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和巨大潜力

实践表明，在未来，改革红利是中国最大红利，只有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才能够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不竭的动力。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正在替代旧的红利，中国的经济有能力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住高速增长的态势，具备一系列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潜力。

一、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

3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建设和发展实践表明，对于中国而言，实施改革开放，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推进改革，是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幸福的必经之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取得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我们始终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经过3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在当前，中国已经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成为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从封闭半封闭的自给自足国家转变为到全方位开放的商品经济国家，国内社会生产力水平获得极大提升，国家经济社会建设取得全面推进。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在本世纪的初期，我们就初步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上走了整整10个年头，但是在中国的国内，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性转变，影响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大量存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任务也依旧十分严峻。

然而在当前，一些人开始对改革开放产生了质疑，将由于改革开放不彻底、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所带来的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和面对的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本身。认为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和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破坏污染等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其背后最大的推手就是我们所实施的改革开放，并据此对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念发生了动摇，有些人更是主张要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这完全是对改革开放的曲解和误读。他们殊不知，改革开放的精髓，就在于通过不断巩固和增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来使各级微观经济主体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空间去参与竞争，创造财富，发展经济。计划经济时代收入分配制度上的“大锅饭”，看起来貌似很公平，实际上却非常的不公，农民耕作时可以“出工不出力”，工人有无技术都能够拿到同等数额的工资，结果导致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都严重受挫。而对于资源破坏、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许多发达国家在经济的起飞阶段也都曾经历过。在开发西部年代，美国的矿产资源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性开采，英国的伦敦则直至1952年仍在出现令世界为之震惊的“雾都劫难”。

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越是困难时候，越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这是经实践检验并证实了的一条真理。我们也应该始终坚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抓住时机落实有利于实现调结构、扩内需、保增长、促开放的改革开放措施，是推动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增长和健康发展的最佳良药。因此，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过程中，只有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进一步凝聚“不改不行、知难而进”和“既做好顶层设计，又鼓励基层探索”的改革共识，才能够提高社会各界的改革动力，顺利推动各方面改革的平稳向前推进。也只有继续坚持“在改革中实现自我完善，在开放中提高应对能力”的信念，我们才能够成功地破解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攻克改革过程中所面临到的诸多难题，以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国内的生产力，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创造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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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新：结构调整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二、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

从整个国际环境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原有的供需结构就开始发生了深度的调整和变革，美欧等一些发达国家，迫于财政赤字负担加重和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纷纷改变了过去那种高负债的消费方式。政府部门大幅度缩减公共支出水平，国内居民不断降低消费率，由此导致美欧等发达国家对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不断下降，并相应地导致中国在继续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面临到了较大压力。与此同时，目前世界上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如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埃塞俄比亚等国，正在利用比中国更为低廉的土地资源和劳动要素，生产与中国所生产的相同劳动密集型产品，并持续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增加出口，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美欧等国市场上的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形成了替代效应。面对外部需求持续下降和发展中国家所形成的市场替代，中国依靠工业投资和出口来带动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遇到了极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扩大内需成为了新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最新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1）》显示，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1.27%，全国城镇人口的数量也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亿，标志着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然而根据国际上的发展经验，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城镇化率只有达到70%以后才能够稳定下来。而且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体系构建，以及工业消费品市场扩张等方面来看，与工业化相比，随着城镇规模和空间的扩展，将会在更大程度上带动政府投资和工业投资。因此对于中国来讲，未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能够有效扭转当前投资拉动增长乏力的不利局面。更为重要的是，城镇化还表现为人口的集聚和城镇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张，而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实践则表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能够带来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明显增长，继而也就能够显著地提高国民的购买能力。此外，大量农民进城落户后，即便是在收入水平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其自身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也会向有利于增加工业品消费需求的方向转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经验表明，通过刺激投资和带动消费，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到1.5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在扩大内需方面将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而且可以推断，假设中国今后的城镇化率以1%的速度增长的话，那么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至少将成为未来20年内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潜力。三、城乡消费需求蕴藏巨大市场潜力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在前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国重视的是通过追加投资和刺激出口，来扩大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需求水平，以尽量地做大“国民经济总量”这块蛋糕。但是能够发现的是，在注重于“做大蛋糕”的同时，我们也就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切好并分好蛋糕的问题。这30多年来，与所有制改革相比，收入分配制度的调整，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构建，都要显得相对滞后。这不仅使得中国的国内逐渐出现了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社会现象，也由此导致了国内的消费需求水平明显偏低。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居民的家庭消费始终保持在GDP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还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一半，也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55%的平均水平。虽然在2011年，中国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增长到了51.6％，较2010年上升了4个百分点，但是仍低于美国70%左右的水平。在此背景下，步入“十二五”时期以后，国家将扩大内需、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

可以预计，在今后，随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完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收入差距问题的逐步缓解，将能够有效拉动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的快速提升。从近些年的表现来看，如果能够把中国居民消费提高10个百分点的话，那么每年将可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4到5万亿元，这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潜力。

四、资本效率改善和技术进步产生“新资源红利”

截止到2011年底，中国人民币货币总量已超过80万亿元，银行金融资产总量超过110万亿元。然而从目前来看，中国的资本潜力还远远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部分中央企业仍然存在着高存款、高贷款、高财务成本的“三高”情况，资金使用过程中出现高投入、低产出、规模效益低等现象，加之从资金从投入到收回的各个环节都缺乏行之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这些中央企业对于资本的利用效率较为低下。与之相对应的是，尽管近几年国家不断加大了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资金的信贷方面也给予了中小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但是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中小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仍然在资金的筹集和借贷方面面临着较高的门槛，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很多以出口为导向的中小民营企业。

从根本上来说，上述两方面的问题之所以能够在现实中存在，主要就在于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明显滞后。而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也同时意味着，在“十二五”时期，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不仅能够进一步激发民间资本的活力，同时也能够提升整个国内金融资产的管理和利用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中小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继而也就能够在促进中国经济在未来一段时期保持快速增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目前来看，中国国内的总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尚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坦率一点来讲，在今后，通过继续引进、消化和吸收，仍然有利于我们利用国际上的现成科技资源来提升国内的生产力水平。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过去了的一年里，中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达到181900项，不但比2010年增长10.7%，更是2005年以来的最高增速。如果按照这个速度进行推算的话，那么在到2015年之前，中国申请国际专利的数量就有可能接近或超过美国。这也就同时意味着，我们在创新能力方面将能够赶上甚至超过美国。此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自国家提出要以自主创新来带动产业升级以来，中国政府和企业的科技研发投入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技术成果也开始不断涌现，这又决定我们还可以通过技术进步来支撑产业升级。

总之，尽管在一些高技术领域、在一些核心技术上我们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要坚信，在一般的产业技术上，我们完全有能力赶上并超过他们。而且保守一点来说，这种产业技术上的进步，至少可以支撑中国经济在未来的20年内继续保持平稳快速的增长。

五、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带来“新人口红利”

按照国际上的经验，一个国家如果完成了工业化进程，那么农业部门劳动力人口占全社会劳动力人口的比重通常会低于10%。以美国为例，1900年农业部门劳动力人口占全社会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为38.1%，1980年这一数值下降到了3.6%。从中国来看，通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努力，共有2亿多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转移了出来。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人口占全社会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已经不到40%，但是仍存在着巨大的下行空间。在今后，随着中国农业现代化、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仍将会有大量的农民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和转移出来，投入到二、三产业之中。而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大规模转移，则不仅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农民的消费需求，还有助于全面释放国家的劳动力潜力，满足中国未来经济发展对于更多非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也就是说，虽然中国经济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但距刘易斯拐点尚有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依照近些年的发展速度，随着国家整体教育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中国适龄青年的高等学校入学率在2020年将达到35％左右。到那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人力资本规模最大的国家。

因而可以肯定，继“人口红利”之后，劳动人口从业结构不断改善所带来的“结构红利”，以及劳动人口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所带来的“人才红利”，将成为支撑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又两个重要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