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最大红利——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专家座谈会观点综述

一、我国改革红利释放的空间巨大

我国改革的红利到底在哪？与会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未来5～10年，我国潜在的改革红利在于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以及制度红利。比如，我国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未来10年，如果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有可能增加40万亿投资需求，从而支撑未来7～8%的中速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释放改革红利，必须依靠制度改革来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比如加大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力度。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张占斌教授认为，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如果这个事情做好，走得稳一点，可能成为我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也有可能使我国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和主动权。比如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消费产生很大的需求，也给投资增加了很大的空间。但这需要制度创新，才能释放改革的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党国英教授认为，改革红利在于要素的自由流动。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教授认为，释放改革红利，首先要对改革的内在结构进行分析。他指出，改革的内在结构是三项改革：一是经济改革；二是社会改革；三是政治改革。目前，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有待深化，社会改革正在起步，政治改革有待突破。

二、改革红利的释放取决于全面改革的重点突破

与会专家认为，改革红利的释放，关键在于重点领域改革的实质性突破。

1．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

迟福林教授认为，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推进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深化产权制度改革、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以及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

卢中原认为，发展实体经济要推进金融和财税体制改革。目前金融业的利润率是其它行业的5～6倍，发展实体经济要靠改革去引导社会资本、技术和人才。要按照“十八大”的要求，构建结构优化的税制体系与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金融改革应该大胆地发展多种所有制的金融机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倪红日认为，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在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调整与完善，需要把税制改革与政府间财税关系的改革统筹考虑。目前城镇化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土地财政。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通过投融资平台建设了大量基础设施，但同时也加剧了风险。因此，投融资体制要改革，让开发性金融冲在最前面，财政给予担保。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结构性减税是实实在在的，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推广至全国后，年度减税规模将不低于三千亿，再把各行业的减税量加上，总的减税量就更大。结构性减税就必然有结构性增税，如资源税、不动产税，还有环境税都是不可回避的。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很重要的环节是财税体制改革。财政支出需要监管，让人大代表能看懂财政的预算报告，尤其是“三公”经费要公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小企业，尤其劳动密集型企业最严酷。提高劳动者报酬，需要改变城乡二元的劳动力结构，让农民工真正市民化。

党国英教授认为，我国“三农领域”有多方面问题令人担忧。如粮食供需不平衡，一些地区现在放弃种粮，不仅影响粮食安全，还影响改革的整体部署；再比如农业土地保护问题，他建议用农业保护区制度来替代基本农田保护制度。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认为，我国农业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农业从业人员的老龄化和农业经营的专业化；二是农业生产经营成本不断提高，如土地、用工、农机、水电、化肥、种子等价格都在涨；三是市场供求不平衡，我国农产品对外依存度大大提高。如何改革，他认为，一是要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二是建立生产一体化的制度。

2．社会体制改革要突出权利公平、规则公平与制度公平

迟福林教授认为，随着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建设要注重权利公平、规则公平和制度公平。一是要推动政府向社会组织放权；二是以社区为重点实现基层社会自治；三是走向公共治理。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教授认为，随着社会生态的变化，老百姓的意识确实在明显地增强，未来必须在宪法基础上形成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是建立老百姓的利益表达与利益诉求机制；二是言论自由，包括主流媒体的改革；三是完善社会组织的法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提出要建立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第一，公共服务领域必须强调政府主导。在实践和理论证明有效的前提下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但是必须坚持政府主导，过去医疗卫生领域、教育领域、甚至科技领域过度市场化下一步必须纠偏。第二，强调公共服务均等化。强调均等化最重要是标准化，标准化既要定最低标准，也要定最高标准。第三，公共服务领域要建立激励和约束机制。第四，公共服务领域要完善定价机制。第五，建立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

苏海南认为：第一，初次分配的决定力量是市场机制，中等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要以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做大蛋糕为前提，政府应帮助劳动密集型企业改善生产经营环境，帮助企业技术革新，人社部门要提供免费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第二，对企业进行结构性减税，让劳动密集型企业在资方能够在企业生存发展、利润合理增长的基础上，让他们自愿接受劳资平等，建立工资增长机制。

对于社会管理，葛延风认为：第一，以发展社区作为强化社会管理的基础有问题，应该以发展社会组织为基础，包括公益性组织，以行业、职业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比如工会、行业协会、职业协会等。第二，社会管理一定要与服务结合。外国人到美国去都愿意去登记，因为只要登记了，孩子上学、公共卫生服务就没问题了。第三，过去强调维稳，忽视了维权，导致越维越不稳，所以维权必须以维护公民的权益为前提。

事业单位改革的复杂性远远高于企业改革。葛延风指出，每一个特定行业里面内在差异很大，如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小学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大学教育。像日本对每一类特定机构都制订专门的法律法规，有的甚至对一个机构制订专门的法律法规。

3．行政体制改革需要解决深层次的权力结构问题

迟福林教授认为，行政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权力结构不合理。要以放权、分权、限权为主线，优化行政权力结构。

行政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关键与核心。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沈荣华教授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社会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在行政体制改革上。尽管“十八大”对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了，但目前来看，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足，阻力很大。动力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老百姓生活好了，不改革也挺好；二是政府既是改革者也是被改革者，缺乏动力。改革阻力主要来自利益调整，而行政改革更是触动政府自身的利益。

改变要解决权力的三大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主任许耀桐教授认为：第一，解决权力合法来源。必须确认权为民所授，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就是老百姓的授权。既然是老百姓授权，就要实行民主选举。第二，解决权力合理配置。确保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的三权分设。第三，解决权力的严格监督。凡是监督都必须是外部的，外部的是最靠得住、最重要的。

汪玉凯教授认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第一，削减政府权力，核心是审批制度改革，一是只要国民能够解决的，一律不设置审批许可；二是只要市场机制可以调节，一律不能设置审批许可；三是社会可以替代的，政府一律不能设置行政许可与审批。这三条如果能够做到位，政府就能够削权。行政审批改革能够到位以后，才能转变政府职能，创造环境，提供优质服务。第二，控制政府规模。第三，矫正政府行为。

三、尽快形成未来3～5年的改革路线图]

葛延风认为，目前改革分歧较大，首先应该凝聚改革共识。在此基础上，明确方向，制定真正可操作的方案，以及清晰的改革路线图。

国家开发银行顾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克崮认为，改革要注重轻重缓急，重大改革一定要设定目标，可能是三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

迟福林教授提出，“十八大”提出五位一体的全面改革任重道远；改革攻坚克难重在改变现有的利益格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顶层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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