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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朱镕基到李克强:总理的难题之金融体制改革

2013-07-26 11:08 凤凰财经

摘要:1993年,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大干快上,基建投资迅猛增加;社会总需求强力扩张,货币投放增发同比高达34%,信用更严重扩张。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银行成了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而如今,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暴露出诸多风险,这也是李克强总理亟需解决的问题。

导读:1993年,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大干快上,基建投资迅猛增加;社会总需求强力扩张,货币投放增发同比高达34%,信用更严重扩张。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银行成了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而如今,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暴露出诸多风险,这也是李克强总理亟需解决的问题。

1993年,中国经济冲向新一轮高峰。全国大干快上,基建投资迅猛增加;社会总需求强力扩张,货币投放增发同比高达34%;信用更严重扩张。总需求又拉动了通胀。每天都有500家新公司开业,每周有140家老工厂改头换面成了股份企业;全国都在争建特区赶超深圳,中央政府批准了119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实际上开张了8700个开发区。

历次经济过热的资金来源都是银行贷款,在各级政府的干预下,银行成了官员和官商的提款机,但是无论政府、企业还是银行,都毋需承担投资失败的责任,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道德风险和通货膨胀风险。地方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发现其实银行的钱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因为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

一、银行市场

1993年春夏之交,金融混乱达到了顶点,下面几个例子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一个姓李的湖南人提出公款100万元,在银行透支1000万元,然后私刻公章,制造了操纵股价牟取暴利的“苏三山”事件;中国农业银行[-0.42%资金研报]衡水中心支行把100亿美元交给了两个在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一个叫沈太福的人以24%的年息集资10亿,自己贪污200万。

银行由中央垂直领导,一向是听话的好孩子,可是那年春夏,国务院接连7次发文,结果全然无用。

7月,朱镕基亲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约法三章:一、清理违章拆借;二、不得竞相提高利率、不得收取贷款回扣;三、银行不得向自办实体注资,自办实体和银行脱钩。命令属下的行长们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他伸出手来,点着那些银行官员的鼻子厉声说道,“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面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

说到最后,他高叫一声:“同志们”,在听了那么多刺耳的话以后,大家还能听到他说“同志”,反倒吓一跳,谁也不敢走神,就听他接着说:“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

他停下来,示意大家可以走了。目瞪口呆的行长们连道别的话也忘了说,忐忑离去。所有银行里的电话交换台当即忙得不可开交,铃声响个不断,都是找自己的客户催着还钱的,仿佛当初忙着往外借钱一样。营业厅里又排起长龙,不同的是,这一回男男女女都是往里面送钱的———不是储蓄就是还债。也有来说情的,要银行通融,把债务延期,可是银行这次一点都不讲情面,他们说:“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

到7月底,拆借的资金收回来332亿,还增加了405亿的储蓄,以此为储备,银行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企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

二、国债期货市场

由于通胀问题严重,中央、国务院、央行、财政部都实打实地按通胀率给三年以上存款、国债补足利率。老百姓揪紧的心一点一点地宽了下来。这在世界各国是罕见的。

与此同时,对通胀率最敏感的国债期货市场,出现了相信政府会兑现的以“中经开”为首及全国老百姓为一边的“看涨派”及以万国证券公司管金生、辽国发为代表的“怀疑派”,他们甚至暗中认为政府会作假,将通胀率人为造假压下来及赖掉保值补贴几十亿,正反双方在上海国债期货市场上刀刃相见,仓位越积越大,巨量之仓位说明谁也不肯让步的巨大分歧。

1995年春,发生了著名的国债期货“327”事件,坚持错误的管金生竟又违规透支打压期市,造成了万国16个亿的巨大损失。

朱镕基亲自赶到上海,果断镇定地处理此事,令全市银行拿出钱来支持万国证券,将几百万,几千万资金堆积如山地放在柜台上,半天时间稳定了证券市场,并很快关闭了国债期货市场。(管金生也以“证券之王”,几天之间沦为领刑16年的阶下囚)。

三、证券市场

当时中国经济基础很不巩固,实体经济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不注意引导,资金很可能都投入虚拟经济,对刚刚起步的中国市场经济来说,无疑走上了绝路。

当中国股市规模太小且缺乏做空机制,如果不加以限制可能泡沫横飞。当时万八亿市值,且没有股指期货,股市只能做多才能盈利,所以打压股市也只能靠行政手段。

朱镕基在党中央支持下,严厉紧缩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对极容易造成金融风险的“银证合一”模式进行了坚决的改革,下令证券公司从各大商业银行分离出来,并前后出台了16条措施。

朱镕基对国债、股票市场的发行、运行,极为重视、高度重视。太高了,他要打压,太低了,他要全力抢救。如1994年7月底,他用三大政策救市,使股市从325点直冲到1000多点。

朱镕基对股市上涨是最敏感最反感的,他曾无数次在大场面反问记者:股市为何要上涨?并数次靠行政手段打压股市,最凶狠的施用过“十三道金牌”。

四、外汇市场

1994年之前,官方牌价是1美元兑5元多人民币,但是外汇调剂市场是1比8元多,黑市价更高,在1992、1993年投资高涨时,1比10你都换不到美元。

这就给“官倒”以巨大的牟利空间,1987年的外汇价差是500亿,1993年这个数字可能翻了1倍。

朱镕基在1993年底宣布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双轨制,实现汇率并轨。

汇率双轨制的结束减少了经济运行的中间成本,人民币从此迈出了按市场定价的脚步,中国的出口则立即受益,外贸在当年就由赤字转为黑字。

更长远的影响还在后面。1997年7月,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一些国家的经济遭到摧毁性的破坏,但是中国成功避过风暴。评论者看到的多是中国政府当时的举措,只有少部分人指出:1993年的宏观调控和1994年的汇率并轨,使中国得以提前补漏,这是中国后来避免危机的两个决定性因素。

如今李克强总理面临的金融问题:

一、信贷问题

自雷曼倒闭以来,中国的信贷总额从9万亿美元上升至23万亿美元,在短短5年中复制了整个美国的商业银行系统的规模。

中国的信贷占GDP比率在五年内从75%上升至200%,而美国次贷危机及日本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前的该比值大约为40%。

惠誉称中国信贷[1.54%]泡沫在现代世界史上罕见,信贷规模已达到极限,中国会发现很难再像过去那几次一样摆脱过度投资带来的困境,这意味着更艰难的时期还没有到来。

二、影子银行问题

中国银行[-1.15%资金研报]业监管机构估计,中国影子银行规模达到8.2万亿元人民币(合1.3万亿美元)。不过许多分析师表示,真实数字要高得多,德意志银行(DeutscheBank)估计,中国影子银行业规模为2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0%。

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已经随着金融部门的深化发展和全球化进程而茁壮成长起来。这类金融体系显然不在传统的货币银行体系之列,也不在央行的调控范围之内,但同样能够行使货币银行职能。金融格局的新变化昭示出央行所能调控的对象和掌握的信息资源都日趋狭隘。

三、债市问题

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3月底,全球债券存量规模为92.05万亿美元,中国债券存量规模3.43万亿美元,占比为3.73%。

打击市场交易违规,此前大多数监管都是针对股票市场老鼠仓,债券市场的监管几乎为零。不过去年一年因债券市场的小牛市,不少机构的固定收益规模都出现激增,而相关的债券交易违规也在增加。

2013年4月开始的债市黑金风暴已经卷入了众多类型的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券商和基金公司等。

结语

李克强一再表示,要实现今年发展的预期目标,靠刺激政策、政府直接投资空间已不大,还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如果过多地依靠政府主导和政策拉动来刺激增长,不仅难以为继,甚至还会产生新的矛盾和风险。到6月的“钱荒”释放出新政府对经济“去杠杆”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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