极其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发了反走私等好几份文件，还有一份书记处研究室编的《旧中国租界的由来》，非常耐人寻味”。 

 广东省共 18 人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任仲夷和刘田夫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汇报了广东出现走私贩私、投机倒把、贪污受贿的情况，以及省委对上述情况所采取的措施，也谈了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和下一步的打算。同时，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予广东的特殊政策。会后 任仲夷 还做了自我检查，主动承担了责任，对“放宽搞活”考虑得多，对“管”想得少作了检讨。 

 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谷牧、余秋里、韦国清、姚依林、彭冲、王鹤寿等中央领导先后在会上作了讲话或插话，他们要求广东、福建两省更坚决、更有效地贯彻执行中央的《紧急通知》，端正对外经济活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开展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更好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进一步发展两省经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给两省派了一颗“定心丸”，明确表示，中央给广东的政策不会变，但是要总结经验，继续前进。 

 两省会议是广东改革开放初期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在当时的情况下，正视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以来出现的新问题，指导两省大张旗鼓地开展反走私贩私、反贪污受贿等工作，提醒两省在搞活经济的同时注意加强管理，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 

 2. 新 50 号文：特区一定要办好。 

 1982年初，陈云同志还有个批示：“广东、福建两省在执行对外经济政策方面，目前第一位的工作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按照这个意见，谷牧和广东、福建用了较多的时间、功夫进行调查研究，把特区的几个重要问题，包括关于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与功能、举办经济特区的初步实践的评价、关于经济特区管理的自主权、关于经济特区的基本建设。期间，吴南生在6月份召开了一个特区建设理论讨论会，组织写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总结广东三个特区创办经验的材料。 

 11月，谷牧和两省的同志形成了一个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10月，广东也上报《关于试办经济特区的初步总结》，也得到了陈云批示，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 

 11月15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召开一次专门会议，讨论特区工作。胡耀邦和书记处其他同志，以及广东刘田夫、曾定石，福建的马兴元、张遗和深圳、厦门特区的负责同志参加。会后，国务院办公厅特区组整理了纪要。这个纪要在经过讨论后，以中发【1980】50号文件发出。这是关于特区工作的第四个中央文件。文件对特区建设的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有了新的发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特区的性质和功能作用；规定特区经济管理权限，加强了对特区工作的指导。文件发下去后，特区的干部和群众受到很大的鼓舞，特区要办，并且一定要办好的鲜明旗帜又举了起来。 

 1983年11月，任仲夷(前左一)陪同谷牧(前左二)视察经济特区。

 3.  “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4年1月24日至2月5日，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和广东省委领导同志的陪同下，先后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中山和顺德等地。2月1日，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其实，在 1983 年底，邓小平就筹划这次特区之行。他说，特区究竟办得怎样？我要亲自去看看。作为经历过“三落三起”、经验丰富成熟的政治家，邓小平南巡特区，既有实地了解情况，看看“办得怎么样”的因素，更有以特区之行宣示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因素。视察后邓小平在回到北京后仍不无兴奋地说：“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派兴旺发达景象。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在此前后，他关于经济特区的思想基本形成。这一次特区之行，对邓小平后来在经济特区的争论中，坚定支持发展经济特区，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坚定他进一步推进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次南行不久，邓小平就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于是就出现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摆脱了旧的观念的束缚之后。对外开放政策逐渐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同和理解。经济特区迅速崛起的事实也消除了人们以前的种种疑虑。正如谷牧所说：“看两省贡献，不能光算经济帐”，“过去几年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的成就，已经给全国提供了一些探索和不少好的具体经验，先行了一步”。应该说，这个评价是权威、客观、公允的。 

 参考文献 
  谷牧：《谷牧回忆录》 
  卢荻等：八十年代广东的反走私斗争 
  郭德宏等主编：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历程，红旗出版社 
  郑宝银：《特区与租界有什么区别》 
  关山：《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任仲夷口述广东改革开放最初历程》 
  李海平：《蛇口风波的前前后后》 
  陈敏：《满目沧桑话蛇口——袁庚访谈录》 
  衡北安：《旧中国租界的由来》 
  倪振良：传奇深圳（上） 
  晓何：情系特区改革的王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