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三上莫干山

常修泽教授，著名学者，1949~2009《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入典者。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现为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人本体制论》、《广义产权论》、《产权人本共进论》等学术理论著作，被学界称为中国“人的发展经济学领军人物之一”和“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其参与主持完成的重点科研项目《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要问题研究》（为中共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等多项成果，荣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希望莫干山精神能够引领青年学者在理论研究上走得更远，为中国转型期的改革提供真知灼见的思想。

9月7日，“2013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举行。这是继1984年以来，中青年学者第三次“聚议”莫干山。

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是青年经济工作者“第一次集体发声”，已载入中国经济史册。

著名学者、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常修泽先生，作为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亲历者，也是为数不多的三次莫干山会议的见证者。

常修泽教授虽然己过“耳顺之年”，但如29 年前一样，执着于改革的学术研究，激情不减。2013 年莫干山会议的三天里，《中国民商》独家专访了常修泽教授，并陪同他到德清县工商联与百名民营企业座谈，深刻感受到他治学严谨、为人正直、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

常修泽教授根据自己亲历和保存的历史资料，以及其他与会朋友的回忆，对1984 年莫干山会议的背景、过程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向《中国民商》作一一阐述。

与他对话，思绪回到29 年前，如同置身于历史之中，不须隔空对话，便可聆听莫干山故事，感受莫干山精神，更重要的，还有他对青年学者的殷切期望以及对未来中国改革的深入思考。

常修泽希望，莫干山精神能够引领青年学者在理论研究上走得更远，为中国转型期的改革提供真知灼见的思想。

向80年代致敬

《中国民商》：莫干山会议今年是第三届，您也是莫干山会议中为数不多的“老三届”，三次会议跨越了29 年，请您用最简短的语言评价一下莫干山与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关联。

常修泽：我是第三次到莫干山参加会议。除我之外，三次参加“莫干山会议”的还有贾康先生和王小鲁先生，这几位，可以说是“老三届”了。

三次莫干山会议的“时间窗口”非常好，每一次都是在历史关头召开的。第一次是十二届三中全会前夕（1984 年9 月），第二次是十八大召开之前（2012 年9 月），这一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2013 年9 月）。每次都赶在历史的关口前召开，由于时间巧合，莫干山三次会议的意义都非同一般。

我感觉这次会议的气氛有点类似于29 年前。那个时候是给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献计献策，这次是希望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建言。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规律，每次偶数党代会的三中全会，都要作出一个重要的改革决定。这次又到了关键性的历史时刻。

《中国民商》：作为莫干山“老三届”的代表，您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样的？您最想说些什么？

常修泽：在2012 年的莫干山会议中，我发表了《向80 年代和莫干山精神致敬》的讲演，那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思想解放的年代，一个开拓创新的年代。那个年代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回顾当年的莫干山会议，首先我要感谢那个时代，感谢那个火红的、令人激动的年代。现在，我仍然要向20 世纪80 年代致敬！

同时，我想与莫干山会议的新老代表说几句话。

第一是“缅怀”。缅怀几位已故去的当年莫干山的老同志。29 年来，没有他们和老一辈学者的指导和提携，就没有莫干山会议的成功。今天我们再次举行莫干山会议的时候，我想我们要以莫干山的名义，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第二是“珍惜”。珍惜莫干山的缘分。

第三是“苦干”。真要担负起国家转型的责任，还是要苦干。

第四是“保存”。我建议大家好好保存莫干山会议的材料，这些将来都是很珍贵的史料。我保存了1984 年莫干山会议的一些资料。去年我写了《史料版1984 年莫干山会议》，在《学术研究》杂志2012 年11 期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很大关注。

将来是否有人会出一本《莫干山传》（类似当年《水浒传》那样）？如果要出，我意可写三卷，第一卷《上山》——124 位“好汉”是怎样上山的？有几支大的队伍？上山

过程中发生过哪些故事？第二卷《山上》——在山上列位好汉讨论了什么？争论的激烈程度和故事？形成了哪些报告？所提的报告如何影响高层领导？都有哪些批示？第三卷《下山》——莫干山会议成果和精神如何影响中国的改革进程？下上后各位好汉的命运如何？等等。真是波澜壮阔啊。也许我们这代人写不了，但以后一定会有人写的。

在我看来，此次莫干山会议讨论出什么成果、产生什么影响当然也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莫干山精神得到了延续。我更希望莫干山会议能够成为一个平台，激励年轻人少一些功利，多一些理想色彩，扎根于学术研究。

历史关口

《中国民商》：1984 年的“莫干山会议”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常修泽：当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背景，也是莫干山会议之所以被载入史册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8 年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到1984 年，农村改革已有起色，但城市改革总体尚未起步。随着改革的深化，整个国家面临着如何由农村改革和企业局部试点拓展为全面改革的历史性课题。但从当时情况看，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的影响，加上意识形态原因（在1983 年“清污”运动中，党内有人把商品经济理论当成“精神污染”来批判），整个改革举步维艰。

此时此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遇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基于上述背景，中共高层作出决定，拟在1984年10 月召开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对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决策。

当时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即到底是继续按照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惯性运作，还是另辟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路？

从理论上来说，在1980 年代初期，学术界就已经提出了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作为改革的理论依据。但是，这种观点受到党内一些领导的坚决反对。

参加中共十二大报告起草的某部门负责人，曾给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写信说，“绝不能把我们的经济概括成商品经济”，如作此概括，“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批转了这封信，此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受到批判。

1984 年6 月，中央开始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但历时一个多月时间提出的最初提纲，没有脱离原来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调子。据史料记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此很不满意，重新调整了文件起草班子。

当时的焦点是写什么？写“计划经济”，还是写“商品经济”？莫干山会议前夜，国家正面临历史性抉择。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批中青年经济学者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思想解放，知识新颖，敢想敢说，在关键时刻，勇敢地担起历史赋予的责任。

激情一代

《中国民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个会议是如何筹划的？

常修泽：从我掌握的历史资料和亲身经历来看，最初提议，应该是1984 年2 月，地点在浙江杭州。参与者包括当时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的朱嘉明、黄江南、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的刘佑成，还有一位叫孙皓晖。回到北京后，得到当时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的王岐山的支持。

除了大家比较熟悉的王岐山，以及朱嘉明、黄江南、刘佑成外，这里我要补充性地提到一个人，在之前的史料中，都没有提到过孙皓晖，他虽然是最初的商议者之一，但没有参加当年的莫干山会议，这是一个遗憾。

孙皓晖是陕西三原人，当时在法学领域，曾是西北大学法律系的教学科研副主任、经济法学的学术带头人，还是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后来，他隐居海南十余年，写出了五百多万字、共六部11卷的《大秦帝国》。

这是一部全面、正面表现秦帝国时代的长篇历史小说，在2009 年3 月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08 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中居长篇小说组第二名。《大秦帝国》电视连续剧（第二部，大秦帝国之纵横）正在播出。

去年11 月，我在海南海口的海甸岛写书（《创新立国战略》），听说孙皓晖先生也住在海甸岛。我便把我写的《史料版1984 年莫干山会议》托朋友转了去。这月下旬，海南省文联主席张萍女士邀我给海南的文学家艺术家作关于中国改革的报告，本想能在会上见到皓晖的，但张萍主席告诉我，皓晖有事不在海口，未能相遇，很是遗憾。

在他身上，可以看到80 年代学者潜心学术的精神。学术界有句名言：“板凳一坐十年冷，文章不得半句空”。由此我想到，我们年轻朋友，你要想做大事吗？想成为大学者吗？你们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真正踏踏实实地去干，不要迁就眼前的微小事务。

前面只是最初的商议。莫干山会议真正筹划是在北京。在北京具体如何商议，我没有参加，因我当时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我只说与我有关的部分。

说来也巧，会议的酝酿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青年学者有一定瓜葛。在老一辈经济学家谷书堂、熊性美支持下，我们所青年的学术活动比较活跃，遂引起京城中青年朋友关注。1984 年初夏的一天，朱嘉明、黄江南、张钢来到我所在的所进行学术交流，还与研究生见面座谈。所里的李罗力、杜厦、金岩石和我（此时四人都已是研究人员，与“莫干山会议”相连的“天津会议”后，一位从政，一位经商，一位出洋，一位治学），还有其他同仁，出面与之对话，彼此讨论甚欢。讨论中，朱嘉明等露出希望中青年聚会的意思，南开诸君欣然赞同。临别时大家有点依依不舍，南开诸君一直把嘉明、江南、张钢送到天津火车站的月台上。

后来我才得知，正是在“从天津回北京的火车上”，他们形成比较清晰的构思，并起草了关于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的有关材料。莫干山会议中心议题定为“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地点是浙江德清县的莫干山，会议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最后会议全称定为“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史称“莫干山会议”）。

《中国民商》：由几位年青学者发起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会不会比较敏感？都有哪些人参加了会议？

常修泽：在当时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两条思路胶着对峙的时候，大张旗鼓地召集会议，容易挨批评。

之前的一个先例是，1984 年5 月，温元凯先生在合肥搞了一个“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参加。例如，我所在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著名学者徐振方教授就应邀参加（我和徐振方教授都在社经研究室，他当主任，我为副主任。他对我多有帮助。2012 年徐先生在《炎黄春秋》发表了《我向毛主席上书“过渡时期”》，社会影响很大）。他回所后告诉我，出席会的有：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上世纪80 年代初的北京“四君子”之一）、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等等，因这个会又称“全国改革者大会”。结果遭到了当局有关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听说温元凯教授也被批评。

于是，莫干山会议决定采取由中青年经济学者民间发起、新闻单位和地方研究机构出面主办，争取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相关人员支持的方式召集。

29 年前，即1984 年莫干山会议时，景安先生是国家体改委宏观规划组的处长，他自己说，临行前国家体改委的领导考虑到会议是媒体与民间组织的，劝他不要参加，但他还是“抱着可能丢官”的风险抗命赴会了。

实事求是地说，这次会议, 是得到了中央最高机构“非正式”的关注的。在与会者中，就有部分在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工作的人员，除大家熟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王岐山以外，还有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左芳女士、中宣部理论局的贾春峰、中央组织部青干局的闫淮、中央办公厅的李英汤等。

这里，我要提一下时任中宣部理论局领导的贾春峰先生。当时他是中国理论界的一位有实力的人物。在开幕会上，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春峰先生的讲话，他讲的题目是《时代的召唤崇高的责任》，他的讲话稿我仍保存着。会后，他还写过一篇《理论界，一股新风扑面来》，《红旗》1985 年第7 期，我也保存着。上个月（即2013 年8 月）我和他在青海开会，说起“莫干山会议”，他依然激情澎湃。当时，他们的到来，对会议来说无疑是个有力的支持。

以文选人不拘一格

《中国民商》：当年参会的代表有124 位，是如何选拔出来的呢？

常修泽：“莫干山会议”的闪光之处在于明确提出了“以文选人”的原则。为保证会议按流程顺利进行，会议成立筹备工作组。组长为张钢；副组长徐景安、黄江南；成员包括周其仁、刘佑成、王小鲁、周小川等十多人。

在选文章的过程中提出了“五不讲”，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在“等级制”“关系学”和“学历至上”的社会氛围下，这条“英雄不问来路”的“五不讲”，给各行各业、各个层面的中青年公平参与竞争带来了希望，在全国各地引起反响。

从6月12日“征文”到8 月15 日，短短两个月内，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300 多篇论文，平均每天20 余篇。经过认真审阅和选拔，选出论文入选代表（包括一部分发起、组织者）共计124人。我没有参加评审。后来听黄江南、王小鲁告诉我，当时的原则是，先看文字，不看作者，选文章时再看地区。听说，维迎提交的那篇关于价格改革的文章，曾一度被否定，后来才被选中。郭凡生（现慧聪网董事局主席），那篇“反梯度理论”文章，也有争执。都是有棱有角的啊。

我至今保留有124 位会议正式代表的名单，作了个结构分析：按系统来分，高等学校38 人，占30% ；中国社科院和地方社科院30 人，占24% ；政府所属事业性研究机构18 人，占14% ；党政机关干部20 人，占16%（如当时在北京市西城区计委工作的马凯，现国务院副总理）；企业界一线人员12 人，占10% ；此外还有新闻界等8 人，占6%。按地区分：北京53 人，占42% ；上海11 人，占9% ；天津7 人，占6% ；此外来自改革开放先行地区的代表也较多，如浙江10 人、广东8 人；陕西、新疆、西藏等西部地区也有一定数量的代表参加，如陕西6 人。

挂牌讨论热火朝天

《中国民商》：1984 年莫干山会议是如何组织讨论的，讨论了哪些问题？

常修泽：听朱嘉明先生说，在北京筹备阶段，初步构想分为5 个组讨论。但到了莫干山上，我看到，专题讨论组实际增加到7 个：第一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性问题——价格改革的战略问题；第二组，主要讨论工业管理体制和企业活力问题；第三组，主要讨论对外经济开放问题；第四组，主要讨论发挥中心城市多功能问题；第五组，主要讨论金融体制改革问题；第六组，主要讨论农村产业结构变动问题，以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接口问题；第七组，主要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商品经济、所有制问题、政府经济职能问题等。

讨论中，打破传统的会议模式，在会上不宣读论文，不作空泛议论，而是紧紧围绕专题，各抒己见，还创造了“挂牌讨论”等新鲜形式，洋溢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和活力。会议期间，大会会务组印发类似简报类的“会议情况”，交流各组讨论的信息，加上会外交流比较频繁，与会者对其他组的讨论情况是了解的。

会议最有特色的就是挂牌讨论。白天各个小组的会议都有议程，到了晚上，就挂出一个牌子，比如，今晚几点到几点价格组辩论什么问题，欢迎参加。这就不分组了，谁有兴趣都可以来。去年，我在经历28 年的岁月后，故地重游，寻找当年开会的印记。我所在的对外开放组的会场——329 号牧师别墅仍在，但是价格组晚上辩论的地方已经盖上楼房，今非昔比，但是，当年会议的火药味儿依稀能够闻到。

1984 年莫干山会议的模式、会风，是清新的，现在“党八股”的东西太浓厚了，应该改变。

影响中央决策

《中国民商》：莫干山会议的讨论最激烈的是什么，主要观点有哪些，会议的理论成果是如何影响中央决策进程的？

常修泽：当年，改革开放最突出的问题是价格不合理，有关中央领导指出，价格已经成为我们改革的一个拦路虎，我们要打掉这个拦路虎，改革才能前进。

应该说，打掉这个拦路虎，大家思想是认同的。问题是，如何打掉这个拦路虎？这就涉及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此是1984 年莫干山会议讨论最深入、争论最激烈的问题。

当时对价格问题形成三种意见：一是主张“以调为主”；二是主张“以放为主”；三是主张“调改结合”。同时还有其他组的讨论。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徐景安、朱嘉明、王岐山、黄江南、周其仁等负责起草拟向高层汇报的专题报告，杜厦、等多位青年学者参与了执笔（或提纲写作）。专题报告完成后，遂派代表向主管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9 月20 日，张劲夫首先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继之，10 月10日国务院主要领导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可以说，莫干山会议从一个方面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智力支撑。

10 月20 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特别强调了“价格体系的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1985 年3 月，国务院下文首次正式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的价格控制。这个决定被认为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改革正式实施的标志。

从更大视野审视，中国价格双轨制改革的思路是莫干山会议诸多中青年学者共同讨论、集体智慧的结晶。价格“双轨制”提出并被中央采纳，是莫干山会议最显赫的成果之一。

另外，除了价格“双轨制”外，还有农业和农村的改革问题。由于有一批对农村发展素有研究的学者如王岐山、周其仁、裴长洪、白南生、左芳等代表参加，所以农业和农村改革发展问题讨论比较深入且居于前沿。讨论成果最后由王岐山、周其仁执笔完成题为《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报告，上报中央。3 个月后，1985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农村进行第二步农产品(000061,股吧)的统派购制度改革”。可以说，农产品的统派购制度改革，也是会议重要成果之一。

国兴则学兴；学荣则国荣

《中国民商》：您认为莫干山会议凝聚的是一种什么精神，这次会议对后世产生了什么深远影响？

常修泽：这次会议，不仅为此后国家改革开放思路提供了重要的咨议，更重要的是，会议所体现的精神，作为一种思想财富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莫干山会议除了为中央献计献策以外，还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深入探讨，形成了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中青年经济学者从事深度学术研究的高潮，并对20 世纪90年代乃至21 世纪前期的经济学研究产生影响。

会议之所以被铭记，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大多数本来默默无闻的中青年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他们有的已经成为国家领导，有的已经成为著名学者，有的成为著名企业家。从政的，如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等等；治学的，如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张维迎等等；经商的，如著名企业家杜厦等等。

莫干山会议还促进新人才进一步涌现，唤起了更多中青年学者的热情。1985 年，第二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举行。除北京的丁望先生等一批朋友外，杜厦、李罗力、金岩石、郝一生等天津朋友是会议主要操持者，我受命担任论文评审组组长，从2615 篇论文中，选出125 位作者。

1985 年新选出的作者，日后也大多成为我们耳熟能详的“重量级”人物。其中包括：马飚（现任全国政协第十二届委员会副主席），郭树清（现山东省省长、曾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朱民（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马建堂（现国家统计局局长），洪银兴（现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导）、卢中原（现国务院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刘伟（现北京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宋国青（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曾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吴晓求（现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著名证券理论专家）等等。

我认为，莫干山会议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形成了莫干山精神，我把这种精神概括为“时代责任、公平竞争、自由争鸣、官学互动”。正是这种精神，唤起了更多中青年学者的无限热情。

在切身经历中，我得出两点体会：“国兴则学兴；学荣则国荣”。在新的条件下，期望国家会进一步为学术自由、学术创新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有效的支持。这正是探索“莫干山会议”精神的动力之所在。

担起国家转型的责任

《中国民商》：时至今日，您对中国改革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深刻研究和思考？

常修泽：今年6 月份我完成了《给三中全会全面改革方案的四点框架性意见》的报告。我把它归纳为四句话、十二个字：“中长期、大视野、攻重点、讲新话”。

“中长期”：在2008 年出的《人本体制论》一书中，我曾提出“第三波转型论”和“五环式改革”的观点。从中国现代史来看，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波

转型。以1949 年“建政”为标志的第一波转型，我把它称之为“社会制度转型”。第二波转型是1978 年12 月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现在第二波转型已经35 年，但任务还远未完成。

根据我对国家未来转型问题的研究，下一步面临着第三波转型。我认为，中国未来应该是“五环”改革，就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文化改革和生态环境制度的改革。未来十到十五年，中国正好处在第二波转型和第三波转型的交叉期，从前瞻性的眼光来看，也是第三波历史性大转型的启动期。我们应该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这是时代赋予的责任，这是“中长期”。

“大视野”：除全球视野之外，我建议增加社会主义转型国家改革的视野，关注越南。我们在讨论改革问题，越南在干什么？据我所知，他们在讨论修改《宪法》，《宪法》草案提出来征求全党、全国民众意见。到6 月份，已收集上来2600 万条意见，由此激发人们的改革激情，形成一个强大的改革氛围。

我七次到越讲学交流。越南的“革新”起于1986 年，比我们晚。现在中越改革在赛跑，有一个谁跑赢的问题。我感觉在某些方面他们已经跑在我们前面，需要高度关注并予以重视。一个拥有8880 万人口的邻国的改革新举措，不能不对中国产生影响。这一新动向应纳入我们的视野。

“攻重点”：未来我们担负的任务很重，要抓住急迫的、老百姓意见很大的、有操作性的“五环改革”推进，要重点抓。

在经济改革方面，我认为第一重点是垄断性行业改革。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都把垄断性行业作为改革的任务之一。但是我在十八大报告里没有发现相关内容。怎么能回避这个问题呢？垄断性行业改革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点。

在社会改革方面，我用四个字来表达，叫“社会共生”。怎么共生？三句话：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

当然，“五环改革”还涉及到政治改革、文化、生态，环环相扣，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应该抓一些重点问题，切实取得突破。

“讲新话”：198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后，邓小平在评价这次会议文件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

我认为，改革方案的价值和贡献在于说新话，说些过去没有说过的、实事求是的新话。我用五年时间最近完成一部《包容性改革论》，有些自己的新思考。

眼下，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关于改革的决定，写哪些新话，写哪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对此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