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杜润生——我所认识的杜润生（三）

如果问中国的改革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人们马上会想起农村，想起安徽凤阳小岗村。1978年是那里的十几户农民为了填饱肚子，私下搞起了包产到户，把生产队集体的土地分包到各户自己耕种。这一举动得到当时的省委书记万里同志支持，在当地、在周围，乃至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因为包产到户曾经长期被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有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几十年极左思潮尚有很大市场，群众顾虑重重，各级干部的抵触尤为突出，包括许多高级干部都还把其看作歪门邪道。而因反对合作化冒进而被迫脱离农口20多年，刚刚“归队”的杜润生，是支持“还权于农”的。于是，他采取“小步快进”的策略，推动包产到户一步步突破重围，在两三年间就形成了举国燎原之势。实践证明了家庭联产承包的旺盛活力。搞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体制终于被冲溃、废除，农民压抑已久的积极性迅猛迸发，粮食、棉花获得了连年大丰收，困扰多年的温饱问题终于有了解决的希望。但极左的阴魂顽固不散，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直到80年代中后期，一些人的僵化思维依然没有彻底改变，一有机会就散布承包“长不了”的言论，使农民的心总是放不下，担心好政策会变。也因此那几年中央年年都要发文件，给农民“吃定心丸”，强调政策会长期坚持，稳定不变。这就是中央连续发出五个“一号文件”的背景，而这五个文件都是由杜老主持起草的。

1987年秋冬一天，报社门口来了到人民日报“找中央政策”的北京郊区某县的农民，反映他们那里以“搞规模经营”的名义，废止没到期的承包合同，重新把土地、果园等“归大堆”，有的地方还出现了不顾承包农民反对，强行派拖拉机统一犁地的情况。我与几位新闻同行到村里做了调查，确认情况属实。而县里说这按市里的要求做的。此后一段时间，我们不断通过群众来访来信，获得一些地方用行政手段强推规模经营的情况，而且范围有扩大之势。好不容易稳定的“农心”，又开始浮动起来。“悬”着心的农民，陷于观望、迟疑状态，无心向农田投入，不能集中精力种田。更可笑的是，一些地方搞现代意义的规模经营，采用的却很原始的办法：“抓阄儿”确定合并成大块的土地或果园由谁承包经营。其结果是真正的种田能手有可能因抓不到“阄儿”包不到地，而抓到“阄儿”的“幸运儿”可能又无力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我向杜老汇报了这些情况，认为打新旗号、回老路子的新动向值得注意。

过了没多久，我接到参加农研室会议的通知。由于时间没把握好，那天赶到西皇城根9号院时，迟了几分钟。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大约有七八十位。坐在会议桌中间的杜老招呼刚进门的我坐到他身旁的一个空座上。本来这个座位是不该我坐的，但实在找不到空位，只好遵命。还没从迟到的歉意中缓过神，杜老又更意外地“将了一军”：现在开会，因为今天这个会是人民日报记者吴长生同志建议召开的，就请他先讲。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但没有退路了，我只好硬着头皮，把近期了解到的一些有关搞规模经营的情况向大家做了简要报告。接着杜老请大家发言，讲情况、谈看法。与会者争着发言，气氛热烈，有同意的，有反对的，有轻声细语陈述的，也有言词激烈抗争的。我留意看了一下，在京搞农村政策研究的重量级人物基本都到了，其中不少是资历很深的老同志。情况很多，信息丰富，但意见明显分成了正反两派。最极端的是把分歧提到了方向、道路高度。杜老一直静静地倾听，饶有兴趣地看着大家争。直到会议接近尾声，杜老才在大家的请求下做了简短的总结讲话。他说，今天本意就是想让大家谈谈情况，我没想讲什么，也没想做什么结论，听了大家的意见，就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杜老讲得好像很随意，语气像是与大家商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大约是这么几点：一，家庭联产承包制才搞了短短几年，农民尝到了甜头，吃饱肚子了，也有了点余钱，现在就是怕好政策变。因此我们要发出信号，给农民政策稳定的预期，不能折腾。二，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多种产业的兴起，土地经营规模扩大是一种必然趋势，过于细碎化不利于生产力提高，但中国的地方实在太大，情况太复杂，我们不能再犯“一刀切”的老毛病。规模经营将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很多条件。三，少数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先走一步，但千万不能采取以往那种行政命令的方式“拼大堆”，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再干强迫农民、违背农民意愿的事情。

会议没有结论，争论没有结果，尽管分歧依然存在，但对杜老的这些看法，绝大多数是认同的。开“神仙会”的目的达到了，这一问题引起了大家的充分重视与研究。

几个月后，前一年到人民日报“找中央政策”的农民又带着人来了，反映他们那里更大范围地强行收地、搞规模经营了，为了证明做法正确，还采用虚报产量，到外地购粮等办法，凑“高产”数字，造丰收假象。为此，我们安排记者克服种种阻力，耗时三个月，走访了十多个村的农民，写成了一篇实录式的批评报道《丰收的折扣》，刊登在1988年11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

稿子见报当天就引起强烈反弹，先是那个县的县领导，打电话责问，指责报道失实；还威胁说：明天会有20万农民进城抗议……反弹，意料之中，但这么强烈有些想不到。接着北京市方面也有了反应，北京日报在头版发表了充分肯定某县的长篇报道。当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钱李仁同志打电话问有关稿件采写的情况，我回答，采访很扎实，证据俱全。接着我就把所有材料。一大摞都送了过去。两天后，社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昨天（1989年1月1日，钱李仁假日值班）用一整天细看了材料，如果打官司，我钱李仁上法庭。不久后，北京市的领导与报社的领导当面“商榷”了，一边是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一边是中央委员、人民日报社社长。由于意见分歧，“商榷”没有结果。北京方面向上送了文字报告，据说除了说报道失实，还认为人民日报明知某县是总书记关注的试验点，还公开批评，是有意……

报社领导和相关的编辑记者都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没有退缩。这时杜老出面了，他对我说：中央领导让我处理这件事。我说，情况您是清楚的，他们的做法就是有问题嘛。杜老笑笑说，一边是北京市，一边是人民日报，你让我怎么办？我说，您得主持公道。杜老依然笑着说，这次我只能和和稀泥啦。怎么个和法？北京方面别坚持让你们更正，你们呢，也别再搞后续的批评报道了。以后他们的确做得好的，你们可以适时正面报道一下。我说，我得回去向社领导报告，估计我们可以做到，希望北京也能做到。就这样，在杜老的斡旋下，这场争执就这样平静地化解了。而《丰收的折扣》的巨大影响已经广泛传播，对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抵制错误做法产生了积极作用。

没想到一年多后，在中央一次重要的农村工作会议上，与会的北京市领导旧账重提，得意洋洋地大谈他们的经验，标榜他们的正确，认为前些年全国范围发生的（粮食减产）不是农业动摇、徘徊，而是方向、道路动摇、徘徊。让他没想到的是，几位紧随其后发言的其他省的同志，都针锋相对地说，你们的经验好是好，但我们与你们的情况不同，实在学不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家庭联产承包制。而这时，人民日报社已经换了主要领导，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也已撤销……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姓社姓资争论终于有了历史性结论，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经营责任制，也被确定为我们国家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制度。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杜老，重回公众视线，继续为其终身奋斗的事业献计献策，奉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