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民企共铸辉煌

当前，国内几乎占主流的声音都在批评国有企业，指责其效率低下，与民争利，并成为贫富差距的助推器。而所有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有企业所拥有的“天然特权”，如低资金成本、低土地成本、高补贴等。因此，改革就必须打破既成的所有制结构，消除对国有企业的优待，实行私有化。如吴敬琏、茅于轼、张维迎、陈志武、许小年等一批主流经济学家。易宪容的态度比较折中，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式可多样，私有化也是其中可以选择的一种。而林毅夫则坚决反对私有化。国企的改革出路非私有化不可吗？

一、西方人眼中的“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并非中国的专属，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特有，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同样存在着国企，如果说我国国企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体制的影响而受“诟病”，那么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如何看待国有企业的呢？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和赫伯特?西蒙等就批评过“国企无效率”，私有化乃人间正道的经济学等观点。斯蒂格利茨指出，有了竞争，加强监管，经理资本主义企业和国企都可以发展。不仅如此。这些年来，欧美的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已经和斯蒂格利茨联手研究，并在《私有化：成功与失败》的报告集中说明，国企通过改革可与市场经济共舞、融合，且“做得好”。他们的这项内容广泛的研究成果分别显示出，在全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私有企业“不胜其任”的例子很多，而国有企业做得好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果在垄断行业实现私有化，那么“私有部门比政府更擅长玩弄垄断权术，结果是总体经济效率并未提升”。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等也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简单地划分公共、私人部门十分粗糙，将它们完全对立起来则不可理喻。私有化不是灵丹妙药。没有各种公共制度作为支持市场的基础，任何市场都不能长期存在下去。在现实场景中，公共的和私有的制度经常是相互啮合和相互依存的，而不是存在于相互隔绝的世界里

而在实践中，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传统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受到一定的冲击，与此同时国家资本主义在新兴市场以全新方式强势崛起。素以完美的市场经济著称的美国，在金融危机时肆虐的时候，也是计划经济﹑国有化一起上，让美国人开始思考自己的发展模式。放眼欧洲，其私有化其实也是有限的政策行动。虽然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欧洲出现的私有化浪潮，但私有化的宏观经济效果体现得并不明显，仅仅有几个国家，如英国和西班牙完成了对能源、电信、交通等战略部门的全面私有化。其他国家，战略部门（尤其是能源部门）的大部分资产仍然由国家控制。

即使是完全民营化的国家也通过各种方法间接掌控一些重要行业，如英国当时所采用的“黄金股”，政府利用黄金股来确保广义上的国家安全，防止国防领域的私有化企业被敌方（外国）接管，保证公用事业部门提供天然气、电力、水、通信和交通等公共服务。这些服务的提供和重点设施的保卫确有战略意义，尤其当私有化不能确保在充分自由和有效管制两方面齐头并进时，更是如此。在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中，国家频频出手救市、援助，难道此时就不考虑私有化吗？二、全盘私有化是美国搞垮中国经济的“政治谋略”

主张私有化和反对私有化的争论从来都是如火如荼、势不两立，但稀有把私有化的概念明辨清楚的，使得这种争论成为自筑理论营垒、谁也说不服对方的僵局。这里的关键是要把关键词“化”辨析清楚。要辨析“化”字，可上延到20世纪50年代，50年代中期党和国家的战略任务是“一化三改”，这里的“化”是指工业化，“改”是指对农业、手工业、准备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0年代后期实行人民公社，称之为“公社化”。199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又有人简称为“市场化”改革。当我们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时，又有人鼓吹“私有化”。纵观我国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往往与“化”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又带来了一次次危害，还是要咬文嚼字反思和推敲一下这个“化”字的内涵了。“化”者，即“轰轰烈烈、全部、快速实现”某个目标也。其结果呢，众所周知，没有一次“化”好，每一个“化”都后患无穷，过去的“化”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今天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收缩国企规模，积极发展非国有经济，也该理性一点，谨言“国有企业私有化”。

不得不承认，国有经济现在还存在着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以及国有企业活力不够、效益下降等问题，但中央明确提出，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着力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总体上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使其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按照中央确定的方针和部署，近几年来国企改革全面推进，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逐步从一般性竞争领域退出，向基础性、公益性、支柱性产业集中，向优势产业和大集团、大企业集中。国有企业数量大幅度减少，一般性竞争性领域的绝大多数国有中小企业进行了改制，退出了国有经济行列。

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决定了国有经济应该是也必须是国民经济的主体，仍然承担着国家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部分职能，承担着国家应对和处理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部分职能。国有企业“要不要退”、“如何退”、“退到什么程度”，必须从适应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要求来考虑。如果盲目的，激进的提倡全盘私有化，定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动荡。

很多人都羡慕西方国家的民主，自由，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毫无争议，美国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但是并不具有复制性，墨西哥就是很好的例子，大有南橘北枳的意味。如果我们设想，将现有的一些国企垄断的行业私有化，会发生什么效果呢，一定比现在更好吗？以供电为例。目前，我国的工业电价居世界中等水平，而居民电价远低于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我国是电力供不应求的国家，每年用电高峰期都会出现严重的电力短缺。因此，政府要进行调控，以优先保证居民用电。如果供电改由私企垄断经营，它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还能保持目前的电价吗？加之电力系统投入成本极高，现在还没有这么有实力的私企来接手电力系统。

再看成品油价格。过去不少人认为我国是高油价国家，但2012年5月美国彭博新闻社列出的一份全球55个国家的油价排名中，中国的油价排名第42 位，是油价较低的国家。我国油价中很大一部分是税收所致。中国是人均能源极度匮乏的国家，维持较低的油价相当不容易。很难想象，如果我国的三大石油公司都是私企，还能保持目前较低的油价吗？另一方面，BP公司以近500亿美元兼并阿莫科公司，埃克森公司以700多亿美元兼并美孚公司。发达国家石油寡头通过并购重组，形成了诸如埃克森美孚、BP、壳牌等超级跨国石油公司。正当它们挑战中国石油企业之际，我们却简单化地宣传打破石油垄断，鼓吹要中国石油大型企业相对小型化，岂不是“自毁前程”，弱化中国石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吗？

从本质上说，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是全体人民，它们的利润最终要归全民所有、用之于民，因此没有必要通过牺牲人民群众利益来牟取高额垄断利润。从实践来看，政府部门不是完全以盈利的多寡来衡量国企的业绩，还会考察其社会责任履行状况等多种指标；在多数垄断行业，政府都实行了比较严格的价格管制和监督，防止国企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如果私营企业控制垄断行业，这些都是很难做到的。现在国家还可以约束这些国企，一旦私有化后，该如何约束这些大财团，到时候很可能就是这些大企业在“绑架”国家。最后，跨国垄断资本也一直虎视眈眈，在本国私企没有成长大一定阶段时，国企盲目退出只会让国际资本把控国家经济命脉，所以，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际国情来看，我们都应该“谨言国企私有化”三、大力发展私有经济，不搞全盘私有化

不搞全盘私有化，是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基石之一。企业效率的高低和所有制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并不意味着全盘私有化，而在于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我国国企中改革成功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TCL是在国内是家喻户晓的电器名牌，也是国企改革中一个成功的典范。公司从1997年开始，响应国家号召，率先进行改革，通过企业授权经营，实行增资减股的方案来改变企业性质，从100%国有变成国有控股。到2002年，国有资本是占60%，其他的股份占40%。2002年开始企业改制，除了业务上的拓展，TCL产品门类的增加，规模的增加，企业业务也开始从国内走向国外。同年TCL开始股份制，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主要方案是引入外国战略投资者。飞利浦、东芝、住友、还有香港的两家公司，从政府手上购买了一部分股权，企业变成了地方政府相对控股，地方政府股权转到地方政府下设的投资公司，整个企业结构规范化，变成了股权结构多元化的公司。接下来的改制，使企业管理团队成为了股东，虽然是小股东，但是改制激励作用非常大。从1997年TCL成为惠州市首批国有资产授权经营试点企业开始到2004年TCL集团整体上市，TCL从国有控股企业逐步转变为多元投资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日趋科学和完善。2009年TCL品牌价值达417.38亿元人民币（61.1亿美元），蝉联中国彩电业第一品牌。

中兴通讯，又一个成功的典范。1985年，中兴通讯的前身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在深圳成立，当时公司由航天总公司下属的691厂和深圳市一家国企、一家港资企业共同投资组建。691厂以66％的股份占绝对控股地位，但由于公司属于合资企业，牵涉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出现了发展上的障碍。为解决这一系列矛盾，90年代初，中兴成立了民营性质的维先通设备有限公司。1993年，中兴联合中兴维先通公司和另一家国企进行了重组，重新注册为中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构建起新的股权结构，国有股占51％，维先通占49％股份。重组后，为了能够独立自主地进行经营，董事会尝试改革，委托中兴维先通进行公司经营，国有股东控股的董事会与经营者签订了授权经营责任书，规定经营者必须保证国有资产按一定比例增值，若经营不善，经营者须以所持股本和股本分配收益抵押赔偿。若超额完成，则获得奖励，补偿与奖励均为不足和超额部分的20％，并明确了公司人、财、物的经营权全归经营者，董事会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这是中兴“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正式开始。这种模式的优点是授权主体为企业董事会，而不是政府，做到政企分开；授权建立在双方利益的基础之上，通过经营主体的股权抵押，国有股风险小；经营者持有企业股份，可有效地防止企业高层领导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现象，解决了企业高层管理人员长期、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问题。

而“授权经营”则为中兴通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公司进行第二次重组，股份进一步改制上市，产权结构又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国有股、集体法人股、公众股三种经济成分的结合体。2001年中兴通讯新股增发完成后，公众流通股约占总股本的38％，优化了股权结构，但国有股仍处于相对控股的地位。从绝对控股到相对控股，产权主体的多元化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2011年，中兴通讯实现营业额862.54亿元人民币，667.38亿元人民币是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是全球第四大手机生产制造商。

这一起起成功的案例证明了我国国有企业通过改革后同样可以取得惊人的成绩，效率和所有制无关。总的来说，我主张积极发展私营经济，但这种私营经济是与时俱进了的私营经济。这种与时俱进了的私营经济，绝不是马克思时代那种穿着罪恶的、残酷的、不人道“古典服装”的私营经济，而是脱去了那种“古典服装”的现代私营经济。这种现代私营经济的主体，应当是法人所有制的、符合“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私营经济。我主张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国有经济为主导，但不仅仅是指“功能”意义上的主体和主导，就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本身来说，绝不是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产权不清的、养懒人的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而是进行了产权变革，引入了市场机制的公有制经济和国有经济。我坚信天下没有搞不好的国企，只有不完善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