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一年反腐思路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之际，《凤凰周刊》专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解读王岐山主政中纪委一年中的工作逻辑。李永忠认为，中纪委在反腐问题上从战略、战役和战术层面“三管齐下”。

记者：从十八大到三中全会刚好是王岐山主政中纪委一年。纪委“打老虎和打苍蝇”都交出了有分量的成绩单，您认为这是否和过去反腐有质的区别？

李永忠：我认为王岐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最敢讲话、最敢干事的中纪委书记。

他反腐的特点可以归结为三个层面：

第一，反腐战术坚决。他深知腐败问题太多太重，经过调研和判断后，得出“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应急举措。他提“当前”，不是“现阶段”，更不是“将来长远”，直言只是权宜之计——以治标为主。更重要是后面半句——“为治本”才是目标和方向，灵魂是最后四个字——“赢得时间”。一切努力如果无法赢得时间，则前功尽弃。这是一个战术思想，基于清楚判断情势的基础上。

第二，战役思想正确。王岐山到今年3月份时就认识到，既要坚持打持久战，也要打好歼灭战。而战役目标的关键，在于要打好歼灭战。

纵观中国30多年反腐历史，不论是吃喝风、住房风、用车风，还是损害群众各类不正之风、部门行业不正之风，每一种“风”都接触过，但是哪一种都没有刹住。过去的清水衙门，比如文教和卫生系统，现在基本上都成为重灾区了。这种游击战和麻雀战的打法无法遏制腐败之风，因此必须打好歼灭战。“老虎苍蝇一起打”。我认为“老虎”是打给领导干部看，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用“8·27”政治局会议的表述就是“从自己做起，从现在改起”。我自己还加了半句话——“还来得及”。领导干部“从自己做、现在改，还来得及”，如果等到教育活动搞完了，想做想改已经来不及了。

将“打老虎”作为重点，打给领导干部看，从自己做起、现在改起。“苍蝇”打给老百姓看，让老百姓从身边看到变化并提升对反腐败的信心，恢复党和政府的公信力。这就是“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思路。

第三，战略目标清楚。王岐山的战略思维越来越明晰：通过反腐败维护中央的权威，通过严格整治纪律维护中央权威。通过抓好自身队伍“铁的纪律”来解决全国纪检监察系统自身的建设问题，让“打铁还需自身硬”落到实处。通过整合力量打好歼灭战并赢得时间，这就是战略思想。

当前中共中央还是用着权力反腐：通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总书记、中纪委书记来反腐败，但是战术和战略的明确将有可能通过改革，将权力反腐转变成制度反腐，从而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战略目标。

因此，这一年中纪委反腐的重大变化是从过去的量变发展到了质变的萌芽的出现。我把它归结为“5个体现”和“9个前所未有”。十八大以来，中央体现了求真务实、以民为本、从严要求、权为民赋以及尊崇法治的思想。其中“权为民赋”是习近平没有当总书记之前的思想，把权力来源和主体讲清楚了。“9个前所未有”分别是：认识的清醒、重视的程度、反思的勇气、调研的深入、高层的表率、行动的迅速、媒体的报道及时和报道公开、群众的参与以及取得的成效都前所未有。

记者：王岐山本人从来没有干过纪检工作，他这一年出台的措施背后是否有诸如中国纪检监察学院等机构的理论支持？

李永忠：在王岐山担任中纪委书记前我就对他有所了解。王岐山有很好的理论和历史功底，善于从战略上分析认识问题。这些年改革最缺的就是战略思维，总是从战术上去解决战役甚至战略问题，现在看来，凡是这样的思维都失败了。

特别是反腐败，发现一个“风”就治这个“风”，发现一个案就查这个案，这都是战术思想。群众本来是反腐败的主力军，是腐败的直接对立物，但是却停留在旁边，靠着专门机关、纪委、监察等职能部门单打独斗。打了30多年，结果越打越难，腐败愈演愈烈，这是习近平的原话，我们战略意图不清楚，王岐山善于从战略上发现和解决问题，我概括为“三点”：战术是坚决的、战役是明确的、战略是清楚的。所以取得现在“5个体现”和“9个前所未有”。

记者：“八项规定”的内容过去都出现过，为什么从十八大以后“八项规定”执行的如此严格？

李永忠：我认为，“八项规定”是中共中央2000多年后的“徙木立信”。2000多年前，秦孝公想实现秦国梦，找商鞅变法。商鞅知道自己没有背景和功绩，很难为秦国人所接受和支持，用了“徙木立信”的方式让全国官民明白变法是动真格的，获得了秦朝官民对政府公信力的支持和拥护。商鞅变法法令不断出台，奖励耕战，最终让不善于斗狠的秦国人在《史记》中留下了“虎狼之师”的评价。秦国在随后的一百多年就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和商鞅的徙木立信密切相关。

其实就“八项规定”而言，一开始谁也不相信是真的。因为这些规定以前都搞过，但都不成功甚至变味了。十八大要重新取得老百姓和干部的信任，就要从这些最难以让人相信的事情开始做起，做成功后大家以后就相信你了。

我们要实现“中国梦”，改革前30年以解放生产力为突破口，后30年必须以恢复和重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为突破口，否则可能和苏联以及东欧国家一样完蛋。党中央认识到这个问题后，用了“八项规定”这一治标的手段。如果只是以“风”来解决“风”的问题，那么这阵风过去后，腐败又会反弹甚至比以前更厉害。

十八大前，我曾经提到过中国现在处于三个“不得不”的关口：政治体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关口了，两极分化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关口了，反腐的困境也到了不得不突破的关口了。十八大后党中央和中纪委总结此前的工作和思路，就成绩和问题进行反思后形成决定。必须从“八项规定”走向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又必须以反腐败为突破口。因此“八项规定”是徙木立信，反腐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八项规定”做了，反腐败做了，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能顺理成章做下去。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必须通过权力结构改革，改变过分集中的权力，最后通过制度固化下来。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监督体制、用人体制，特别是党的纪律检查体制以及党的党代会常任制来固化“八项规定”以及反腐败的成果。

记者：您一直强调异体监督的重要性，这一年王岐山在异体监督层面有什么样的实践？

李永忠：我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就在军队从事纪检工作，现在已整整34年。我发现古今中外的同体监督都是无效、低效的监督，凡是高效以及成本低的监督都是异体监督。用老百姓的话就是“再锋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柄”。

中国一直沿用苏联模式的同体监督，我总结了一句话：改革开放30多年来，几乎没有一个党政主要领导的腐败问题由同级纪委监察局检举揭发出来，不是我们的纪委书记才干上的无能，而是体制上的悲哀。

30多年反腐败、党内监督、纠不正之风乃至廉洁自律都无法取得有效成果，同体监督是重要原因。不但没有成果，还越来越严重。王岐山看到这个问题，从巡视和派驻这两个问题上入手，这是30多年纪检体制改革的两个支点。纵观尉健行、吴官正以及贺国强担任中纪委书记期间，所有努力都在力推巡视和派驻的异体监督。由于巡视组基本完全异体，因此发挥的作用更大一些。

在派驻方面，我称为半同体半异体。由于纪检组长是同级党组的成员，因此派驻机构的效果大打折扣。王岐山看到这个问题后，通过改革摘下了巡视组组长的铁帽子、明确任务、收缩外延、突出重点。古代的汉武帝以“六条问事”。汉武帝了不起之处在于把全国40多个郡划分成13个监察区——州，每个州设部刺史一人。部刺史的工资只有800石，被监督的对象郡守的工资有2000石。一个部刺史的监察区要管几个郡，监察区大于行政区。虽然工资和级别低于被监督对象，但是由于部刺史不归郡守管，所以能有效进行监督。以13个小官管住了全国40多个大官。我以为精通历史的王岐山应该从中借鉴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刚到中纪委时不知道天高地厚，看到纪检体制改革推不动，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监察制度的得与失，给曹庆泽同志（时任中纪委副书记）写了一封信，提出借鉴古代设立监察区和巡视制度的做法。引起曹庆泽同志的重视并转报尉健行同志签了字。1996年中纪委在文件中明确提出建立巡视制度，到2003年正式开始实施。这期间，可能我这个初来乍到的新人也起了一点作用。

王岐山重视异体监督，通过两轮巡视，缩小巡视组过去宽泛的工作，现在已经取得一些效果。这次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了“两个为主”，一个是查出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第二是下级的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考察由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为主。“两个为主”使同级纪委也有了一点异体监督的成分，这也是很好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