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根兴：新型城镇化要守“三规”

【核心提示】快速城市化要防止带来社会冲突。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如果管理跟不上，有可能导致文化断裂、价值观断裂、道德伦理断裂、社会群体心理断裂，损害进城农民和市民权益，因此必须稳妥推进。

推进城镇化必须从国情出发，遵循规律，因势利导。笔者认为，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万变不离其宗的“三规”，即规律、规划、规则。

规律决定成败

城镇化率更多反映的是客观结果，而不是主观设定。当前各地都在公布本辖区的城镇化率，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城镇化率都达到70%是不是合适？我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社会、自然、历史环境差异很大，从国家战略来说，有些地区限制开发或禁止开发，所以，全国平均的城镇化率不应是每个地区的追求目标，也就是说，有些地区高于或低于平均率是符合实际的。

新型城镇化决不能变成新一轮逃离农业和农村的运动。有媒体报道，前些时候似乎有“城镇化率崇拜”，不少地方政府提出的目标都是“全域城市化”，甚至有官员提出“不干农业，消灭农村”的极端论调。农村与城市不仅仅是经济关系，还包含有生态关系、文化多样性关系、可持续发展等关系。农业是国家战略产业，农业包括了生态保护、环境调节、生物能源、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功能。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之际，我们需要从战略上思考，如何使城市生活更美好，农村生活更自在，未来如何不再让更多的地区想退出农业。

快速城市化要防止带来社会冲突。大量人口进入城市，如果管理跟不上，有可能导致文化断裂、价值观断裂、道德伦理断裂、社会群体心理断裂，损害进城农民和市民权益，因此必须稳妥推进。

所以，无论跨越式发展还是超常规发展，都始终不能忘记按规律发展、按科学发展，必须清醒，城市是生长出来的，不是打造出来的。

规划固定方向

要注重规划的衔接与协调。必须明确编制审批主体，不允许各自为政，造成规划过多，随意性较大，自相矛盾，规划必须要有权威。要杜绝城市规划是硬约束、发展规划是软约束的现象。

规划必须保障公众参与。这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说明，没有公众参与，就不能集思广益和细心求证，更不能及时纠错纠偏。

规划必须形成城市等级体系。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对人口、产业、资源、要素的要求各有不同，所有的优质资源都往大城市集中，既让大城市不堪重负，又使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萧条不振。功能合理的城市等级体系可以提高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

重视历史文化涵养。文化是城市之魂，对于提升城市品位，彰显城市个性，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都极为重要，今天的城市建设，将决定未来很长时期内的城市面貌，因此在城市建设中，应敬畏历史、敬畏文化。在新型城镇化规划建设中，应该克服以前那种大量消除文化遗存的不良做法。

尝试构建社会精英回流小城镇的机制。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营造小城镇的吸引力，促进精英们“少小离家老大回”。应鼓励支持那些出身农村、住在城里的离退休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以多种途径、多种形式回归小城镇，重塑小城镇社会新的“精英阶层”。在小城镇交通、医疗、社保等公共政策和设施逐步完善的背景下，人才回流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各级政府应做好有效引导，在规划中蕴藏梦想。

规则圈定路径

强化权益规则。新型城镇化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使广大失地农民平稳地、较快地转化成市民，减少转化的阵痛，努力减少征地纠纷、拆迁纠纷、物业纠纷、污染纠纷、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纠纷。

严守开发规则，如严守耕地红线。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红线包括数量，也包括质量，还要划定生态红线，科学设置开发强度，让城市融入大自然。

建立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规则。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在是到了要适度降低地方政府间竞争度、提升合作度的时候了，不能让发展始终处于竞赛状态。在高度竞争的状态中，中心城市会阻挡资源要素流动，中小城市甚至乡镇也不愿当配角，因此不太可能出现真正受人尊敬的中心城市、都市圈经济和区域一体化。地方政府之间、城市之间为什么缺乏合作？关键在于竞争的绝对性、激烈性导致了合作的脆弱性、稀缺性。因此要构建利益共享的运行环境和规则，要通过规则建立预期，让长期利益超越短期利益，整体利益包容局部利益，克服急功近利、行为投机，促进地方政府间和城市间的良性互动。（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