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十年：在崛起与压力之间

　　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大幅上升，从2002年世界经济排名第六位跃升至2011年第二位。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688.1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和英国。

　　经济实力的增长必然体现在对外政策上。在人类历史上，后起大国的崛起，往往导致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严重失衡，甚至引发世界大战。伴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率先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首次全面阐述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思想。

　　2003年12月26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这十年来，在“和平崛起”的外交政策指导下，中国外交开始“有所作为”：2003年6月，中国首次参加G8首脑会议；2003年8月，中国积极解决朝鲜核问题，主动在“六方会谈”中发挥积极作用；2009年，20国集团取代八国集团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中国是G20的创始国之一。2008年12月26日，中国首批海军舰艇编队由三亚出发，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中国开始尝试向远洋投送军事力量。

　　然而，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对内，胡温政府加强维稳力度，维稳开支一度超过国防开支，中国的对外政策也因此深深烙下“维稳”的痕迹。

　　周边的“维稳”外交

　　在“和平崛起”对外指导方针之下，中国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稳定周边战略。

　　2003年10月7日，温家宝在首届“东盟商业与投资峰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的演讲，提出了中国胡温政府时期的周边外交政策，即“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理念。

　　在这一外交理念的指导之下，在安全领域，中国积极参与了东盟地区论坛、参与组建上海合作组织、促成了讨论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在政治领域与俄罗斯全面划定了边界，与印度签署了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与邻国解决了90%的陆上边界问题；在经济上与周边各国外贸发展迅猛。

　　但是，这十年，中国的周边安全形势并不乐观，说其正在恶化也不为过。

　　摊开中国地图，可以发现从北到南，顺着中国的海岸线，都是争端：中韩黄海之争，中日东海之争，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国和东南亚诸国的南海之争。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这些争端从过去的悬而未决而被暂时“搁置”的争议问题转变为矛盾不断升级、激化甚至一触即发的趋势。

　　例如，从2012年7月开始，钓鱼岛争端不断升级发酵，中日之间的保钓行动演变为经济、外交、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多项较量。因钓鱼岛问题，中日民间关系急剧恶化，尽管中日政府极力保持克制，但并未阻止民间冲突的进一步激化。

　　一系列冲突使得秉持“微笑外交”理念的中国外交政策备受质疑，有些学者形象地称之为“维稳”外交。为何中国真正的朋友凤毛麟角？在周边外交中，“维权”与“维稳”之间真的不能共存？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比以前复杂是很自然的，但是中国面临的周边问题并不是所谓的“成长的烦恼”，有些问题的出现以及恶化与中国的外交习惯相关。

　　首先，中国的“睦邻、安邻、富邻”周边政策目的是为了营造良好的周边国际环境，这虽是中国外交的任务，但它并不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任务。中国对外战略首先是维护国家利益，周边国际环境好与不好要服从并服务于这一对外战略目标。而现在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是将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作为对外战略目标来追求，本末倒置，把手段当作目的。

　　其次，从周边来看，中国真正称得上全天候朋友的似乎只有巴基斯坦，这与中国“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有很大关系。“不结盟”政策是与别国不建立正式联盟关系，但却不是不可以没有朋友。

　　针对中国的周边外交，《凤凰周刊》就发表《中国外交应跳出救火式怪圈》一文，指出“中国周边环境的恶化更多的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赤字的结果”。

　　在海洋领土、海洋资源、海洋权益等争端上，中国外交尽管并不那么乏善可陈，但确实应加强手段和目的的多样性，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长陈向阳所提出，“中国的周边外交应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战略文化中的精髓，即‘务实王道’，其特征是德力俱足、义利兼顾、刚柔并济、恩威并施、软硬兼施。”

　　十年辉煌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过去30多年，美国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中国则多处于被动应付地位，近十年来更是如此。

　　苏联解体后，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唯一的敌人”。9·11之前，由于中国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以及中美南海撞机风波的影响，中美两国关系陷入低谷，阴霾重重。在布什总统的电文中，中国被定义为“战略竞争者”，而非克林顿时期备受青睐的“战略伙伴”。然而，9·11之后，中国从华盛顿战略关注的名单上消失了。

　　在9·11发生的当天晚上，布什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讲，“重塑美中、美俄关系的时刻到了。”布什政府的战略中心开始转移到中东，中美关系也因反恐合作大业得到长足发展。

　　针对美国政府的转变，胡温政府积极应对，并在美国战略转移的大环境下，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中国在联合国给予美国政治和外交支持，派遣高级外交官前往伊斯兰堡帮助美国说服巴基斯坦同美国合作。在军事上，中国对美国的阿富汗战争更是做出了努力，关闭中阿边境以防止塔利班和基地分子进入中国，允许美国航母在去阿参战途中在香港停留……无论是打击恐怖主义还是朝鲜无核化、应对金融危机，中国都与美国进行了积极的合作。

　　相应地，美国投桃报李，特别是在打击中国关切的“东突”恐怖分子上做出了一定的贡献，2002年8月美国宣布把“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列入恐怖组织名单。2003年“东伊运”的头目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境内美巴军队的联合行动中被当场打死。从2002年开始，每年中美之间都会举行反恐磋商。

　　针对围绕着人民币汇率、蓬勃发展的贸易赤字以及中国持有美国庞大的外债的经济矛盾以及战略等矛盾，中美则建立了两国之间的战略与经济对话。

　　2006年9月20日，中国和美国在北京发表《中美关于启动两国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共同声明》，中美两国宣布今后每年将举行两次高层次的战略性经济对话，以促进双方在经济方面“牢固和互利的”关系。

　　在太平洋的这一边，美国陷入反恐战争的泥潭，在太平洋的另一边，中国则在美国“反恐红利”之下受益匪浅。面对中国实力的增强与挑战，美国开始调整对外政策以及对华政策。

　　2008年11月，民主党人奥巴马成为美国总统，美国的对华政策也相应发生改变。这些改变主要在两方面，一方面对中国的战略重新被提上美国政府的议事日程。另一方面是奥巴马政府明确提出了“重返亚洲”战略。近几年，中菲、中日、中韩领土争端背后无不有美国的痕迹。

　　面对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胡温政府除了依旧以合作的姿态应对，也提出了批判之声。

　　在面对金融危机之时，尽管胡锦涛主席对外加油打气，试图让世人相信中国有能力平安度过金融风暴，但温家宝总理却对内频频警告，指出中国这次面临的危机“比预想的要严重”，以期降低国人的期望值。

　　在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上，2009年12月17日，温家宝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上指出应“量力而行”，更没有必要跟着美国等西方国家跑。相应地温家宝也没有出席气候变化讨论会，而是由外交部部长何亚非代替其参加会议。

　　《联合早报》就发表《中国对美国的错误决策》一文，指出“中美那些积极合作的初期迹象已经消失”。其实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众多分歧，在诸多争议中，的确有很多争议可能是不可调和的。然而，中美两国也有许多共同的目标。在处理各种问题时，中美双方既需要讨价还价，也需要达成共识。

　　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

　　正如历史中崛起的国家，经济的发展使得国内的资源并不能满足其需求，于是中国的足迹遍布海外。亚非拉国家在中国海外资源的获取上占据重要地位，获取这些地区资源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经济外交”。

　　中国的“经济外交”政策曾经一度赢得了亚非拉等多数多国的外交支持，但是代价却是沉重的。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中国曾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110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到1985年，中国的对外援助实际支出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73%。

　　超负荷的经济援助显然并不符合国家的利益。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2004年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中，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强调了通过“经济外交”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2004年8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接见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外交工作会议代表时，公开使用“经济外交”的概念。

　　2005年，“经济外交”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经济外交”正日渐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外交”当然并不是说外交就真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外交确实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服务，为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这是近十年来才有的思路。近年来在非洲、中亚以及南美地区开展的能源外交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一大亮点。

　　2004年，胡锦涛主席出访拉美四国，签订十几个贸易合作协议，互通有无，史无前例。2006年，温家宝访问非洲，双方寻求“双赢”或“多赢”的办法，支持非洲摆脱贫困。

　　以经济促进外交的发展并非中国特有，欧洲与美国都擅长经济外交。然而相对于成熟的西方经济外交，中国显然只关注经济层面，在政治层面中国政府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面对中国经济上的攻势，西方对于中国“新殖民主义”的解读显然并不公平，然而中国唯经济至上，难免会落入“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怪圈。

　　对于“中国援助亚非拉只是为了资源”的言论，几内亚总统阿尔法·孔戴曾说道，“几内亚和中国之间是双赢关系。我们并不是在做交换，用自然资源换中国的资金。我们注重的是长期且强劲的伙伴关系。”然而即便政府层面能得到相互理解，但是在民间，中国企业在海外对于环境的关注不够，不尊重当地习俗，并不能为当地带来就业等问题依旧困扰着中国的海外发展。

　　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出现的种种问题，外交学院教授周永生称其可以慢慢得到改善，并肯定了中国的经济外交，“中国应继续加大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外交’，但同时应配合政治外交、文化外交，以消除‘中国威胁论’的不良影响。以经济促外交，以外交拉动经济，造成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