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对外开放

   粉碎“四人帮”后，为早日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和中央领导同志在引进外国先进设备和技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速度问题上达成共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关注着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

一、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为使引进技术的工作能够顺利有效地快速展开，邓小平一方面从思想认识上反复强调：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技术交流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一切先进成果都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结果，就是资产阶级也懂得这个起码的常识，世界上先进的东西它都引进……自力更生，要先靠自己的努力，靠白己的资源，但决不能排除世界上一切先进的成果。”另一方面，他多次督促有关部门，抓紧引进技术的谈判，他说“引进技术的谈判，要抢时间，要加速度。”1978年5月17日，国务院成立引进新技术领导小组，专门负责研究制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计划。随后，一批国务院领导及各部门、各地方负责人组成的代表团先后赴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访问和考察。12月，“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设备”被写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

1978年前后，随着二批批国外技术设备引进中国，邓小平从中看到了更深层的问题，即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不适应性，“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他因而进一步提出要引进人家的技术，就要学习人家的管理方法，完全按它的管理方式生产。”我们不光要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吸收世界先进的工业管理方法”。1978年4月底，在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代表团出访欧洲前夕，邓小平特别要求他们：“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卜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党对建国以来历史经验的总结和中国发展的新道路的思考不断深入。中国要加速现代化建设，不仅要引进世界先进的技术设备，还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经验，按照现代化的要求改革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这逐渐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二、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

邓小平提出，充分和善于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突破点。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只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过苏联的贷款。1964年还清苏联债务以后，“既无外债，又尤内债”成为国人引以为傲的一件事。中国不接受外国政府贷款和尤偿援助，更不允许办中外合资企业。1977年9月，邓小平还对外宾表示：我们“主要依靠自己积累资金”，“不愿意背很多的债”。

为解决大规模引进技术设备所需的外汇，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许多办法，诸如扩大出口、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形式，但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与此同时，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发达国家，在寻找新的生产基地、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的过程中，把注意力转向了具有丰富廉价劳动力和巨大潜在市场的中国。谷牧率代表团出访欧洲期间，西方经济大国都急切地表示出要到中国投资的意愿。谷牧率代表团访问欧洲回国后不久，邓小平详细了解了代表团出国考察的情况。在看到中国与世界的这种供需关系后，邓小平改变：以往的看法。他说：“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现在东方有四个‘小老虎’：一个是南朝鲜、一个是台湾、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对外贸易增长很快。它们都能把经济发展得那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要抓紧时间。”

1978年，74岁的邓小平以超乎寻常的精力，出访了中国周边的国家——日本、缅甸、尼泊尔、朝鲜、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6访问期间，在亲身感受其中一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与成果的同时，邓小平深入探寻了这些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骤。他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部分国家得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人。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

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提出了充分利用外资的设想。他说:“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11月，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访华团时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方针是，尽量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引进资金和技术，加速我们的发展。”

在各种利用外资的办法中，邓小平更加倾向于中外合资经营。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口本期间，对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日中经济协会会长稻山嘉宽提出的“中国最好举办中外合资企业”的建议给予了肯定。同月，邓小平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提出的“合资经营”给予充分肯定，明确批示:“合资经营可以办。”

1979年以后，邓小平的思路更加明确。1月17日，他在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7月7日，邓小平 在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作报告时说:“现在比较合适的是合资经营，比补偿贸易好，因为合资经营风险双方承担。搞补偿贸易，我们得不到先进的东西。搞合资经营，对方就要经济核算，它要拿出先进的技术来。尽管它对某些技术有保留权和拥有权，但不管怎么样，总在这里用了，用了我们总会学会一点。”10月4日，他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再次强调中外合资经营的好处，明确地表示：利用外资“主要的方式是合营”。

充分利用外资，是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所策划的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战略的指引下，中国迈开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步伐，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三、出口加工区，还是叫特区好。

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是以兴办经济特区为突破口，由东南沿海向内地扩展，分步骤、多层次，由点到线再到面逐步展开的。“点”，即建立经济特区。“线”，即开放沿海港口城市。“面”，即创立经济开发区。

建立经济特区，如王震所说，是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央决定的。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共广东省委和省政府根据这些地 区的经验，结合本省邻近港澳，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对外经济交往历史悠久，祖居于粤的海外华侨和华人为数众多等特点，提出了利用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创办出口加工区,加快对外开放和发展经济的设想。邓小平当即表示同意。他说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利用华侨资金、技术，包括设厂，这样搞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因为我们赚的钱不会装到华国锋同志和我们这些人的口袋里,我们是全民所有制。如果广东、福建两省八千万人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会下，邓小平对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说:出口加工区，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中央工作会议正式讨论了广东省的提议。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共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特区。1980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福建两省会 议纪要》，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

在特区建设遇到很大困难和压力时，邓小平在指导思想上给予了及时、明确的支持。他说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要继续实行下去。”“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广东省领导说广经济特区要坚持原定方针，步子可以放慢些。”“放慢些是出于对国家暂时困难的考虑，原定的方针不能变，特区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这是最根本的。”1982年初，中共中央在讨论解决广东、福建沿海走私娼獵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这些指示，极大地鼓舞了经济特区的建设者，进一步坚定了他们办好经济特区的信心和决心。

1984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视察经济特区。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决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来看一看。”看到经济特区兴旺发达的景象，他得出了结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回到北京后，他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对于如何放，他提出了具体的措施：“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次谈话，对统一全党思想，坚定对外开放的信心，起了历史性的作用。

1985年，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一些困难和国内外对特区的非议，邓小平又一次公开表态：“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态度。”

1987年6月，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这是邓小平对经济特区作出的历史评价和结论，它彻底解决了特区“该不该办”的问题。

四、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

1984年根据邓小平关于再开放几个港门城市、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和开发海南岛的指示，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确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14个沿海港口城市，批准了厦门特区制定的扩大特区的实施方案。

1985年，邓小平又把视线转向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1月4日，他在听取谷牧汇报14个沿海城市开放以来8个多月的主要情况后指出：开放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沿海连成一片了，这很好。要再加上闽南三角洲。③当月底，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认为，先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继而将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是我国在进一步实 行改革与开放的新形势下，加速沿海经济发展、带动内地经济开发的重 要战略部署。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批转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纪要的通知》。

五、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此后，开发海南岛、建立海南经济特区，成为邓小平思考的重点。1987年6月12日，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客人时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 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经过反复论证，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海南省的决定和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决议。海南成为中国继深圳、珠海、汕头、厦门之后又一个经济特区，而且是最大的经济特区。关于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意义，江泽民曾这样评价: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这一决心是邓小平同志下的。海南建省办大特区，是继海南岛解放之后又一重大历史事件，揭开了海南历史的崭新篇章。

1989年初，围绕海南省洋浦出让30平方公里土地给外商成片开发70年之事，国内外掀起了“洋浦风波”。一些人指责海南省的做法是“出卖主权”。在海南干部群众困惑为难、国内外舆论沸沸扬扬、外商望而却步之际，邓小平给予了明确的支持。1989年4月28日，他对洋浦开发问题作出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 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国内外、党内外有人对改革开放路线能否继续表示怀疑。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党和国家之所以能在国内和国际风波中站住了脚的原因时，明确地指出一个基本事实: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在国内风波和国际风波面前，我们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岿然屹立。基于这样一种对大局的清醒判断，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开发、开放浦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出的重要决策。

1990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回到北京后，对中央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他强调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从我国发展的长期战略着眼，正式宣布了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并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放开发的重点。1991年10月，国务院批准武汉、九江、芜湖对外开放。这样,继我国东部沿海之后，占全国面积1/5、总经济能力一半的长江流域，成为我国第二个对外开放地带。

对于邓小平这一战略步骤，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作出了形象而准确的概括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发表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又作出了开放一批有条件的沿边境城镇和全国内陆各省的省会、自治区首府，以加快内陆各省、自治区的对外开放步伐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