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总书记胡耀邦在深圳

1983年2月，北国大地依然笼罩着萧瑟凋零的残冬景象，南国深圳已是姹紫嫣红的初春。

在党的十二大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于2月7日至9日，来到初创中的深圳经济特区视察。笔者当年是跟随采访的新华社记者，有幸目睹视察活动的情景，亲耳聆听胡耀邦的精彩谈话。他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方针政策最忠实、最热诚的参与者和执行者，承受着来自党内高层不同意见的巨大压力，以坚定的意志和毅力排除万难，解决特区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困难。

胡耀邦在视察参观和听取汇报后，高兴地勉励道：特区是新事物，要勇于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临离开深圳时，他还专门写下“新事新办，特事特办，立场不变，方法全新”的题词，旗帜鲜明地表达他对特区事业的全力支持。这一幕至今仍深印在老一辈特区建设者的记忆中。

遗憾的是，笔者当时得到的指示却是不作公开报道，只让把胡耀邦在深圳的谈话整理成内参发北京新华社总社，对此我一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困惑和遗憾。现在，适逢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笔者深感有责任弥补这个遗憾。

南来深圳之前北京的一场争论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政坛，正处于新旧交替、政见纷争、党内认识不统一的特殊时期。处于最高领导位置的胡耀邦，面对的是法制不健全和人治社会形成的强大习惯势力，高层某些人士的掣肘和频繁干预，使他常常成为被批评、责难的主要目标。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的长篇讲话。这是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之后首次对国内重要问题发表讲话。这个讲话全面阐述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深远意义，急切呼吁“要敢于革除陈旧的、妨碍前进的老框框、老套子、老作风，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章法”。他指出，当前我国经济缺乏活力是最大的弊端，提出要全面系统地、坚决而有序地进行各个领域的深入改革。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胡耀邦这个讲话。几天后，在北京召开的另一个重要会议上，一位长期主管全国经济工作的高层，发表了针锋相对的讲话，强调当前全国工作的中心是调整，改革必须服从调整。讲话毫不客气地批评说，有的人的讲话违反了党的十二大决议，十二大制订的第5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贯彻的方针是“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只强调改革是错误的。

这两个讲话代表了两种不同意见，究竟哪个是中心，谁服从谁，一时争论不休。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

胡耀邦南来深圳之前，北京的政治气候，正如残冬将尽、初春伊始，乍暖还寒。在来势不小的批评面前，胡耀邦决定用事实来回答，毅然带领中央几个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走出北京南下，到被说成自由化泛滥、精神污染严重、搞资本主义的深圳特区实地考察。

一直受到非议批评的广东省委、省政府领导，对胡耀邦一行的到来喜出望外。省委书记任仲夷、省长刘田夫在巨大的压力下感同身受，两人当即表示要陪总书记一齐前往。2月7日，胡耀邦一行抵达深圳。刚到住地，胡耀邦就催促着要出去走一走，坚持先参观后听汇报。当天，胡耀邦被安排参观了罗湖商业区、上步工业区、渔民村、小梅沙等地方。正在大规模建设中的深圳，到处呈现出沸腾兴旺的景象，短短三年间，改革开放政策迅速收到了成效，使这个穷困落后的边陲小镇焕发出无限生机。胡耀邦看到的深圳，不仅五星红旗还在，而且这里由多种合作形式构成的全新的特区经济充满活力，打破了计划经济的旧模式，社会主义的内涵在深圳被大大充实丰富了。

胡耀邦所到之处，接触过的干部职工异口同声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要求加快特区建设步伐，并不担心资本主义复辟。经过一天的参观，胡耀邦心头的喜悦兴奋之情，彻底驱散了原先在北京压抑已久的焦虑。

当晚，胡耀邦安心地休息了一夜。2月8日早晨，他在住地的院子里散步——平时他难得有这样的空闲放松神经。深圳的初春，阳光温柔，空气清新，庭院中草木嫩绿，花香四溢，环境幽静优美。工作人员看到他背着双手一圈一圈地走着，不时地停下脚步凝视沉思。

从穿西装说到观念变革

2月8日是安排听取深圳市委领导的工作汇报。上午9时30分，胡耀邦精力充沛、神情轻松地快步走进会场。他同任仲夷、刘田夫、林若、吴南生以及深圳市委、市政府领导梁湘、周鼎等一一握手之后，用专注的目光朝会场环视着，看到与会干部几乎全都穿着深色卡叽布做的四口袋干部装，突然问道：“你们穿的衣服怎么还是老样子？怎么还没有一点变化？我赞成你们穿西装，因为你们经常要出场，要同外商打交道，人家的第一观感就是穿着服饰，老是过去的老样子，人家就觉得你这里还很落后，没有什么变化；来你们这里投资担风险，不放心。”他转过身对市领导们说，你们深圳要转变观念，可以自己先特起来，让干部和工作人员穿得好一点。

待大家都坐下来后，任仲夷笑着说：耀邦同志你先带个头穿西装，我们才没有顾虑，胆子才会壮起来。胡耀邦快人快语：我这个身材穿西装可能不大好看啊。笑声中有人接话说，西装这种服装老少咸宜，什么身材穿西装都显得有精神有气派。胡耀邦听后立即说，下次来深圳一定穿西装。一席事前谁都不曾预料到的、看似即兴却蕴含革新意味的话题，使会场一开始就洋溢着轻松活泼的气氛。大家体会到总书记提出转变观念的要求意义深远。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讲究衣着打扮曾被当成向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一荒谬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胡耀邦当年在深圳首先提倡穿西装，实际上也是一项“拨乱反正”的工程。在他心目中，服装是一种文化，讲究衣着打扮是一种文明行为。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胡耀邦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时，就曾提倡女青年穿花裙子，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列为他的罪状之一。

肯定、鼓励、减压，强调“新事新办、特事特办”

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市委书记梁湘向胡耀邦汇报深圳特区几年来的经济发展情况，详细介绍了特区的建设规模和中期发展目标。他说，到20世纪末，深圳特区的国民生产总值要达到100多亿人民币。记忆力过人的胡耀邦听后高兴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相当于现在的广州，超过现在的重庆市，1982年重庆只有67个亿。他问道：香港现在的产值是多少？陪同视察的国家计委一位同志回答说：香港的统计方法和我们不一样，香港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净产值是1400亿港元，折合243亿多美元，1981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产值折算成美元约为2800多亿，香港相当于内地1／10不到。梁湘还具体汇报了三年来深圳特区经济增长的数字：1982年工业总产值达到3.6亿元，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5倍，农业总产值1.35亿元，增长17.6％；地方财政收入1.63亿元，增长3.6倍，三年间安排了3万多人就业。胡耀邦听后问道：你们有没有向中央报告你们的成绩？任仲夷连忙回答说：我们迟缓了一些，因为我们还有压力、有顾虑，想等到情况缓和一些，上下认识比较统一后，再向中央系统报告特区的建设和发展情况。胡耀邦勉励说：你们不要有什么压力，我看搞得不错嘛，应该说深圳特区很有成绩，已经闯出了一个新局面。我给你们总的评价是：比较出色地贯彻了中央办特区的意图。现在你们不应该有什么压力了，有那么大的成绩，你们应当身心愉快，大胆工作，勇于创新。任仲夷插话说，我们只要求两句话：成绩是主要的，特区还要继续办。胡耀邦接着说，和1979年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那时你们这里丢荒了10多万亩农田，大批人外流跑了去香港，现在情况改变了，人口外流制止了，特区建设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新局面。深圳的同志们是努力工作的，为特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区是新事物，要允许探索，以后还要继续摸索，我们没有现成的经验，遇到的许多事情都是新问题。胡耀邦强调，中央要求你们要创新，特区要新事新办，特事特办，不要搞成和全国一样的模式，就是立场不变，方法全新。不要把内地陈旧落后的东西照搬进来。（刘田夫插话说：我们的手脚现在还被束缚着呐。）你们要敢于创新，有些事情是中央有关部门的责任，有些事情是你们自己把自己的手脚缚起来的。胡耀邦说，我看的东西还不多，没有发现你们有多少创新的东西，不过你们的房子建设还不错，比较漂亮，有点新气派。昨晚看到你们办的《深圳特区报》，也还有点创新的味道。胡耀邦特别指出，特区的机构改革还不彻底，把内地一套搬了进来，还要继续大胆改革。

痛批“白衣秀士”，现场解决电话安装难题

胡耀邦的一席谈话，充分肯定了深圳特区建设几年来取得的成绩。到会的省市领导第一次听到总书记如此明确地正面评价深圳，心头如释重负。

频频插话和有问有答的汇报会，持续到下午。梁湘接着汇报特区建设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他特别谈到邮政电信建设滞后是特区的一大难题。梁湘说，目前深圳只有2000多门电话，不适应特区发展的需要。外商投诉最多的是装不上电话，现有的电话也经常不通不灵。按邮电部门安排的计划，到1984年底前，深圳只能扩容增加到10000门电话，而1983年深圳兴建竣工18层以上的高层商住楼宇就有60多幢，许多外资和内资企业的办公写字楼，现在排队等装电话的数量已大大超过邮电部门的计划。

梁湘说，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的精神，深圳早就提出了方案，希望批准我们与香港一家电信公司合作，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电信技术设备，加快特区的电信建设。但是邮电部不同意这样做，认为与外商合作对国家的保密工作不安全。后来我们又提出由深圳市向银行贷款进口国外电信设备，他们也没有同意。胡耀邦听到这个情况感到十分意外，面带愠色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批评道：有些部门总是喜欢保护自己落后的东西，它们对本部门陈旧落后的事物，甚至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不去管，卡人家却很有办法。有个材料反映山西省某个地方有一位邮递员，长期私拆他人信件多达3000多封，偷别人寄的粮票和钱，被举报了也一直没有处理。

胡耀邦说：深圳提出来的方案，我建你管，为什么不能干？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建成现代化的通信设施，搞好了交给你邮电部来管，你收不收编？《水浒传》里讲各路豪杰投奔梁山的故事，林冲要投奔梁山，王伦不给收编。王伦叫“白衣秀士”，我们的同志不要做“白衣秀士”。粉碎“四人帮”后确实还有些人在混饭吃，确实还有“白衣秀士”。我带着全副武装的队伍投奔你，叫你当军区司令，我只当军分区司令，请你做总指挥，你还不收编，我只好自己“落草为王”，搞自己的“忠义堂”，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了——不是替我行道，这个天是社会主义的天。办特区是全国的事情，不是哪一个地方，哪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总是要讲道理的嘛。中国还有许多保护落后的事情，自己不改革，也不许别人改革。胡耀邦转过身对陪同视察的工作人员说，这个事情要立即查一下，问问邮电部为什么不能干，为什么不给收编，是不是有“白衣秀士”？

陪同视察的有关工作人员立即拨通了北京电话，向邮电部领导传达了总书记的批评和意见。邮电部闻过即改，一位副部长很快赶到深圳商讨加快特区电信建设的方案。

胡耀邦批评“白衣秀士”的谈话，触动冲击了习惯以计划经济老观念办事的作风和部门经济条条专政的旧模式。长期以来，国内使用电话是代表单位大小、个人官阶高低的一种待遇象征。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世界已进入信息时代，这个观念在职能部门里仍难以改变。胡耀邦干脆果断、雷厉风行，抓住电信建设体制上的要害问题，及时帮助深圳克服困难。此后，深圳电信建设的发展速度、技术设备的先进水平，以及居民使用电话的普及程度，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从“万元村”的变化谈到“三农”政策

地处罗湖区边沿的渔民村，是深圳特区创办后最先富裕起来的万元村。这里的深刻变化引起了胡耀邦对农村问题的深入思考。在汇报会上，胡耀邦说，特区农民富裕起来后，要引导他们向城市化方向转变，要重视利用农村资金，解决资金出路；要组织农村的专业户、富裕大户，把钱用到开发性的投资建设上来。特区可以考虑设立开发投资联合股份制公司，吸收富裕农户参股，或者组织富裕农户自己兴办联合企业，引导他们投资搞交通、能源建设。

胡耀邦指出，农村的自主权扩大以后，专业户、富裕户会大批涌现。他说，昨天从《南方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说南海县平洲公社富裕户农民在银行的存款达到3000多万元，这是一个可观的大数目。他问在座的广东省负责同志：广东全省农村有多少存款？有人回答说，到1982年底全省农村储蓄存款总额为60亿元。

胡耀邦说，银行储蓄现金太多并不利，不周转就是死钱，对国家对生产都不利。现在有一种“红眼病”，对农村富裕户眼红，得这种病的主要是些官老爷们。我们要注意防止这种“红眼病”，要保护农村的专业户和劳动致富的农民，同时也要引导富裕起来的农民有了钱搞长远建设，发展现代化农村经济。如果不做引导工作，农村社会就容易出现挥霍浪费，甚至出现迷信、赌博、放高利贷等歪风，使农民走向两极分化。我们国家各种经济信息不灵通，“四人帮”在农村推行的极左路线，使我们党的声誉威信受到严重损害，农民怕我们政策多变，翻脸不认账。农村许多干部和农民存有疑虑，对搞开发性的长远投资不放心。河南信阳有个农民卖羊杂碎，三年下来赚了几万元，他老在提心吊胆，睡不好觉，怕被抢劫，更怕哪一天又被打成经济罪犯。用什么样的方式引导富裕农民找到正确的出路，转变小农观念，减少盲目性，树立现代农村经济意识，还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胡耀邦说：你们广东的60多亿存款怎么利用起来，银行要考虑，各级领导也要考虑。我赞成地方可以设立开发投资股份公司，利用这些资金加快交通、能源、电信建设。这种股份公司可以城市和农村联合共同投资，也可以跨县镇地区联合兴办企业。修公路，包括修建高速公路，都可以考虑设立股份公司吸收农民参股投资。

会上，胡耀邦建议有关部门重视研究农村的税收政策问题。一位陪同人员汇报说，1982年全国农业税收共36.98亿元，农民平均年收入为230元，税收负担每人年均5元。胡耀邦说，从这个数字上看，这是两千多年来对农民最好的“让步政策”，什么“文景之治”、“贞观之治”都不可与之相比，我们比汉文帝、汉景帝高明得多。但是现在农民的实际负担并不止国家税收这一项，以各种名目转嫁到农民身上的额外摊派项目很多，什么民兵费、民办教师补贴费、计划生育费、军烈属优抚费等等，一共多达20多项。摊派到农民头上的这些费用，大大超过国家税收这一项，农民的实际负担并不轻。对这个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有关部门应当认真进行调查研究，要减轻农民的负担，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制订一个好的税收政策，这样就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就会欢迎拥护我们。

会上，胡耀邦还特别强调特区要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他说，特区如果精神文明建设搞不好，高楼大厦建得再多再漂亮，也不能说特区搞好了，成功了；特区必须建设成为文明城市，环境美化，人的精神面貌、社会风气、治安秩序、机关作风等都要有全新的气象。他要求深圳办好广播电视、报纸、学校教育，加快医疗卫生、文化艺术、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还要多建公园。他还亲自过问中央电视台节目在深圳收视不清的问题，责成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当询问到1982年全市干部职工平均月工资为113元时，随即表示应提高一些，并赞成有技术专长的人才可以兼做第二职业甚至第三职业。

赞赏蛇口人事制度改革，寄望“少年郎”

2月9日上午，胡耀邦兴致勃勃地来到以蛇口速度、蛇口模式而名扬全国的蛇口工业区，受到干部职工的热情欢迎。总书记一行在简朴的会议室里，首先观看了纪录工业区移山填海搞基础设施建设的电视录像，然后听取工业区创办者袁庚的汇报。

袁庚说，1979年初，经过中央批准，我们在蛇口半岛划出了几平方公里土地，由招商局开发建设工业区。我们从北京、上海、广州罗致了一批冒险者，放弃了大城市户口，来到荒山野岭的蛇口办工业区。几年来，中央批准招商局从应上交国家的利润中留下10％的资金，5年内不上交，大约每年留取3500万（港元）做本钱，还允许我们向银行贷款，让我们自己开发建设。到1982年底为止，我们共投资折合人民币8900万元，完成1.2平方公里的基础设施工程，实施“五通一平”（水、电、通信、道路、煤气、平整土地），打下吸引外商投资的良好条件。目前，工业区已建成27万平方米的商住楼宇和厂房，再作若干年的努力，蛇口将建设成为以工业为主、出口为主的综合性小型海港城市。目前已有42家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开始投产，产品包括铅材、集装箱、家用电器、服装等。胡耀邦听后满意地鼓励说：你们不仅要办工业，更要大胆搞改革。袁庚回应说：总书记在1月20日的报告（指胡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没有改革，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四化建设。对此，我们深有体会。报告的每一条都说到我们心坎上了，从上到下都能这样办，国家就大有希望，特区建设步伐也会大大加快。

袁庚接着说，现在办事情真难，蛇口工业区上头有5个婆婆，谁都要管，谁都不全管。蛇口工业区只是全国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九牛一毛，希望各方面能网开一面，支持一下。工业区许多事情我们都想改，每迈出一步都有困难和阻力。从历史上看，改革者大都没有好下场，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到康梁维新变法，再后来的六君子都失败了。现在有党中央正确路线指引，又有中央领导带头改革，完全相信现在的改革一定能成功，我们这些冒险家也不用担心落得“五马分尸”，因此决心就更大了。目前打算着手彻底改革工业区的领导机构、人事干部任用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工资福利制度等。我们已确定到4月采用职工直接投票选举的办法，产生工业区新的领导班子，让有专业知识、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在工业区管理机构中占优势，平均年龄不超过45岁。新班子组成后每半年进行一次职工信任投票，达不到过半数职工信任票的班子成员，随时改选更换。袁庚说，现在党政干部普遍有一种坏风气，只怕上头的官，不怕下面的群众；想的是自己的乌纱帽，对人民群众的疾苦与呼声漠不关心。要改变这种风气就要改革人事制度，要有群众监督。

袁庚长达半个小时的汇报受到胡耀邦的赞赏。他说：你们的设想和看法都很好，这样改革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有利于转变干部作风。元朝戏剧家关汉卿有一出戏讽刺官僚主义，有四句话很生动，叫做“一棵大树腹中空，两头都是皮儿绷，每朝上堂敲三下，卜（不）通卜（不）通又卜（不）通”，挖苦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什么都不懂，只会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你们要用搞“五通一平”一样的决心来搞改革。最后，袁庚特意把两位刚从大学毕业被招聘到工业区的青年介绍给总书记，胡耀邦与他们握手，询问了他们的年龄和所学专业，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英雄出自少年郎。你们是少年郎啊，特区是个新舞台，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努力，你们要有大作为。

胡耀邦的名字铭刻在人民心中

结束了蛇口工业区之行后，胡耀邦离开深圳返回北京。3年后，1986年夏天，胡耀邦陪外国贵宾访问深圳，第二次踏足特区。这时他虽仍是总书记，处境却比3年前更加严峻了。他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媒体几乎全被隔绝，现在连历史资料也难以查找，这个空白只好留待他人来填补。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各种矛盾不断产生，人们的思想认识时而前进，时而反复，争论一直持续不断。固守旧体制的势力，常常与极左势力里应外合，抓住改革开放中一些难以避免的消极现象大兴问罪之师。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国内局势，正处于两难困境的非常时期，面对社会问题成堆，当局者处理问题又处于“左不得，右不得，快不得，慢不得，急不得，拖不得”的状态。身处第一线的胡耀邦，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处于风口浪尖上。

胡耀邦面对某些人横加贬责，视特区为资本主义异类欲加扼杀之时，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最早站出来坚定捍卫深圳经济特区这个新生事物。胡耀邦的深圳之行，实际上为一年后邓小平视察深圳探了路。回忆起20多年前短短三天里的所见所闻，在笔者心目中，胡耀邦不愧是我党卓越的领导人。他务实求真，坦诚率直，平易近人，不存心计，毫不矫饰；他充满革命激情，记忆力惊人，说话语速快，手势比划动作多，即兴讲话生动形象，具有很强的鼓动性。在他的鲜明个性里，融合着坚定的党性和浓浓的人情味、人性美。

社会历史的发展，总是会包含着一连串的谬误。人类的文明史是一部不断澄清纠正谬误的历史。重大历史事件一经发生，时间老人就会把它变为“过去式”，后人就会从“过去式”吸取教训，得到启迪。

20世纪的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胡耀邦在中国政治风云变幻中，率先冲破种种禁锢。他忠实地执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带领中国人民走过残冬的严寒，迈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迎来生机无限的春天。胡耀邦的名字永远留在改变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丰碑上，永远铭刻在人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