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停步 发展再扬帆

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所关注的，不能仅仅停留在危机的表面，更需要我们用睿智的眼光，发掘出危机背后所隐藏的真相——金融体制存在问题。

一、导火索:货币政策的不一致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民间借贷的问题，由来已久，而引爆这场来势凶猛的民间借贷危机的导火索，则是金融危机后货币政策的不一致性。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哀鸿遍野，不少国家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刺激国内经济的复苏，央行实施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对促进我国经济尽早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保持经济平稳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也因此带来了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截至2010年末，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高达72.58万亿，国内生产总值（GDP）40.32万亿，超发货币达32万亿。

当时，为抵御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一度让企业家获得银行前所未有的青睐。据温州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的好友、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的回忆，2009年春节的时候，到胡福林家中拜年的温州各银行行长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门槛，“那时大家都求着他去贷款”。在大量信贷资金的支持下，不少企业除了拓展原有业务外，还大举扩张，进入光伏、LED等其他产业，或者投资越来越热的房地产业。

所有这看似美好的一切在2011年戛然而止。面对全国性的经济过热和资产价格泡沫，政府的货币政策骤然紧缩，一年之内，央行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历史最高点，5次加息，银行的信贷规模急剧收缩。一方面，在温州，不少企业的资金链运转方式是：银行贷款——从民间借入高息资金还银行贷款——从银行续贷还民间借贷。在货币政策骤然紧缩的情况下，利用民间借贷资金作为短期周转的企业无法从银行续贷，从而使民间临时性的借贷成为了银行贷款的代替，导致部分企业和个人陷入危机。另一方面，银行在收回流动性的同时，造成了严重的信贷资金不均衡。在存款准备金率一再提高、信贷额度不断缩紧的情况下，银行自然会针对重点大客户（主要是国有企业）发放贷款，以控制风险，保证收益，使得原本融资难的中小企业更难以从银行得到资金。当银行门槛过高，大量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时，不少中小企业被迫转向民间借贷。一边是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边是对资金极度饥渴的中小企业，使得民间借贷利率一路水涨船高，到后来甚至引发大量资金的投机性行为，导致危机。

而紧缩的货币政策，也让众多参与房地产投资的企业和个人“很受伤”。截至2011年末，建设银行房地产开发类贷款余额4191.60亿元，增幅仅0.61%，比上年增加6.50亿元，新增额度创近年最低；工商银行房地产贷款同比减少73.06亿元，下降约1.4%；农业银行房地产贷款余额3743.79亿元，比上年减少452.59亿元。在银行减少对房地产业资金支持的同时，不少购房者在国家针对房地产市场实行调控时对楼市也采取了观望态度，房地产开发商和炒房者手中的房产难以出手，资金无法回笼。而此前有大量的民间资金通过民间借贷进入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资金链的断裂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爆发程度。

二、管制下的利率和资本账户

我国银行体系的现状是在国有银行占据垄断地位下实行利率的行政管制。贷款利率虽然有所放松，但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存款利率仍然实行严格的利率管制。长期以来，国有银行体系都处于行政垄断地位。我国银行体系主要是由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构成，它们的资产占整个银行体系的92%以上。截至2011年底，全国法人银行类金融机构达3800多家，其中五大国有商业银行所占比重为47.1%、股份制商业银行为24.4%、城市商业银行为15.0%、农村商业银行为10.4%、外资银行为2.9%。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国有银行都占据着绝对优势。而美国的8000家银行中有7000多家都是小银行，这些小银行针对不同的需求进行分工。过度的金融管制，使得借贷市场成为国有银行主宰的卖方市场，只要是个银行，就能赚钱。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发布的2011年度业绩显示，四大行净利润突破6000亿元，日均赚得17.26亿元，较高的净息差则是各大银行“日进斗金”的主要贡献者。国有银行过高的定价权，不仅难以实现资金的最优配置，也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利润空间，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

民间借贷所导致的危机，人们往往不假思索的归咎于高利贷。而实际上，由于利率管制所造成的国有银行体系在较低的存款利率基础上所形成的较高的存贷差，才是真正的“高利贷”。利率实际上是资金的价格，在政府的利率管制下，长期执行的超低存款利率直接导致了利率无法发挥价格信号的市场作用，当正规渠道无法满足资金的需求时，非正规金融渠道必然诞生，形成二元金融结构。

二元金融结构下，形成了资金价格利率“双轨制”。一方面，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均衡利率，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的贷款利率由市场供求决定，远远高于垄断市场的利率水平。当国有企业以百分之七八的成本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时，众多的中小企业却不得不以百分之十几甚至更高的利率通过民间借贷获得资金。

利率的“双轨制”，必然导致寻租行为的产生。由于民间借贷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从银行贷款然后再转借给民间借贷可以获得巨额利差。一些国企、上市公司等企业成为准金融机构，一方面利用其官方身份从银行获得廉价资金，然后转手将资金让渡给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中小企业，收取高额利差，变身影子银行，不少民间高息资金的源头其实是银行。国有企业利用银行贷款、上市公司通过委托贷款，变相流向民间借贷，助长了民间借贷的畸形发展。截至2011年8月31日，沪深两市有关上市公司发布委托贷款的公告共117份，涉及64家上市公司，其中，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有35家，一共发放169.35亿元，同比增长38.2%，基本都流向了支撑中国经济基础的中小制造企业。在委托贷款利率排前10位的上市公司中，浙江上市公司占据7家，包括香溢融通、卧龙地产、杭州解百等，共发放10.35亿元贷款。不少担保公司的资金来源也是银行授信。百乐家电郑珠菊一案，正是通过在民间收购银行承兑汇票融资，从银行贴现后，资金流入其在上海开设的担保公司进行放贷，案发后查获承兑汇票登记总额超过一亿元。

除了上市公司和国有企业，规模较大的影子银行还有银信合作。银信合作的信托方式属于直接融资，筹资人直接从融资方吸取资金，不会通过银行系统产生存款，在银信合作中，资金募集方以项目未来收益为抵押，由信托公司设计一款基于该项目现金流的理财产品，周期一般为一年到一年半，并委托银行代销。问题在于，信银合作所筹集的资金流向，难以监测，往往投向了房地产行业或者涉足民间借贷。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银信合作将资本移出表外，减少了资本要求，并规避了相应的准备金计提和资本监管要求；另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后，商业银行将其推向市场销售给客户，其利润往往是锁定的，风险则完全转嫁到了客户手中。一旦现金流出现问题，则容易导致资金链网络的断裂。比如，资金募集方房地产开放商未能如期卖出商品房回笼资金，成为烂尾项目，该理财产品的资金链断裂，而银行与信托公司在项目初期已经获得托管和服务费，虽有借款人提供的反担保措施等风险补偿机制，但受害的往往仍是购买理财产品的普通投资者。民间借贷的资金链条实际上囊括了银行、国有企业、上市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公司、中小企业、地下钱庄等各种机构，它们以“击鼓传花”的形式玩起了资金游戏，游戏的结果，则是资金链断裂，惨淡收场。

目前，我国早已实现了经常项目的可兑换，而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资本账户开放过程，是一个逐渐放松资本管制，允许居民与非居民持有跨境资产及从事跨境资产交易，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的过程。

我国目前还存在较多的资本管制。资本管制的实质是政府干预市场，是一种变相的金融保护主义，人为的割裂了国内、外资金流动，使资金使用效率低下，资金成本提高，资金市场风险增加。一方面，我国的民间存在大量寻求出路的资金，资本管制的存在，使得海外投资受阻，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封闭性，也不利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展，减弱国内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如果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和开放程度适当提高，就能更有效的将境内外资本引入到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也能为我国大量的民间资本找到更多有吸引力的出口，支持我国企业参与全球竞争，同时，外资机构更多的进入，可以更早的推广和普及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的理念，优化资本市场结构。

资本管制可能在短期内约束资本流动，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因经济失衡带来的资本流动。资本天生就有逐利性，如果不能通过合法渠道出入境，就会通过灰色经济或者地下经济等违法违规渠道进入或逃离本国市场。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净误差和遗漏项为流出6亿美元，2007年转为流入116亿美元，2010年流出提高到597亿美元，占当年储备资产变化的12.7%。这反映出了资本管制的效率不断下降，规则安排与真实资金流动需求错配，客观上加重了法不责众的局面，恶化了执法环境。

因此，积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不仅有助于为大量的民间资金找到合适的宣泄口，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由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课题组发布的《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中指出，我国正处于资本账户开放战略机遇期，开放资本账户有利于我国企业特别是大量民营企业对外投资，也有利于购并外国企业，获取技术、市场和资源便利，实现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

三、阻塞的投融资渠道

民间借贷危机中凸显的一个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我国众多的中小企业面临资金“饥渴”，另一方面民间又有大量的资金找不到出路。实际上，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高储蓄率国家，每年新增资本总量居全球首位，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还不够顺畅，在多个环节上存在低效率，造成比较严重的资源错配和浪费，“两多两难”问题突出，即中小企业多，融资难，民间资本多，投资难。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投融资体制存在问题，投资和融资二位一体的关系被切断。

从投资方面来看，长期以来，垄断行业包括银行业在内，并没有对民间资本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尽管在2010年，为应国际金融危机，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若干意见》，鼓励民间投资参与铁路、市政、能源、电信、教育、医疗等领域建设，又称“新36条”，但在随后的实际工作中，却并未落到实处，民间资本在“玻璃门”面前仍然无计可施四处游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垄断行业实力过于强大，并且确实对国有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些相关的国家部门和垄断国企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在经济形势日趋复杂的同时，中国经济不得不依靠这些“更可靠”的企业；另一方面，与国有垄断企业相比，民间资本缺少了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没有专门的政府主管机构的支持和管理，这导致了民间资本在总体上的无序行动，生存空间被压缩的越来越狭小，造成的进一步后果是资本市场的泡沫化，实体经济遭受重创。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居民手中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但由于通货膨胀和行政管制下的低储蓄利率，把钱存在银行实际上越存越少，储蓄存款带来的是负利率。而作为重要投资渠道的A股市场，却长期以来萎靡不振，早在2000年，上证指数就达到了2000点，但在十多年后的2012年，上证指数又回到了2000点，而在同一段时间，印度股指上涨了330%，俄罗斯股指上涨了1200%。居民手中持有的大量缺乏保值增值手段的资金，在资本逐利本质的引导下，疯狂涌入房地产市场和民间借贷市场，导致房地产市场的集体非理性和民间借贷市场昙花一现般的短暂繁荣。

从融资方面来看，融资市场之间发展极不均衡，直接融资比重偏低的问题始终难以解决。目前，国内企业融资的80%以上源于银行贷款，“十一五”期间，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占社会融资规模比重为11.08%。本该作为企业重要融资工具的股票，却因为IPO实行审批制而无法实行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排队等待上市的企业数量已达到近800家。债券市场虽然在过去的几年里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政府债券和准政府债券占据了绝对优势，在支持公司通过发行企业债券融资方面，我国与其他经济体仍存在非常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公司债券市场规模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仅为9%，相比之下美国则高达50%。直接融资比例过低，容易导致金融体系结构失衡，也使得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集中在银行体系，产生系统性危机。

在间接融资方面，也存在非常大的问题。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国有银行更倾向于为国有企业或者大型企业服务，中小企业往往被忽视，中小企业融资难极大的限制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小企业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却长期在金融体系中受到不公正对待。据统计，我国约有中小企业4200万户，占企业总数的99.8%，中小企业所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总额的60%，上缴的税收占比超过50%，提供了全国80%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而截至到2011年底，全国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1.8万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54.8万亿元中的39.8%。

四、不完备的金融立法监管体系

央行提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尽管如此，由于民间借贷本身的复杂性，以及我国法律体系中民间借贷这个概念的缺失和监管环节上的薄弱，导致本可以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的民间借贷演变成了一场危机。

首先，民间借贷本身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一是借贷规模大，参与主体多，人民银行温州中心支行发布的《温州民间借贷市场报告》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高达1100亿元，另据相关监管部门测算，东莞民间融资规模大概有2000亿~3000亿元，全国的民间借贷规模可见一斑，据粗略估计，78%的私营企业参与过民间借贷；二是职业化经营，资金流向集中，民间借贷的形式包括担保公司、抵押贷款公司、典当行、寄售公司等各种机构，不少机构和个人成为专业的资金掮客，四处游走于民间借贷的灰色地带，同时，由于资本的逐利性，大量的资金流向房地产等高利行业，或者就停留在借贷市场空转，推动资本价格迅速上升，形成资本泡沫；三是信用受损，黑恶势力滋生，在通过民间借贷凑筹措资金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非法吸储、非法集资、诈骗等犯罪，对金融信用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在一些职业放贷人追讨借款的时候，也采取恐吓、威胁、强制处置财产等非法手段，成为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

其次，在现行的金融管制体系下，民间借贷的正常发展面临着极大的制度瓶颈和法律困境。一是立法滞后，民间借贷功能受损。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严格的金融管制，金融立法主要集中在正规金融领域。现行的几大金融法规中，包括《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在内均未对民间融资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尽管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相关部门积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正常运行，但在执行过程中并未落到实处。民间借贷的法律地位始终没有被确认，法制建设远远落后于融资的脚步，在民间借贷出现问题时，法律显得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才会出现政府总理亲自带着大批政府财经高官赶赴地方处理民间借贷危机的局面。二是体系不健全，缺乏可操作性。一方面民间借贷没有准入标准，没有规范的标准程序，法律规范的缺失使得民间借贷的门户大开，资本的逐利性使得各种资金争相涌入，鱼龙混杂；另一方面我国对民间借贷的规定以原则性居多，并且立法层次不高，法律效力低，难以对日益发达的民间借贷活动进行有效的调控。

最后，在对民间借贷的监管上，存在较大的漏洞。民间借贷形式多样，灵活多变，具有较大的隐蔽性，给监管的工作也带来了一定困难。《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虽然赋予了银监会相应的监管责任，但是监管对象主要是正规金融业，并没有将民间借贷纳入监管的视野。目前，各级银监会对民间借贷的监管措施主要是事后评估，而对民间借贷的主体数量、融资规模、资金投向、利率水平等动态数据无法准确掌控，对可能发生的风险不能及时预警，对由此产生的损害难以有效防范，增加了民间借贷的风险等级和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事实表明，我国目前遇到的民间借贷困局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效应，缺乏有效的监管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自从2008年以来，我们每年撰写出版一部《发展和改革蓝皮书：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2012年以什么为主题？我们确定了《以民为本：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0年（2002~2012）》。因为自2002~2011年，每届中央全会的主题都是有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容，到2012年整整十周年，这必定仍然是十八大的主题。预测是准确的。我们的著作出版5个月后召开的十八大，胡锦涛总书记代表中央所做政治报告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

我们在《以民为本：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10年（2002~2012）》的绪论的开首写道：“在中华民族几千年迄今的历史长河中，《诗经?大雅?民劳》开启了小康之言，司马光诠释了小康之涵，汉唐清留下了小康之鉴，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当代小康之基，改革开放开启了小康之门，十六大丰富了小康之说，十七大提升了小康之略，十八大必将进一步深化和弘扬小康之慧。”这是巧合吗？不是，这是我们长期预测和跟踪中国改革发展走向的必然结果。

一、中共十八大：高亢的理性与理性的高亢

欧洲有一个老牌的强国德国，其人口数量居中欧各国第一：8200万，但每年都在递减。东亚有一个古老而新兴的人口大国中国，其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数，与德国国民总人口数量旗鼓相当：8260多万，而每年都以200多万新党员递增。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要读懂当代中国，就要读懂中国共产党。

这个诞生了91年、执政了63年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于2012年8月8~14日召开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中共十八大的召开，以清新的气氛，在全中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一是气势如虹高瞻远瞩地高举“两个一百年大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二是高举经济建设、民生和小康社会建设大旗，提出了以现在为基点，到2020年全国人均收入翻一番这一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三是高举科学发展观和环境大旗，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四是高举廉政大旗，进一步从严治党治政，高调和紧锣密鼓反腐倡廉；五是高举改革发展大旗，在各个方面寻求改革和发展的新突破。十八大闭幕后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紧锣密鼓到各地调研，尤其是新任总书记习近平首先出行深圳，重走1992年在深圳走过的路线，给了全国和全世界一个重要信号：十八大领导集体将继续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

中共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召开了十八次，而第十八次大会国内外的呼声的高亢程度是少有的，被媒体称为“全球最重要政治会议”。面对全国全球对十八大召开的普遍赞誉，看到全国人民对十八召开的欢欣鼓舞，长期跟踪思考探索中国改革发展历程的我们，反倒有着许多冷静和理性，更多思考的是“后十八大”面临着哪些严峻问题，又怎么解决面临的严峻问题，从而确保十八大的宏伟蓝图顺利实现。因此，在冷静的思考中吟出了一首词《满江红?后十八大之喜与忧》——

小小红船，南湖水，扬帆劈浪。

拯苦难，漫天星火，党旗飘荡。

风雨征程九一载，神九蛟龙航母壮。

十八大，再举改革旗，人心向。

多少事，当考量；

钱袋胀，幸福晃。

筑和谐社会，几多关障。

贫富悬殊深治理，公平正义高擎杖。

勿等闲，风起巷窟间，掀滔浪。上词最后一段三句“勿等闲，风起巷窟间，掀滔浪”，受启发于《战国?宋玉<风赋>》。十八大之后的路子好走吗？我们想起了战国后期著名辞赋家宋玉的《风赋》。上词就是受其启发而填。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一十多年的历程，面对十八大的召开，笔者看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波澜壮阔的历史，感到豪迈而又舒畅。而面对“后十八大”，既看到激动人心的豪迈和意气风发，又看到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感到十八大新班子肩上的担子并不轻松。

这使我们联想到战国后期学者宋玉与楚顷襄王的一次对话。

战国后期辞赋家宋玉相传是屈原的弟子，曾事楚顷襄王。一次，宋玉陪同楚顷襄王游兰台宫，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挡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宋玉的回答真是极品“马屁”。

楚顷襄王更不逊色，展示了“与民共享”的大王之气，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

宋玉话锋一转，阐述了“风”的科学：“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即是说：“风”不是空穴而来的，而是制度有了空子，“风”就会乘机钻营，而且“风气殊焉”。

看来，宋玉并非是“马屁精”，而是要向楚顷襄王兜售自己的治国理念：不要被表面虚假的因果关系所迷惑，要寻找隐藏在背后的真正原因。

王曰：“夫风始安生哉？”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看来，宋玉又在“拍马屁”了。是吗？再往下看：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故其风中人状，直憞溷郁邑，殴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篾，啖齰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宋玉最后从对“俗人之风”的描述，引申到治国方略：老百姓造反起义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这个“俗人之风”，“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这是提示楚顷襄王要对社会底层“穷巷”间贫民要给予人文关怀，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

要预防“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要避免“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就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党的十八报告充分展现了全党的忧患意识和清醒头脑，明确指出：“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二、“托克维尔悖论”与“历史三峡”

无独有偶，十八大前社会上热捧的两本著作，也与党的十八大的忧患意识耦合一起蹿红，使得京城一时“洛阳纸贵”。一本是1856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出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另一本是2012年3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荣?阿斯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罗宾森（James Robinson）合著的《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Why Nations Fail，Profile Books Limited）。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一本怎样的书？这样一本旧书，能给当下的中国带来何种新的启示？《旧制度与大革命》阐述的却正是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话题：在大革命发生以前一段时间财政政策的调整改革可以带来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也能做到比过去有明显提高，但大革命恰恰就爆发在这个总体情况相当不错的时期。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法国大革命之前一二十年，社会财富迅速积累，甚至“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蓄意追求财富的民众与日渐介入市场的政府之间，发生了最终的激烈决裂，于是全法国陷于这样一种滑稽而又悲惨的境况之中：“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当民众发财致富的欲望被政府刺激得不可抑制，而又被政府的各种错误政策、执法阻碍实现的时候，经济繁荣反倒点燃了革命的烈火。

托克维尔还发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托克维尔认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也就是说，一旦这种压力减弱，民众对周围的压迫变得敏感起来，各种欲望被调动起来，革命的欲望常常随之而来了。

托克维尔归纳的革命爆发的两个“悖论”，有些类似经济学家诺斯总结国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矛盾的关系：“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出于统治的需要，一种经济上低效的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却可能是合理的。国家在界定与保护产权过程中受交易费用和竞争的双重约束，会对不同的利益集团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从而会容忍低效率产权结构的长期存在，从而导致经济衰退。公平同样是政府做事的出发点，必要的时候为了公平，有可能牺牲效率。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政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如何发挥其对于经济的正面激励效应，则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来制约难以驯化的权力，也就是政治学家福山所谓解决“坏皇帝”问题。很多人认为，托克维尔所描述的200多年前的法国，与今天的中国有几分相似。托克维尔提出的“两个悖论”，也在警示中国改革的发起者。2012年2月，经济学家华生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上更新了一条评论：“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

2012年4月26日，地产大佬任志强在他的微博里提到，“（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马克思的同代人。有助于反思中国的‘文革’，产生的条件与土壤。值得疑问的是为什么‘文革’之后，中国没有进入民主。”此后，国内思想界爆发出一场大讨论，《旧制度与大革命》成为关注中国未来命运的知识分子传阅的读物。

这是否反映了高层的某种共同认识？终于在11月30日的中纪委座谈会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对与会专家学者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全国载歌载舞庆典十八大召开的时候，作为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王岐山“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绝不会是个人行为，而是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的共同思考。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姐妹篇《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提出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人类社会为什么有的会繁荣与昌盛，而有的却停滞与衰落，繁荣与贫穷的根源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是以老问题，早就有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探讨过这些问题：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国家兴衰的根源何在?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一国家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发展有快有慢？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为什么有些国家获得经济繁荣，而有些国家却遭受贫困和衰败？

《权力、繁荣与贫穷的根源：为什么国家会失败？》论述了到底是什么创造了社会的繁荣与贫穷。“体制、体制、体制”，本书的第十三章以这样的题目再次强调他们的论点。贯穿本书的主要论点是一个社会的体制决定这个社会的命运。成功的、繁荣的国家和社会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用这两位学者的术语来描述，这种体制是“包容性体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是多元性体制；而历史上那些将失败或已失败的国家，无一不是因为采取了一种糟糕的体制——攫取性体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这种攫取性以榨干多数人而为极少人服务为目的。攫取性体制在世界上占大多数，最大收益者是统治者，而且不那么容易被改变或推翻。攫取性制度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促进经济发展，但由于它的权力和财富高度集中，被少数人垄断，整个国家制度建立在剥夺多数人而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基础上，大多数人没有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因而，国家不仅不能持续繁荣，很难有技术创新和进步，还经常面临为争夺权力而引发的内乱和不稳定。无论是从效率还是公平上讲，包容性制度都优于攫取性制度。

体制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包容性的经济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保障财产私有（私有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保证个人创业积极性与法制），鼓励投资和科技创新。包容性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政治权力分布广泛同时受到限制，有相对集中的政治权力确保国家基本设施教育医疗等的建设等等。作者认为，两个体制之间的关系是互为保障的，仅仅有经济包容性体制，没有政治包容性体制，经济发展没有持续性，经济的发展必定会停滞以致失败；政治包容性体制为包容性经济体制开路，并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最终决定这个国家是否能走向繁荣和富强。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这部书“最引人入胜的是作者关于美国与中国的警告。”作者们对中国的论述（第五章和第十五章）是很精确的。本书详细地讨论了中国1949年以来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经济体制的不同带来的不同的结果。前三十年中国采取的是攫取性的经济体制，公私合营、合作化运动等等的最大收益者不是普通的人们，而是掌管国家权力的极小部分人，后三十年中国采取了部分包容性体制，中国的经济起飞，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要是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不具备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的让人惊异的发展速度会慢慢地蒸发掉”，除非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遗憾的是托马斯?弗里德曼并不完全了解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并不是掌管国家权力的极小部分人攫取性了社会的财富，使得人民贫穷；而是那个时代对“先进指导思想”的教条主义理解，以及对“私有制”理念和制度的全面扫荡，使得全社会的经济效率普遍下降，从而全面造成国穷、官穷、民更穷。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一届又一届中国中央领导集体是越来越聪明、智慧的领导集体，都努力寻求“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的平衡之道，不断完善包容性体制。并通过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探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动力，力争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从而实现一位美籍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多年前提出的“穿越历史三峡”假说。

1996年9月，唐德刚先生在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九卷第三期发表的《中国国家转型论提纲》率先提出“两百年出‘三峡’说”。唐德刚把先秦以来的中国政治社会制度变迁分为“封建、帝制与民治”三个大的阶段，共出现两次转型。中国政治社会制度的第一次大转型是在两千多年前，从封建制转到郡县制，围绕着“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这十二个字的转变，秦国实自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八十六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经过了两三百年才最终完成。

唐德刚在文章中写到：“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一八四O年开始，我们能在二O四O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第二个奋斗目标：“2049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与唐德刚提出的“2040年穿越历史三峡”，时间非常接近。这无论是巧合，还是偶合，都将使中华民族真正昂首挺胸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无论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2049年全面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还是唐德刚提出的“2040年穿越历史三峡”，都不会自发地实现。都需要全党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矢志不渝地坚持：改革、改革、改革。改革没有回头箭。三、深化改革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有不少重要词汇是被反复使用的，而频率最高的则是“改革”两个字，在整个报告中“改革”二字总共被使用了86次，成为重复之冠。这清楚而坚定地向世人宣示：改革没有回头箭。

为什么改革没有回头箭？因为我们的脚下仍然坎坷不平，因为我们的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屏障。十八大报告用四个“依然”清晰地指出了前进道路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农业基础依然薄弱”，“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也就是说，中国经济运行中矛盾和困难日益突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还未取得真正突破。

新一届领导集体自确立以来，多次在公开场合及工作会议上强调改革的重要性：11月2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时指出，全面领会十八大精神，必须充分认识加快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是我国发展的最大“红利”；11月30日，在中共中央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搞好顶层设计，及时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坚持整体渐进和局部突破相结合，大胆探索，务求实效；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时提出，要扎实推进重点领域改革。

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考察广东。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现在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他将改革开放称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强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我们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视察广东，重温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路线，引发境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法国欧联网刊文《习近平首次离京视察：传递新版“南方谈话”》说，这给人传达了具有正能量的新版“南方谈话”：改革从自身做起，中国未来改革步子还会加快。加拿大《星岛日报》的社论指出，习近平与邓小平两代领导人所处的阶段虽然不同，但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却同样是面对改革的新课题。

12月8日，《深圳特区报》3版刊发了曾于1992年2月26日刊发过的评论文章：《多干实事》。编者按提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11月29日，习近平在阐述伟大的“中国梦”时特别强调了这句话。

深圳出产“实干”，信奉“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再次点燃了特区建设者以务实作风开创特区发展新局面的火热激情。20年前的春天，深圳特区报连续刊发蜚声中外的“猴年新春八评”。其中，第四篇《多干实事》，强调的就是特区事业的发展要靠实干。今天，我们重温这篇评论，“言行之间，行重于言”，“干，才是改造世界的直接力量”，评论中的观点放在今天依然不过时，依然发人深省。

多干实事

一个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言行之间，行重于言。

干，才是改造世界的直接力量。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纲领、路线的重要性。……

多干实事，首先，领导干部就要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为基层和群众多办实事，突破工作中的难点和“死角”，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现在的问题是，会议越开越多，应酬越搞越多，文章越写越长，所谓“两多一长”。而且，屡刹不住，屡禁不止，几近泛滥。原因何在？从心态上看，这里面有心存眷恋、不忍“割爱”者；有司空见惯、无足挂齿者；有抵制乏力、徒唤奈何者。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其中，似是而非的歪理也不少，比如，开会不多似乎没做什么工作；文章不长似乎显示不出水平；新张周年不搞剪彩庆典是有失体面；上级不到场就是不支持、不重视，下级不迎送陪同就是不尊重、不热情。如此等等，相互感染，彼此攀比，因而繁文缛节、形式主义便大行其道。试想，白天下“会海”，晚上上“文山”，中间赶应酬，剪彩宴请、送往迎来，能有多少时间专心致志干实事呢！又谈何提高工作效率呢！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要以改革的精神，刮骨疗毒，干点实事。

多干实事，就要谦虚谨慎，切不可有了一点成绩就忘乎所以，到处张扬，吹嘘自己。……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由此可见，改革共识已然初步达成，未来中国必将继续高举改革大旗。这样，下一步要具体如何改革则是新的关注焦点。改革千头万绪，未来的改革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二是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扰。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在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经济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政府从经济活动中退出。从这种意义上讲，政府最大限度地从市场中退出，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转型期，政府是否退出市场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政府的进退选择也就成了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

一些经济学家将政府配置生产要素，形象地比喻为“政府的有形之脚踩住了市场的无形之手（价值规律）”，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必须收脚让市场真正做主。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要求，又符合政治体制改革方向的政府经济行为模式是“小政府，大服务”。“小政府”主要是就政府机构而言的，要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建设精简、统一、高效的符合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要求的现代化政府体制。“大服务”是指政府为保证经济社会正常、高效运行所具有的功能，主要包括政府为企业和市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包括完善市场体系、健全市场机制、保障市场秩序、改善经济发展所需的软环境和硬环境等。“大部门制”不是简单地裁撤机构、精简人员和整合职能，而是服务于十八大的“两个完善”和“两个加快”，最终落实于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的施政理念。

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应有进有退，有强化有弱化。我们不能把市场化条件下“转变政府职能”、“小政府”简单理解为“弱化政府职能”。当然，过去政府直接办企业等职能不仅要弱化，而且要逐步放弃，政府的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不仅不能弱化，而且要加强，特别是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社会需求度高的领域。例如，产品质量安全、环境标准、食品药品安全、劳动场所安全、社会福利等社会领域，需要政府公权力大力介入。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改革行政审批和监管的方式。完全取消行政审批是不可行的，行政审批改革的方向是把行政审批的程序尽量地科学化、专业化、透明化，而不是垄断在政府部门。比如，将大量不必要审批的投资决策权交给企业家，由市场决定；把核心决策（如环保评估问题）交由临时组成的匿名专家委员会执行。这种匿名的专家委员会相对于目前的纯粹行政审批而言，更加具有客观性，也不容易被利益相关者所左右。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极大地释放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同时减少黑箱操作和腐败的可能性，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改革是利益调整的过程，自然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摸着石头过河”有利于推行改革，使得中国经济高歌猛进，世人瞩目。但也正这是些相对而言“较易啃的骨头”，或为下一步的改革引来了“拦路虎”。

邓聿文把我国既得利益者细分为七类，强力政府部门中的部分官员、地方政府及相关官员、国企中的一些高管、“洋买办”、房地产开发商、大的民营企业家、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上述七类人还可进一步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一、二、三类）；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四类和第六类一部分）；实业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五类一部分和第六类一部分），知识资本利益集团（前述第七类）。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这些既得利益群体虽然常常以“改革派”的形象出现，但骨子里却是中国改革的最顽固的阻力。

汪玉凯在“中国改革（2011）年会”上提出，既得利益群体应具备四项特征：有足够的权利资源；有足够的垄断能力；有影响官方政策制度的渗透力甚至决断力；通过利益形成边界获取集团利益。若以此为标准，可以发现中国已经存在三大既得利益群体：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资源利益群体。能否破解这三大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已成为中国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所在。要想在改革上有所作为，首先必须着力破解既得利益群体的阻力，必须在利益集团和其他社会阶层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新一代领导人正在为打破利益集团做出努力。

2012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坦诚地说，现阶段推进改革不仅要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要触动利益。为了最大程度减轻利益集团给改革带来的阻力，李克强说：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

公平是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社会财富越增加，公平越重要。十八大报告提出，“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公平”新概念，是我们党向人民群众作出的庄严承诺，必将带动全社会自我革新，使公平正义像阳光一样温暖人心。

李克强提出“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就是为了实现“三个公平”服务的改革措施。而“三个公平”的实现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即除了“要善于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在利益预期上作调整，同时稳妥推进存量利益的优化，调整改变预期利益”以外，还要求“所有的人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利益”；换言之，共同富裕之路不是等天上掉馅饼，而是要靠自己的劳动致富！

李克强没有直接把改革矛头对准既得利益集团，要求既得利益集团立马出血吐肉。李克强把本来浑然一体的“利益”分拆成两部分：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对存量利益，优化即可；对增量利益，则要大“做文章”。李克强接下来强调要“调整改变预期利益”的说法，实际上是在给利益集团敲警钟。这就好像拎着利益集团的耳朵教训：以后你们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

如此看来，中央领导层对利益集团对收入分配改革的阻力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李克强关于分拆利益的提法、利益增量上做文章、调整改变预期利益、“三个公平”与劳动致富的双向互动，可能会成为今后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实招。2012年12月7日至11日，习近平在视察广东提出的“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则呈现出柔中有刚，稳中求变的“习式风格”。香港《文汇报》12日的社论称，习近平视察广东，释放两大讯息，一是表明将坚定不移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二是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12月1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则指出，习近平提出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其实就是要打破各种利益集团对社会资源的垄断，这种局面已经严重阻碍了改革的推进和普通百姓的上升通道。

“利益固化”有哪些表现？利益固化首先表现在“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律化”。一些重要的、急需制定的法律起草不出来，还有一些法律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分歧很大，多次审议协调不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部门与部门之间争审批权、许可权、处罚权，实质是争本部门的利益。如果法律不再从公共决策方式来获得，而仅是来自于少数部门、组织甚至于个人，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往往可能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把其利益制度化的工具。其次，“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一些政府官员不仅支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绝大部分实质性资源，而且主宰了制度安排的制度性资源，权力大小成了获利多少的工具。当前政府官员贪污腐败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社会流动性固化、国有企业垄断等现象都是与政府职能界定不清有关。因此，重新界定政府官员职能应该是十八大后中国重大制度改革的难点。最后，“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公司化”。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是民众反响最大的少数人“利益固化”表现之一，也是一块多年要解决而没有“啃下”的硬骨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已经酝酿了很多年。之所以迟迟未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制于垄断行业利益集团的“利益藩篱”制衡。

如何“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在广东视察的时候没有直接讲，但是他提出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应只是“自上而下”，民众与基层智囊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意味着新一轮改革将允许“自下而上”的改革创造和实践，以进一步推动改革。联想到习近平在常委中外记者见面会上19次提到“人民”，“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能拘泥于由少数精英操弄的改革的顶层设计，必须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当然，“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不能采用“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式方式，而是发挥人民推动改革的“正能量”。最近国内网络上的反腐行动搞得热火朝天，看来毛泽东说得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要取得改革的突破，就必须“强拆”利益固化的“藩篱”。利益固化的藩篱不仅会使改革受阻、经济发展失去活力，而且会严重阻碍各领域的人员横向和纵向流动，这样将导致整个社会进步失去动力。为此，必须重点考虑三项改革：加快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建设，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实质性地突破收入分配改革。这三项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兹事体大，非容轻议。

在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关于依法治国要求和精神的基础上，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空间（全面）和时间（加快）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革自己的命是很难的，法治建设在于全面推行依法治国，真正实行宪政——以宪法来治理国家。这既是体制内精英集团最容易达成的改革共识，也是遏制侵吞人民利益的官僚腐败和公权滥用及其衍生的种种社会不公才能得到有效手段。

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市场化，重点在于切实全面推行民间呼吁多年、政府文件要求多次的政企分开。不斩断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脐带、铲除行政性垄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想获得“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三个公平”是很难的。在“玻璃门”外，民间资本四处游荡。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畸形既是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要障碍。但是，政府要扼自己的腕、断自己的后，是何其难啊！

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事关社会稳定、公平正义，而且关系到中国能够成功转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涉及很多方面的改革。我们当前的收入分配改革，重点还应放在初次分配上，即如何提高工资等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但是，增加和开征按财产和收入负担的直接税，包括开征固定资产税、遗产税、赠与税乃至移民脱籍补税，都会是这个一揽子改革方案中的必要配件。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是涨工资，如果不动富人的“奶酪”，改革就只能是蜻蜓点水，走过场。

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被视为判断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来年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的风向标。根据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要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同时从解决当前突出矛盾出发，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2013年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着力点是推进多项重点领域改革，就路线图和时间表而言，收入分配改革有望提速，而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工作将继续推进。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与首创精神相结合，但一味等待顶层设计则可能错过改革的良好时机。根据201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地方的“微改革”会风起云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能够解决切入点和突破口的问题，基层和地方从群众怨声最大的小事做起，探索和形成经验，中央总结、梳理，形成可操作性的顶层方案。

再好的顶层设计和顶层方案都需要可行的落地实践，否则，顶层设计只能漂浮在空中可望而不可即的彩云。这就是经济发展宏观目标的科学制定和实践操作。而中国历年的GDP增长率，都是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理性速度

二十年前的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大会，大会作出了加快发展的决策和战略部署，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中共十四大的三项决策逻辑性极强，第一项是发展目标，第二项是经济体制保障，第三项是政治体制保障。

中共十四大指出，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中共十四大对经济发展速度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决定将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由原定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６%调整为增长8%至9%。这是中国经济增速“保八”的由来。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这个硬道理在经济发展领域被具体化为“保八”。

1992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保持8%以上，已经上升到“重大的政治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条“政治红线”。近几年来，每年“两会”讨论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政府都把经济增长的“保八”放在首位。这不禁让百姓们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为什么保持在8%以上才合适？低于8%会出现什么问题？世界上其他经济体的GDP年增长率都没有中国这么高，为什么中国非要“保八”？

二十年来，虽然对“保八”有一些争议和存疑，但各方已经基本达到了共识：“保八”本身并不是目的，因为这将直接关系到将失业率控制在一定的水准之下，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稳定。所以，增长率问题的重要性不在增长率本身，而在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是国家走向昌盛繁荣、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所必需采取的手段。2005~2011年，中国政府设定的GDP年度增长目标每年都是8%。

2008~2010年，关于“保八”的争议达到了顶峰。一场由金融海啸带来的经济危机在全球巨浪滚滚，2008年四季度中央开始启动扩大内需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力争“保八”。参与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信息研究司副司长向东做客深圳卫视《22°观察》，讲述了“保八”背后的意义：“保八”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保尊严。2010年4月，温家宝在《求是》杂志发表《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指出，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方针；经济增长只有保持在8%左右，才能保持就业的基本稳定，低了就会出问题。二十年前确定的“保八”目标，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出现了调结构与保增长的纠结，需要进行修正或调整了。经过三十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从追求量的增长到追求质的提升的新阶段，发展的内涵也发生了新变化。

有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对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四个估计不足”：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中国经济内生增长动力减弱的严重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欧债危机、美债问题、全球经济复苏缓慢、二次衰退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对全球去杠杆化、债务—通缩、资产负债表通缩、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背离的严峻性和长期性估计不足。十八大召开之时，位居世界第二的中国经济在转型中已连续七个季度增速放缓，再次向我们敲响警钟，过去“持续快速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了。凭借人口红利、环境红利和资源红利的快速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增长依靠投资，投资依靠信贷，信贷依靠货币扩张的粗放模式不可持续；依赖出口快速增长的外向模式不可持续；低水平竞争和产能过度扩张的山寨模式不可持续。

这“四个不可持续”预示着：中国调整经济增速，既与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也有自身加快结构转型、提升发展质量的考虑。中国经济本身已到了转型攻坚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增长模式将发生改变。“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将2011年至2015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多年来的最低值“7%”。2012年，中国政府8年来首次下调了年度增长目标：全年GDP增长目标为7.5%。

中共十八大显示出对经济减速更大的容忍度，以及对经济发展中深层次问题的清醒认识和力克经济体制改革难关的坚定决心。中央政府正在逐步淡化国民经济“加快发展”的提法，取而代之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说法。十八大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加快”：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一词不再定义经济发展，而用来定义完善市场体制和转变发展方式。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筑牢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社会和谐稳定的物质基础”；“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

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主持召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并作重要讲话。李克强说，我们不片面追求GDP，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中速增长期，很难长久保持两位数，但是只要保持住7%的增长，到2020年实现小康就完全有可能。他强调，发挥好改革对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作用、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作用，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2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强调，保持经济增长，增长必须是实实在在和没有水分的增长，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增长。12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离京到广东考察，在广州主持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时强调，科学分析明年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既要正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又要看到具备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既要坚定必胜信心，又要增强忧患意识，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扎实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中共十八大闭幕至今，从中共中央新领导同志在不同场合的表态中，便可窥探些许今后经济工作的定调脉络。中共中央高层已经认可经济适度放缓的现实，逐步放弃了“保八”的经济发展目标和“政治红线”，“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成为未来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收入分配、金融体制和财税体制等重点领域改革的推进以及扩内需保民生等将成为未来的政策着力点。

2012年12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经济工作要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3年的宏观调控定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结合税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注意把握好度，增强操作的灵活性。

稳中求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将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总基调。“稳”是稳增长、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是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使经济平稳发展的态势保持下去，进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条件。“进”就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谋求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只有通过“进”，才能够不断巩固经济增长的新基础，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才能够尽快开启新的一轮更高水平、更可持续、更小代价的增长。稳中求进应该坚持数年，一直到完成中国经济的重大转型，即从粗放和数量扩张的特征转向集约和质量效益的特征。中国经济发展减速，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将“硬着陆”。英国《金融时报》认为，未来十年，中国新一代领导层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国外多家媒体引用中国近期经济数据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具备广泛基础，未来经济仍将保持发展势头。根据2012年11月9日经合组织发表的2060年经济展望报告，最快到2016年中国GDP将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

未来我国投资和出口难以保持高增长，消费受到多重制约，劳动力供给逐渐放缓，主要能源供给存在瓶颈，经济不得不适应L型的长期低速状态。中国经济要走出L型，需要有新一轮“创新驱动”红利来支持。中国经济在L型的底部至少要完成四个事情：房地产去存货化、竞争性行业去产能化、清除银行体系坏账，以及打开经济未来增量的空间，即以打破垄断、节制资本和权力、改革税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等为突破口的扼腕式的结构改革，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四项政策推进的力度决定着经济底部的时间长度。

在当前的情况下，指望中央政府在基建和投资链条上下大规模的订单，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允许效率低下的企业“关厂”，可能是解决当前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唯一途径。企业减税已经从小微企业扩至中小企业，在2012年8月20日召开的全国减轻企业负担政策宣传周启动仪式上，工信部官员明确指出，减负工作已成为稳增长的一个重要举措，要把减轻中小企业负担作为落实中央政策的重中之重。看来，2013~2014年，中小企业将集体经受生死大考。

中速增长之下，地方政府发展思维和执政理念需要转型。首先，经济增速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将会降低，地方政府必须适应就业、社会稳定和民生改善等更加多元化的政绩考核；其次，经济增速放缓，地方财政低增长情况下，政府一方面要消化过去刺激高增长背的债务，一方面还要履行必要的职能支出，恐怕要习惯过“紧日子”了；再次，调结构和提升效率的压力将大大增加，中央强调的节能降耗、创新驱动等战略都必须在实践中来体现，但创新转变成提升效率又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这需要持续的扶持和投入；最后，地方如何找到未来的发展抓手？这变得很重要。比如，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如何在新形势下可持续地解决融资问题？这些都具有现实意义，需要各级政府仔细思考。

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之后，未来中国政府将更加重视经济发展质量、更加注重稳定性和协调性、更加关注增进人民福祉，重返民富之路，建设“美丽中国”和“美丽家园”。正如英国电影《女王》的经典台词所言：“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家，并不是为了讨好别人，而是为了安静而有尊严地活着。”五、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载体或者说依托是什么呢？十八大报告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看来中央已明确确定，协调推进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选择。

十八大报告在“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要“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要“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再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明显，城镇化已经成为十八届中央经济发展战略的共识和重头戏。

更有细心的人竟然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数一排二掌门人习近平、李克强的“履历”中去寻求“城镇化”大政方针的渊源：

2001年12月，习近平在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提出：“在市场经济经济条件下，农产品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卖得出去，农业和农村发展所需要的钱只能从市场中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靠市场进行合理配置来实现有序转移”。

1991年，李克强硕士论文题目为《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长篇论文《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曾获1996年度（第七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的论文奖，1994年李克强的博士论文《论工业化进程中的结构转换：国际比较与中国的经验》，也以城镇化为题。

或许是因为英雄所见略同，新一届领导人一拍即合。以城镇化为主导目标的“十二五”规划，事实上也在中央的全盘统筹下、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负责协调起草工作。

另外，中国十八大高层官员“西部化”趋势对于未来的中西部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十八届中央25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1名具有西部履历（习近平、王岐山、刘云山、刘奇葆、李建国、汪洋、张春贤、赵乐际、胡春华、栗战书、郭金龙），中共中央书记处有6名书记，全部具有西部履历。他们应该切身感受到中国大半壁江山西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城镇化发展水平落后。2002年12月，李克强担任河南省委书记，2003年提出“东引西进”，强调“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力推“构筑中原城市群经济隆起带”。2003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时任河南省委书记的李克强，提出了“中原崛起”概念，一年后，中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构想。主政河南期间，李克强“城镇化”的思路已经形成。他力主在这个农业大省，通过工业化和城镇化，化农民为市民，化农业文明为工业文明，化乡村社会为城市社会。

近年来，李克强已经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出推进新型城镇化，指出：“中国的经济发展，要依靠内需，而最大的内需就是大力推进相对滞后的城镇化”。“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依托，推进城镇化有利于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2年2月16日，李克强在《求是》杂志发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李克强在文章中指出，调整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是扩大内需。扩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不仅可扩大投资，而且能促进消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同时，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三化”并举。扩内需的最大产业潜力在服务业。

2012年7月13日至14日在湖北考察时，李克强指出：要发挥城镇化拉动消费、扩大和优化投资、改善民生的多重效应。9月25日，李克强在全国资源型城市与独立工矿区可持续发展及棚户区改造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城镇化是我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积扩张，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

2012年9月7日，在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李克强说，城镇化是中国最大的内需。工业化处于主导地位，是发展的动力；农业现代化是重要基础，是发展的根基；城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融合作用，能够一举托两头，有利于促进工农和城乡协调发展，可以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从需求角度讲，城镇化有利于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从供给角度讲，城镇化过程中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有利于大幅提高劳动生产率，意味着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2012年11月28日，李克强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墉时又强调：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可助力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推进城镇化，是要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路子。13亿人的现代化和近10亿人的城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这条路走好了，不仅造福中国人民，对世界也是贡献。

分析认为，10亿农民的城镇化计划是李克强主导经济的最高梦想。“三农”问题日益突出，这不仅是中国继续前行的最大挑战，反之也是最大机遇。李克强或许梦想着在自己任上改变农民靠天吃饭的命运，能够实现农村的整体转型、农民的集体转型、农业实现现代化转型，缩小甚至消灭乡下人和城市人的差别，让现在的农民过上和城里人几乎没有差异的生活。10亿人的乾坤大挪移在“人类历史上没有的”，是最实实在在、不参杂任何水分的利国利民的大功绩。李克强任上若能对城镇化这一件事情起到决定性的奠基作用，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将在城镇化这个载体上成为现实。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积极”和“稳妥”两个关键词尤其值得注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化既要以人为本地积极推进，也要遵循规律稳妥求质前行。12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大力推进城镇化，将成为李克强主政后经济布局主攻方向。新一届领导人正在设法把以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四化”，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上，以产业为支撑，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信息化“四化”协调发展。新“四化”的作用，短期在于拉动投资，长期在于改善结构。2013年政府换届完成之后，将是新“四化”政策密集出台年，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未来10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需要着力解决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职业、行为和心理转换，努力实现“人的城镇化”。据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2》称，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去年已接近2.3亿，达历史新高，占全国总人口17%。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融入城市意愿比上辈强烈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发生由“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双向流动”向“扎根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部分地区出现农民“被上楼”现象，大量土地被征用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居住在土地上的农民“被”住进集中建设的楼房，但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市民化。让农民工真正转移成市民，不仅关乎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未来，也是实现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政府决不能简单让农民进城就算完事，必须在以下方面做出努力：首先要解决这些准市民的居住问题。居者有其屋，正是考量城市化是否真正成功的最重要指标。安居工程、保障房、廉租房等政策不仅针对市民，也应该对进城生活困难的农民倾斜。未来住房市场政策或房地产宏观调控，会更加注重让住房价格回归理性，以便为农民市民化做好准备，并以此来增加中国经济的活力与动力；其次要解决这些准市民的就业问题。帮助进城农民尽快转换角色、调整心态、培养技能，完成农民向城市产业工人或服务者等城市职业者的华丽转身，是城市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最后要解决这些准市民的子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短期来看，加快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剥离户籍附带公共福利。中长期来看，可以考虑将户籍制度改革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联动，将户籍制度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联动起来，分步将农村人口城镇化。

此前几年，房地产为经济的支柱产业，过度扩张的房地产信贷政策与过度优惠的房地产税收政策，让房地产市场炒作盛行。有分析认为，下一步的城镇化，与传统的房地产商是无缘的。城镇化中的房地产政策将更加透明，如果农民的土地补偿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房地产开发因操作难度加大而变的缓滞。房地产开放商发展滞缓，并不会影响城镇居民住房改善。如果城镇化的土地改革能够配套，多种形式的自我改善将成为未来的主流；如果反腐败力度加大将挤出空置房，现在绝大部分城市也真不会再缺房。随着城镇化的推进，房地产商或有90%被消灭，这是社会的进步，房地产商越多，房地产商赚钱越多，经济的市场化越远。六、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

中共十六大以来，我们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改革开放取得重大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经济建设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这是一个让世界惊叹的“黄金十年”。

统计数据显示，2003~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实际增长10.7%，其中有六年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速度，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的2009年依然实现了9.2%的增速。这一时期的年均增速不仅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3.9%的年均增速，而且高于改革开放以来9.9%的年均增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7.2万亿元，扣除价格因素，比2002年增长1.5倍。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德国，居世界第三位；2010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份额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

小小寰球，无奇不有，无怪不存。具有五千年发展历史的古老文明中国，却往往被一些只有一二百年国龄的某些人成天谩骂。在一百多年前，别人瞧不起而既欺侮又谩骂中国，那是因为中国衰落了，沦落为东亚病夫。而今日中国繁荣昌盛，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则有那么一些人，主要是美国人，一方面谩骂中国，另一方面又竭力呱噪唱衰中国。

其实，美国人也好，其他外国人也好，他们实际上根本上离不开中国，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即没有中国订单和贸易的支撑，他们的经济更会加速衰落，甚至破产。

过去20多年，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国外媒体出现各种花样的“唱衰论”，呱噪不止。无论是“唱淡中国”，还是“做空中国”，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事实面前不攻自垮，成为过耳杂音。美国专家罗伯特?库恩说：“2002年到2012年是一个发展、巩固和变迁的历史阶段。中国在胡锦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令人惊叹的经济增长和持续的稳定局面使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印证。”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包括单边主义强美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而中国却巍然屹立世界东方，两次危机的风暴不仅啃不动中国，吹不倒中国，而且中国以“兼济天下”的博大胸怀和人文情怀，成为抵御和治理世界经济和金融危机的中流砥柱。这就使得世界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

什么是“道路”，什么是“模式”？二者既相通，又相异。相通是指意义有相近的一面，可以互相替代或近似替代；相异即差别和不同。我们的理解是，“道路”是“模式”的基础和前提，“模式”则是“道路”的具体表现形式。如果说“道路”属于“主义”层面东西，“模式”则属于形式和方法层面的东西。“中国道路”，就是指中国所走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道路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过程。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道路”的奠基礼。“社会主义”是新中国、新道路的起点。新中国走过许多弯路，受过许多挫折，但总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探索。改革开放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持续而成功的新探索。第二，反思苏联模式形成和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中国坚决不走苏联、东欧那种“休克式”、“激进式”的改革道路，而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第三，“60年改革”探索中国道路。新中国的前30年已经进行过4次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起，共同探索着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第四，学习、选择、借鉴、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不断地促进着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对中国道路的完善和优化也起着积极的补充作用。第五，“渐进式改革”成就了中国道路。为了使改革易于进行，尽量不搞体制“存量改革”，而搞体制“增量改革”。第六，“逼迫机制”促进中国道路完善。严峻的形势必将对内部制度改革形成“逼迫”，进而从根本上形成利于内需启动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善用“逼迫机制”的激发效应，将改革开放不断推进深入。

“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迄今成功经验的理论凝结。中国模式有四大理论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科学发展观理论。中国模式能够成功，在于：中国存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及在这个党领导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尤其有一个富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成功的重要政治前提；经济改革“理性超前（激进）”和政治改革“理性滞后（保守）”的非对称组合；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高度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又坚决不搞教条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的文明传统，同时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中国道路的成功案例引起了国外的热烈讨论。俄罗斯《红星报》指出：中共的“中国道路”“没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所以“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国家成就华章”。中共“提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苏联由于没有进行这样的改革而解体”。奈斯比特、米歇尔?戈代等人也认为，中共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时代的话题”，“正在改变全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攻击和非议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呱噪之声最强的美国，却有这样一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罗伯特?库恩，他总是长期坚定不移地客观介绍和评论中国：“中国共产党正在创造历史。在历史长河中，今天的中国可能是一个经典案例。这个案例讲述的是一个国家在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体制下，怎样去建设一个繁荣、民主的社会。”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说：“中国共产党在过去60年里表现得相当不错，并证明了它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很好地保护了国家利益，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改善了人民的生活；发展了国家经济；甚至改善了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改革开放34年后的中国，已然开弓没有回头箭，停滞倒退没有出路。十八大总结了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也描绘了未来发展的新目标，这标志着中国又迈向了改革发展之路的新征程。沿着中国模式，中国让世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领路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志向和逻辑。沿着中国道路，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还将建成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

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了，中国经济的未来不仅中国人关心，外国人一样高度关注。国外经济学家也已经把中国作为全球市场走向的风向标。有国外媒体指出，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从美国到奈米比亚，各国的战略和政治决策将无一不受到中国的影响。德国《明镜》周刊网站发表题为《中国正位于从世界工厂走向工业强国的十字路口》的长篇报道，中国“向何处去”对德国乃至全球企业至关重要。2012年10月20日，当十八大刚刚闭幕，英国《泰晤士报》就报道说：这个国家领导层将管理全球人口最多、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这一领导集体不仅影响中国，也将影响着全世界。

十八大把中国改革开放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十八大把中国小康社会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十八大把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