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机构改革大幕徐启

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决议》。

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原则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初步方案。按此方案，国务院各部、委和直属机构将由既有的98个，裁减、合并为52个，工作人员编制约为三万二千人，比当时的四万九干人减少三分之一左右。会议决定：国务院设国务委员若干人，职位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级，是国务院常务会议组成人员；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由国务院总理兼任主任。会议还通过决议，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团以下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并给予政治权利。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机构改革，邓小平称之为“革命”。

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批评当时党和国家组织机构臃肿，“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不改革得不到人民赞同”。

1982年机构改革至今，中国政府又进行了5次机构改革。最近的一次是去年，被广泛解读为“大部制”改革。

学界认为，在后续几次改革中，改革的重心已不再是简单的裁减冗员，更多的，是显示了政府工作职能的转化

冗员臃肿

国务院工作部门多达100个

用邓小平的话说，1982年如果不搞机构改革，“（政府）确实到了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四人帮”被粉碎后，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并没有改变，由此导致政府机构设置叠床架屋，人员冗余的问题登上了建国以来的顶峰。

资料显示，到1981年，国务院的副总理有13人之多，工作部门有100个，其中部委机构52个，直属机构43个，办公机构5个。而在100个工作部门中，经济管理部门即达71个。

这些部门职责重叠，职责难分，工作效率自然难以保证。

而且，一些干部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满足不了时代的要求，已经成了改革路上的绊脚石，这就是邓小平批评的“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

例如，1981年初，被人称为“改革闯将”的项南来到福建省任常务书记。项南发现，中央推广的包产到户，在福建竟成空文。项南就在春耕前巡视全省，督办此事，为此甚至撤了一名思想守旧，工作不力的地委书记。

机构臃肿的另一个原因是，到1982年，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活动已进行三年。根据1977年中共十一大的决定，对过去审查干部工作中遗留下来的问题要进行认真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大批老同志在平反后回到了工作岗位，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领导职位，只能通过临时增加副职等办法来解决。

此外，据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建问题专家高新民介绍，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所导致的“派管干部”现象仍大规模存在，这不但与中共一贯主张的“党管干部”原则相违背，而且大量才德不符合新时期要求的干部留在位置上，也不利于改革开放的进展。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龚维斌看来，改革开放要发展经济，必须获得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而政治体制改革，首要的是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

改革关键

老干部被要求“作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

这次机构改革能否顺利推行，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做好老干部们的工作。

中央党校教授、党史专家谢春涛认为，人事和机构改革从旧有的干部组成着手，不但合理而且有其必然性。

“一些老干部对革命的理解就是终身革命，但其思想认识和知识结构是否符合改革开放的需要，却要因人而异”。而且，也有部分领导干部担心机构精简会导致自己以及子女待遇无法保证。这些人可能成为机构改革的阻力。

因此，如何理顺老干部的思想，是中央高层极为关注的问题。

邓小平在1982年1月13日的讲话中，甚至用“老干部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对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

来要求老干部支持这次机构改革。

国务院参事室的历史日志也显示，1982年3月9日，国务院参事全体会议就曾座谈建立老干部退休、离休和顾问制度的决定。

虽然争议难以完全避免，但总体说来，老干部顺应了这次改革。

1982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西哈努克亲王时说：“从一个月的实践看，这项工作（指机构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可以行得通。我们能够顺利地进行体制改革工作。

一个多月后，在会见巴西外长格雷罗时邓小平再次表扬了老干部：“精简机构，就是‘拆庙搬菩萨’。从这两个月的情况看，我们的老干部顾大局，是经得起考验的”。

1982年中共十二大成立了中央和省级的两级顾问委员会，供壮心不已的老干部们发挥余热。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正是邓小平。

首当其冲

国务院副总理减掉11个

1982年3月8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问题的决议。机构改革正式进入轨道。

这场改革自上而下进行。

首当其冲的，是国务院。

改革后，国务院的工作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例如，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合并设立水利电力部，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和粮食部合并，设立商业部。

改革还明确了各级各部的职数、年龄和文化结构要求。国务院各部委正副职要求一正二副或者一正四副。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总编制缩减了1/3左右，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部委级领导平均年龄由64岁降到60岁。

当时国务院副总理由13人减为2人。根据1982年5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决议，万里、姚依林继任国务院副总理。本次会议还决定增设“国务委员”

一职，其政治待遇相当于“副总理”。当时出任国务委员的有10人。

在地方上，省、自治区政府工作部门从50～60个减为30～40个；城市政府机构从50～60个减为45个左右；人员编制方面，省、自治区、直辖市党政机关人员从18万人减为12万余人。市县机关工作人员约减20%.局级领导的平均年龄则由58岁降到54岁。

改革开路

机构改革推动干部“四化”

1982年的机构改革历时3年，除了精简机构外，“还为干部‘四化’开了路。”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龚维斌说。

所谓干部“四化”，指的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此“四化”的标准由陈云首先提出，邓小平随即表示支持，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到此事。

1982年1月13日的讲话中邓小平就指出，“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亡党亡国”。

虽然“四化”在1983年7月的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才获得正式确认，但1982年的机构改革很大程度上被看作是干部“四化”标准下的改革。尤其是对年龄和文化结构的要求，比较直白地体现了“年轻化、知识化”。

这被认为是对领导干部终身制的一种修正。“其实，党中央在建国初期，就有对领导干部年龄等方面的硬性要求，但是一直没实施而已。”一位行政学专家说。

邓小平在改革过程中多次要求严格领导干部的年龄标准和任期限制。他本人也被视作身体力行的典型。

上述行政学专家认为，对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终结，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推动，是本次机构改革最显著的两大亮点。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高新民亦认为，现在的中央高层，正是在上世纪80年初的干部“四化”大潮中脱颖而出，逐渐成为中国政坛的中流砥柱。

“当时机构和人事改革，年轻化只是表象，我们更应该看到他们有新知识、又懂新业务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