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人生 ——序赵东宛同志的《回忆与思考》

日前，我卧病在家，老领导赵东宛同志冒着酷暑亲自前来看望我。他已经是８５岁高龄的老人了，身体又不太好，拳拳之意，实在令我感动。在交谈中，他充满了念旧、怀旧之情，对我们半个多世纪的相交、相知，表示出十分珍重和珍惜，完全是一个人情味十足的老朋友，没有一点部长级大干部的气派。我们亲切地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在将要和我告别的时候，他从书兜里拿出一摞书稿来，一边递给我一边说道：这些年，许多朋友和同志（包括你在内），都劝我把自己过去的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写下来。最近，我终于下了决心，听从朋友们的劝告，写出这本回忆录来，取名为《回忆与思考》。现在，我把稿子全部拿来了，请你看一看，提出你的意见，供我修改；最重要的是，请你给我这本书写一个“序”。请你来写，因为你对我比较了解，我们认识几十年了，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认为义不容辞。我很少给他人的作品写序，何况这是一位级别这么高的领导；可是，在我眼里，他是老朋友。

在他走后，我便拿起他的书稿，一口气读完了它。从这里，我看到东宛同志波澜壮阔的人生。

他是一个早熟、早慧的少年。１２岁便投身于革命行列，那是抗日烽火刚刚在全国燃起的时候。在河南省南阳市，秉着一腔爱国热情，他从中学的课堂里走出来，参加了我党所创办的开封孩子剧团，他和其他十几位少年一起，演出于街头巷尾、村口垄上，为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唤起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赵东宛积极地投入到那些活动中去，不管扮演什么角色，他都认认真真，一丝不苟，演得惟妙惟肖，深得群众和领导的喜爱。那时，曾经有人认为：赵东宛将来必定驰骋于中国的舞台与银幕，成为明星、名角。但是，后来的境遇，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孩子剧团的活跃与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警觉，他们企图“收编”剧团，为其所用。剧团的成员，都是在党的直接领导下、一直接受党的教育并决心跟党走的孩子，怎么能俯首听命于他人地下党及时作出决定：将剧团撤回解放区，逃脱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

于是，剧团便化整为零，分散行动。经过了千辛万苦，历经艰难曲折，最后来到了他们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此时，宝塔山下，延水河旁，聚集着一大批青少年爱国精英，正在这儿厉兵秣马，整装待发，准备奔赴抗日前线，杀敌报国。赵东宛也跃跃欲试，希望走进他们战斗的行列。正在这时，一位德高望重的领导找他谈了话：党欲派他到刚刚成立的自然科学院深造。这位领导说：“我们将来建设新中国，需要很多红色的科学技术专家，党希望你成为这方面的专家。”赵东宛义无反顾，一脚跨进了延安自然科学院的大门。艰苦的学习生活锻炼了他的意志，坚定了他的信念。就在他１５岁那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学院内一名最年轻的党员。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是愉快的。他不仅能听到来到延安的一些大专家传授的科技知识，还能接受党内许多大人物甚至毛主席的直接教导。他参加整风学习，也投入大生产运动；当然，他也参加了整风中的“抢救运动”，初次尝试到党内生活不正常给人们心灵带来的戕害。

在延安，他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但是，庆祝胜利的爆竹声还没有结束，他又看到了内战的烽火。蒋介石反动集团，不顾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将罪恶的战火引向了解放区，共产党不得不站出来予以反击。为此，赵东宛也提前结束了学习生活，被党派往东北人民解放的战场。在枪林弹雨中，他被任命为一个战地医院的政委，率领全体人员，出生入死，救死扶伤，为东北解放立下了赫赫战功。当时，他还不到２０岁。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建设人才奇缺。懂得科技的赵东宛，成了党的“宝贝疙瘩”，以２３岁青年干部身份，被任命为抚顺一家大型机器厂的厂长。他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但又谦虚谨慎，礼贤下士，团结厂内广大工人和技术员，把一个被战火破坏得不堪卒目的烂摊子，迅速恢复并发展起来，支援祖国的建设事业。从那时起，人们便称他为“年轻的老革命”。

为了培养拔尖的专门建设人才，党派遣赵东宛去苏联学习。他肩负重任，心高志远，专攻重型机械制造这门科学。在异国他乡，他无意去游山观水，而把全部精力用来学习和钻研专业知识，不论在莫斯科重机科学研究院，还是在乌拉尔重型机器厂，他废寝忘食，争分夺秒，努力充实自己的知识库存。在此期间，他曾经有机会参加国内组织的一个技术考察团去西方发达国家考察。在那些现代化的工厂和研究部门，他看到了许多未曾见过的机器，接触到了生平从未听说的技术，使他大开眼界，茅塞顿开。此时，他方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世界是那样的丰富辽阔，绝不仅仅是苏联这一方天地。特别是西德的德马克工厂，技术水平之高，管理方法之科学，给他以很大的启发。那时，他就暗下决心，回到国内，一定要结合我国实际，学习运用。他不是一个墨守成规、死抠教条的人。

１９５７年年末，他完成了国外学习任务，奉调回国，就任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以下简称“一重”)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开始了生命的又一个崭新的历程。

就在这一年我和他相识了。那一年，我刚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被国家分配到“一重”任技术员，是他手下的一个小兵。

“一重”是当年国家兴建的１５６项重点企业之一，位于北满草原、嫩江之滨的富拉尔基。当年的富拉尔基可不像现在这样赫赫有名。它仅仅是达斡尔族同胞聚居的一个小渔村，荒烟漫地，野草丛生，狍子和野狼打架，兔子和狐狸赛跑，一派荒凉的景象。可是，党中央却决定在这里建设世界一流、我国第一座重型机器厂，调集全国各地的工人、技术人员、革命干部，在这里进行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而这支万人建设大军的指挥员之一，就是刚刚从国外学习归来的赵东宛。

在那战天斗地的火红年代，赵东宛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建设者一道，日日夜夜奋战在工地里、厂房中、设计桌旁、炼钢炉前；和我们一样过着艰苦的日子，吃高粱米饭、喝大子粥、吃土豆白菜，冒着严寒穿行在零下４０度的泥土路上；在每一个关键时刻，人们都可以看到他敏捷的身影；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他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人们暗地里赞扬这位“年轻的老革命”的才干，传颂着他过往传奇般的战斗事迹。

是赵东宛和甲乙双方领导共同指挥了工厂著名的“三大战役”——即“打桩工程”、“沉箱工程”、“金属结构工程”。打桩机用巨拳将万余根钢桩扌契入地心深处，为厂房奠下万年之基；工人们将４０余米长、２０余米宽的钢铁水泥结构的箱体送到２６米深的地层下，这被誉为“地下钢铁宫”的沉箱，是未来的热处理车间的母体；建设者们要将６２０００余吨的钢梁铁架连接在一起，构成一座座高大的厂房，孕育未来的“钢铁巨人”。

三大工程，一气呵成，为重机厂的提前建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工厂“边准备、边建设、边生产”的“三边”进程中，“一重”又接受了“两大产品”的试制任务。这两大产品就是１２５００吨自由锻造水压机和Φ１１５０毫米初轧机。这是赵东宛亲自到北京接受的任务。当时，曾有人认为：“一重”正在建设中，怕难以完成当时属于世界科技尖端的两大产品；但赵东宛舌战群儒、力排众议，争取到这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当赵东宛把消息带回工厂时，十里重机城群情激奋、欢呼雀跃，广大工人和技术人员为能够亲身参加设计制造这样的世界尖端产品而感到荣幸、感到骄傲。我当时正在工厂的设计处做技术员，和其他职工一样，佩服厂长勇挑重担的气魄，同时，深感生逢其时，报国有道，迅速投入这两大产品的试制工作中去。

赵东宛亲自率领“一重”这支重型机械制造的生力军，进入紧张的战斗状态。

但是，对于这两大产品的制造，在“一重”确实困难重重。因为绝大多数人员以前从未见到、甚至是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尖端产品。没有图纸、没有资料、没有经验，从无到有，一切要从头做起；赵东宛虽然留学苏联，但是也没有制造这种产品的经历。他和大家一样，也要边干边学。

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和障碍，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无数道险关，同时，也产生了无数发明和创造：关于水压机大立柱的大截面电渣焊、关于轧钢机大机架的多包浇注，就是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技术革新范例。就在１９６０年，“一重”在提前一年完成建厂任务的同时，也胜利地完成了两大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任务：万吨水压机安装在本厂的水压机车间内，直接投入生产；Φ１１５０毫米初轧机被运送到包钢安装使用，成为新中国钢铁战线上的生力军。

两大产品出厂之后，“一重”乘胜前进，赵东宛率领他的团队再攀高峰。他们又从中央接受了更为尖端的产品，那就是３００００吨模锻水压机和２８００毫米热、冷铝板轧机的设计与制造。承接这三大产品的任务，不仅是对“一重”职工技术上、生产管理上的考验，更是对他们意志的考验，因为任务的难度比以前两大产品要大得多、艰巨得多；特别是又处在“三年困难时期”，物质极为匮乏，人们普遍都饿着肚皮。敢不敢知难而进能不能为党分忧一张空前的考卷摆在赵东宛和“一重”职工面前。

后来的事实证明：“一重”广大职工和他们的厂长经受住了这个考验。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他们战胜了各种困难、克服了无数险阻，最后，向党中央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胜利完成了三大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任务，保质保量、按时出厂，产品被安装在西南某加工厂后，极大地发挥了其特殊功能，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作出卓越的贡献。后来，他们都分别获得了国家颁发的奖章。

百尺竿头，“一重”更进了一步。那时，我们都高兴地看到：年轻的、意气风发的厂长在锐意进取啊！

正当赵东宛率领全厂职工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时，一场为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狂飙席卷而来，神州大地陷于空前的混乱状态。赵东宛这个在工业战线上立下赫赫战功的“年轻的老革命”，被当做“工厂的头号走资派”，首当其冲被打翻在地。一批由痞子、流氓和受潮流卷起来的不知深浅的人们组成的“造反派”，对厂长极尽残酷迫害之能事：戴高帽、游大街、住“牛棚”、鞭打棍敲——“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所创造的十八般整人的“武艺”，赵东宛都尝遍了。不到一年，他被整得遍体鳞伤，特别是肾脏被打得出血，几乎浑身是病，妻子儿女流落四方，不得团聚。与此同时，当年赵东宛率领全厂职工所创立的宏伟基业和“一重”生产的尖端产品，都成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状；和他一同创业的左膀右臂，成了他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黑干将”。炼钢炉熄灭了火焰，机床停止了转动，万吨水压机的砧子生了锈，装配车间成了两派武斗的战场。这就是造反派创造的“红彤彤的新世界”。

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神州大地、亿万黎庶、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哭泣……

赵东宛仰天长叹：当初追随先烈流血牺牲、舍生忘死，难道就为了换取今天这样的结果

漫漫长夜，赵东宛终于熬到了“被解放”的时候。据说，是周总理在一次会上问道：“‘一重’那个年轻的厂长现在怎么样了他在做什么”处在困境中的总理，经常用这样的方法，解救被迫害的干部。

毕竟总理的权威在。下边的军代表，慌了手脚，连忙通知“一重”的负责人，“赶快解放赵东宛！”

赵东宛获得了自由。他提出要求：先到北京检查一下身体，然后回来“抓革命、促生产”。他感觉自己太疲惫了。

他的要求被批准了。他踏上了去北京的路。

但是，他没有回来。一机部的老领导把他留在北京，给他新的任务。实际上是在保护他。

不久，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迎来了第二个春天。除掉了身上一切枷锁，赵东宛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他被委以重任。

先是任一机部副部长，主管重型、通用、矿山机械等行业。他辅佐部长，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械工业系统的拨乱反正工作，使被“四人帮”破坏了的一些基础工作，回到正常轨道。由于上下一心，共同努力，不久便初见成效。

随后，中央又调他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在赴任前，胡耀邦同志亲自和他谈了话，叮嘱他：就任后，要努力做好整个科学技术界的拨乱反正工作，平反科学家的一切冤假错案，推倒在他们头上的所有污蔑不实之词，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工作环境。他谨记耀邦同志的嘱咐，上任后，努力辅助科委主任方毅同志，切切实实为科学家服务，做实事，求实效，博得了广大科学家的好评。另外，他还具体抓了高能物理的研究工作(８７工程)，制订科学的近期和长远规划，使科委工作尽快步入正轨。

与此同时，他还集中力量做好全国科技大会的筹备工作。作为大会的副秘书长，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倾尽全力，殚精竭虑，细致地筹划大会的每一项具体工作，不允许有任何疏漏。终于，在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８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了。６０００余名科学家济济一堂，聆听小平同志的报告，谋划祖国科学的未来。小平同志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一个举世振聋发聩的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科技工作者，给他们以无比的动力。

大会开得圆满成功，全国上下，热烈拥护，一个百花盛开的科学春天，迈着欢快的步伐到来了。能够亲身参与这项工作，赵东宛的心中感到无比舒畅，这是平生一大快事。

随后不久，因改革开放新的形势发展对人事工作的需要，国家对劳动人事部进行改建重组，中央又任命他这个精通技术业务的专家型干部出任劳动人事部部长。

劳动人事部实际承担着“三大改革”任务，那就是：劳动制度的改革、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工资制度的改革。它们都是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密切相连的。

对于赵东宛来说，这都是崭新的工作。他只能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必须谦虚谨慎、兢兢业业地对待每一项工作。但是，他绝不故步自封，踟蹰不前。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的大气候下，他和全部同志们一道，抓紧时机，对旧的劳动人事和工资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目的就是要真正实行按劳分配，打破吃大锅饭、捧铁饭碗的种种弊端，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做到人尽其才。这项改革，牵涉一系列相关棘手的问题，诸如国家机关、事业部门、工厂企业等机构的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工资评定方法等的配套改革。任务虽然繁重，但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些工作都有了很大的进展，适应了国家改革发展的需要。

紧接着，中央对劳动人事工作又有了新的安排，赵东宛被任命为人事部部长。虽是新岗位，但这与他以前的工作有很大的延续性。

在新的岗位上，他重点抓了全国机构改革、人事改革、制定国家公务员制度等工作。在上任之始，赵东宛便开宗明义地说：“新组建的人事部是改革部，我们必须以改革的精神进行一切工作。”

在此期间，他重点抓了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的工作。他和部里有关同志，系统地研究了解了其他国家这方面的历史沿革、经验教训，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结合我国实际情况，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博采众纳，排除干扰，初步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条例(草案)》，然后送交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征求意见。应该承认，整个工作的进展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曾经遭遇到许多波折和坎坷。赞成者举起双手表示拥护，反对者大声疾呼高唱反调，持中间态度者在察言观色。特别是在形势出现某种异常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异常的声音，甚至有上纲上线的言辞，蜚短流长，传到赵东宛的耳边。但是，赵东宛均不为所动，按预定计划继续进行。他有一股韧劲——只要认准了决不回头，多少年，他就是这样走下来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经过无数次讨论、争论，几上、几下，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最后终于被中央批准，并在全国正式施行。赵东宛和他的同事们完成了一件历史性的任务，它会被载入史册的。

１９９３年，赵东宛又步入了新的岗位——他被选举为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

从政府部门到人大，工作性质有了极大的转变。新岗位的主要任务是：依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研究、审议、拟订教科文卫方面的方案和法律草案；协助人大常委会做好有关法律的实施与监督、审议代表提出的有关议案；同时发展同各国议会有关部门的交往合作等。担子是很重的，工作是艰巨的，特别是对他这个“新手”。好在有上面的正确领导，好在有众多同志的鼎力支持，好在有兄弟部门的协同作战，使他都很好地完成了所担负的任务和工作，博得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在人大工作期间，赵东宛还遇到一件意外的喜事。１９９６年５月，俄罗斯自然科学院正式发函通知他：“鉴于您为重型机械和高能物理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您当选为俄罗斯自然科学院院士。”赵东宛绝没想到：他几十年的努力、钻研和奋斗，竟然在国外开花结果了。高兴之余，也有几分感慨。

６月２１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隆重的发证仪式上，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马林科夫院士亲自向赵东宛颁发了证书和奖章。马林科夫院士在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赵东宛于１９５８～１９６６年在第一重型机器厂任厂长和总工程师期间领导并直接参与研制诸多尖端重型机械产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在开创中国高能物理方面的杰出业绩。

这件事在国内外科技界引起巨大的反响。许多人现在才知道，一向为人低调并默默奉献的赵东宛，在科技方面竟然取得了这样显赫的成果，而且被外国最高科学殿堂给予这么高的评价，授予这样高的奖励，实在难得。“墙里开花墙外红”，同样是一种崇高的荣誉，因为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这个荣誉为赵东宛的生平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２００４年，他离休回家，有较多的空闲时间；我也因为年龄关系，离开《人民文学》主编的工作岗位，我们谈“一重”创业的艰难，谈它神话般地拔地而起，谈它如钢铁森林般的建设工地，谈宏伟的沉箱工程，谈通宵达旦的技术大楼的灯光，特别是谈万吨水压机与大型轧钢机的制造——只见他神采飞扬，滔滔不绝。我不由得与他一唱一和，引起共鸣。

纵览《回忆与思考》这一本厚重的书稿，我们看到了赵东宛同志那波澜壮阔的人生。宏伟的共和国大厦，是由亿万人一砖一瓦垒砌而成的，赵东宛就是这其中重要的一块基石。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有这样一句名言：“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那么，他便可以这样说，我整个的一生都献给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了……”因此，有着７０年党龄的赵东宛，应该可以欣慰地说：我没有虚度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