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岁杜润生----我所认识的杜润生(二)

1985年初春，当时的人民日报农村部领导派我随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到浙江考察，前后近半个月。这是我与杜老第一次较长时间的“零距离”接触，而之前多是在会议上“瞭望”。

那次，跟随杜老，几乎跑了浙江的所有地级市（地区），了解的范围很广，从种、养、加工，土地制度改革，到私营企业雇工，市场建设，民间借贷，以及政府作为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突出的印象，一是真考察，不光听地方领导汇报，而且到实地去看，与最基层的民众交流；听多、看多，说少。初春的浙江，阴雨绵绵，有时还夹杂着雪花，天冷，地湿，路滑，但杜老一直坚持到一线去看。二是既睿智又平易近人，不乏幽默，寓“教”于“乐”。

在温州，老人的个性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可能与温州当时鲜明的特色与旺盛的活力有关，对他产生了特强的刺激。记得进入温州地界，在中巴上坐稳后，当时的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就向杜老简要汇报起了近几年温州的改革与发展情况。杜老听时一言不发，听后竟“单刀直入”地问道：袁书记，你能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概括一下温州成功的经验吗？袁略略迟疑，就吐出了两个字：不管。大家还没缓过神来，杜老已经频频点头了：不管，好个不管。搞商品经济，我们都不懂；如果管，只能是胡管乱管，或者是按我们熟悉的老一套去管。那只会限制农民创造。不管，好啊。显然，杜老与袁芳烈是“心有灵犀”的，因为鼓励农民大胆、放手创造正是改革初期最重要的方针，也是杜老一直呼吁和倡导的。那个时期，很流行的一句话是“先生孩子后起名”，就是不清楚、没把握时，先让农民干起来，然后各级政府再在实践的基础上加以总结、提高。

在永嘉、苍南、乐清等地看农村蓬勃兴起的各类专业市场时，前店后厂的经营模式既让大家兴奋，也引起一些忧虑。看到一些十三四岁未成年的孩子，伏案组装小电器配件，有人不禁质疑说：“这不是非法使用童工吗？”杜老愣了一下，既没应合也没反驳，而是问一个徒工从哪儿来，在家都做什么？孩子回答：家在几十里外的大山里，在家放羊。同样的问题，杜老又问了几个孩子，回答几乎都是一样的。当地干部介绍说，温州除了沿海几个县经济稍好些外，多数县属于贫困县，有的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就是沿海县，也只是沿海乡镇好一些，往山里就不行了。已经建了好几个专业市场的永嘉县，70%的山区还很穷，不少地方农民温饱还没解决，一家七八口人合盖两床旧棉絮，十七八岁大姑娘由于没裤子大白天围棉絮坐在床上的不是个别现象。杜老这时才点着头说，贫困山区，温饱都成问题，孩子根本上不了学，到沿海地区来当童工，总比窝在家里当童农好吧。至少可以挣点儿钱，学点儿本事，也开了眼界。这几句看似自说自话的表态，让当地干部和开店办厂的农民，大大松了一口气。

对于温州很敏感的“地下钱庄”，杜老也没“绕开”，而是亲自登门拜访。在“会头”新盖的小洋楼里，杜老看得仔细，也问得详细，在了解了“抬会”、借贷、还本付息等运作情况后，杜老表示，这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得承认它，利用它，农民要开店、办厂、搞运输，缺少本钱，向国家银行又贷不到，只好自己想办法。“钱庄”应运而生。不能急着禁，先看看，再商量怎么管。适当管是必要的，防止出大乱子。

在参观一个新建的专业市场商品一条街时，当地领导介绍说，这是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商家自己出资建设的，连店前的道路修建投资也由各家各户承担。这种建设方式，得到了杜老的肯定，认为在政府经济实力还不够强的情况下，这是个筹资快、收益快的好办法。一边走一边看，杜老突然提出要“小方便”，没想到一下难住了众人。几百米长的商业街竟还没建一个公共厕所！无奈之下，只好转到街后的空地里去“办事”。杜老先是打趣地说，没办法，只能撒泡“野尿”啦！接着又借势叮嘱当地领导：像这类公共设施是要政府统筹考虑修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