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对我国改革的几点启示

作为目前欧美各主要国家执政党的政策主张，“第三条道路”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欧洲政坛日益明显地得到流行，并对欧美各国今后一定时期内的内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从本质上讲，“第三条道路”是西方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在当代社会的更新，其中一些政策走向，尤其是在当前国际事务中以人道主义为借口，以强权压制主权的“干涉主义”动向，不仅没有进步，而且有所退步。但另一方面，“第三条道路”适应世界经济形势和国内所面临主要问题的变化，在经济、社会及政治政策方面摒弃旧的观念和思想，提出的一些务实性、值得认真思考的主张，以调整和变革寻求新的发展机会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某些启示。

 一、“第三条道路”是欧美各主要左翼政党为适应经济全球化，求生存、谋发展所做出的重要选择 

适应国内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求生存、谋发展是“第三条道路”产生和兴起的直接动因。以1979年撒切尔保守党政府上台为开端，欧洲社民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后较长时期内普遍陷入危机和低潮。欧洲政坛信奉新自由主义的右翼政党在大选中连选连胜，而工党和社会民主党则长期在野，得不到选民的支持和执政的机会。这与二战后，欧洲社民党经历的黄金时期形成鲜明的对照。70年代以前，欧洲社民党普遍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适应二战后的各国经济和社会基础，提出的经济社会主张得到大家普遍的认同，取得了较辉煌的成绩。如主张以人权和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政治体制，混合型经济体制，让人们过上人道、尊严的生活，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来应对经济危机，平等基础上的社会价值观等。在此指导下，社民党普遍实行了国有化、福利制度、国家干预等经济社会政策，对西欧社会的发展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但这些政策和主张未能跟上时代的变化，未能适应新的社会经济基础的要求。进入70年代之后，社民党所奉行的许多政策主张遇到来自多方面的挑战。首先，传统福利国家模式和高福利政策遇到严重的财政困境。主要的变化是，科技进步、竞争加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导致失业人口增加，领取救济金的人增多，而纳税人减少；人口的年龄结构中，老年人的比例越来越高，同时人的寿命逐渐延长，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越来越长；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医疗费用增加，使人人都能享受的健康保障体制成本增大。这些都使福利国家在财政上走到极限。其次，进入70年代，新时期的年轻人对参加意识形态色彩强的政治组织的兴趣减小，更愿参加环保组织、和平组织等中性的社会组织，这对比较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产生不利影响。此外，新时期的社会阶级关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如在德国社会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由价值取向一致的若干阶级构成，而是由不同的群体组成，其中服务行业群体的人数越来越多，人的文化素质较高，而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这个群体只占总人口的6%。社民党没能适应这些变化来调整他们的政策主张和选举战略，因此多年在大选中失利。面对生存和发展的危机，迫使社民党对过去的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重新确立自己的纲领，探索新的出路。“第三条道路”就是各国社民党适应变化深刻反思后取得的重要成果。

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时代变化的需要是“第三条道路”形成的大背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商品、资金流动自由化趋势加强，各国经济联系和互动增大，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快。全球化所引起的的工作岗位竞争国际化、全球范围内的产生分工和重组、保护生态与可持续发展、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性等问题，对各国经济、社会及政治发展都形成了直接的挑战。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各国既要提供足够的社会福利以维护社会稳定，又要寻求经济活力以增强国际竞争力；既要分享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好处，又要限制自由移民，防范经济风险；既要鼓励生产线和产业外移以降低成本，又要创造和保证新的就业机会，以解决不同程度的失业问题等。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也使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遇到极大挑战。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抑制了市场作用的发挥。为了适应时代的要求，西方政治家们努力寻求解决问题的新途径和新方法。“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代表人物、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一书中写道，世界的变化使传统的阶级政治分析已经过时。面对新挑战，只有超越“左右对立”，兼顾“发展与正义”，均衡“权利与义务”的第三条道路，才能适应新的时代。

教育的普及和中产阶层的扩大，为“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奠定了社会基础。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调整时期，正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变，国际竞争的核心已演变为知识的竞争，“知识经济”成为当代经济的突出特点。随着高等教育在美欧国家受到空前重视，接受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队伍在这些国家不断扩大，成为社会阶层的主体力量，这也成为各个政党争取选票的主要来源。这些人普遍厌倦党派之争，不满极端保守和极端自由的政治取向，支持中左政党推行的“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提出正是适应了这个不断扩大的中产阶层的需要，并得到迅速传播和广泛支持。

二、务实、灵活：“第三条道路”政策主张的重要内核 

“第三条道路”思潮出现以来，不仅在欧美成为热门话题，而且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第三条道路”在某种程度上适应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和各国的具体情况，务实地提出了一些新思想和新主张。务实性、灵活性是“第三条道路”的突出特征。这首先表现为，“第三条道路”淡化意识形态，强调实用主义。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名言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先决条件，能够实施的也就是行得通的”。针对国内外经济社会条件出现的重大变化，“要在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和自由放任主义与旧的政府干预和各阶级合作的社会民主之间，找到一条在当代实现社会公平的道路”。美国总统克林顿指出，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介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和福利国家之间的中间道路”。对经济的管理既不是左翼的问题，也不是右翼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国家如何发展。目前“第三条道路”没有统一的模式，其政策主张者认为各国应遵循共同的价值观，但在具体问题上，应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最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并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进行修正。

在市场和政府的作用方面，强调市场效率与政府控制的平衡。关于政府的职能与作用，“第三条道路”的立场既不是放任自流主义，也不是国家干预。它由强调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转向主张重新界定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功能，减少国家干预，放松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控制。强调政府应当转变政府职能，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同时强调市场是经济生活的主体，主张建立具有活力和竞争力的市场框架，开放资本以增强企业实力。布莱尔指出，任何一个正直的政府总得设法以公正来缓和市场的影响，确保在全球经济条件下有利于生活在这一经济中的人民。政府的作用是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制定能鼓励独立，而不依赖别人的经济社会政策。美国学者R·C·朗沃思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在政治和经济上是自取灭亡，由庞大的中央政府对经济的各个方面实行管理也行不通。新的和有效的全球经济结构需要全球的重新管制，即某种全球的“第三条道路”。

在企业方面，鼓励新的企业精神。过去社民党强调限制大资本、大企业的扩张行为，“第三条道路”主张支持企业的自主与创新，加大了企业私营化的程度，重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意愿，强调企业的积极性和竞争能力。同时提倡政府、企业、雇员、顾客之间建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认为在新的经济现实下，合作（而不仅是残酷竞争）能提高经济价值，提高企业竞争力，提供新企业发展机会，并能恢复和增强政府的活力，合作甚至缓解全球性危机。“经济的成功需要统一合作伙伴、职工、公众、政府和投资者的利益。把它看作一个‘公司社会’，每一个成员都通过为共同的成功贡献力量而受益”。这种“把市场造成的创造性的破坏与合作带来的社会和谐融为一体”的“民主企业”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第三条道路”。

在社会政策上，提倡权利与责任的对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不承担责任就没有权利”是“第三条道路”中最具特色的主张。它明确提出国家、单位和个人要遵循权利与责任对称、责权平衡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它反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简单为人们提供保障的做法，也反对自由主义把人们完全推向市场的做法，在坚持“享有社会福利是公民合法权利”的前提下，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应当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相对称。

在福利政策上，由全民福利、救济型转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为适应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和妇女角色的变化以及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第三条道路”强调必须使福利政策有针对性，发挥最大作用。因此，主张改变长期形成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高福利政策，社会保障的重心由直接的补偿转向增加人力资本，即对人们的保障和救济不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而是强调为人们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提高个人进入市场和冒险创业的能力。同时在劳动市场方面，不简单地强调劳工权益，而是加大就业的压力，使社会保障政策与竞争、责任与风险意识相联系，建立相对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布莱尔认为“只有进行福利改革才能使福利国家得救”，使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统一。德国总理施罗德在为安东尼·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书的德文版作序中写道，好的选择应是一种“鼓励个人的创造性和潜力，而不只是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做文章”的社会政策，福利政策应当不再是消极的，而应当是积极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目标不应当是预防风险，而应当是利用机会。由此，建立以提供就业保障为核心转向以提高就业能力核心的福利机制，从救济型的福利政策转向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的“造血型”的福利政策也成为“第三条道路”最显著的政策主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