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春泽：1978:我亲历和见证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30年前席卷中国大陆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继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动乱之后,在思想领域里肃清“文革”流毒、拨乱反正的一场极其深刻的革命,是关系中国命运和前途的第一轮思想解放,是中国当代历史性改革的前奏和序幕。可以说,没有真理标准讨论的胜利成果,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翻天覆地的变化。1977年春天，我从北京大学被借调到临时组建的由耿飚同志负责的中央宣传口工作。我经历了这场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全过程,而且是某些重要事实的知情人和见证人。回顾往事,放眼现实,仍有颇多深刻启示。

一

这场讨论的主要背景是,“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当时党中央主席是华国锋同志，副主席汪东兴同志分管宣传工作，他们是粉碎“四人帮”的有功之臣，但同时又实际上还在坚持着“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路线。他们掌控着党的领导权力。于是，政治思想领域里很自然地存在着许多混乱和争论。对“文革”这场历史空前的大浩劫，是应当彻底否定还是要基本肯定?“四人帮”推行的一套倒行逆施的本质和危害是什么？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活动该不该平反?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该不该否定，是“继续批邓”还是应当让邓小平同志复出领导工作?今后的治国方针是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量政治上的冤假错案应不应该平反和昭雪?面对这一系列重大是非问题,究竟应不应该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回答和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代表官方主流舆论的“两个凡是”出笼了,它像一个紧箍咒,把人们的思想、手脚再一次捆得紧紧的,不能越出“两个凡是”的雷池一步。很显然,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不推倒“两个凡是”,“文革”的流毒就不可能肃清,政治上的各种冤假错案就不可能平反,经济工作只能重复在陈旧的模式中运行，继续搞“贫穷的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的不尊重知识、歧视知识分子的谬论就不可能受到批判,总之,一切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就不可能打破, 改革开放的局面就不可能形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二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中央已经根据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将粉碎“四人帮”后临时组建的“中央宣传口”重建为中央宣传部，由张平化同志担任部长。鉴于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的流毒甚广，中宣部决定把原来作为民主党派报纸的《光明日报》改版为面向各界知识分子的报纸。此时，急需物色一位能正确执行知识分子政策、有思想文化战线工作经验的领导同志担任总编辑。当中宣部政研室主任戴云同志（我在复旦大学的校友、学长）和我谈起这个问题并征求意见时,我提出，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前上海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同志也许是个比较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曾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后调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主管文教科技的候补书记。1954年来复旦前，他是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福建日报总编辑，既办过报纸，又熟悉知识分子工作，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胡耀邦同志作为党校常务副校长还专门请省部级班的杨西光和舒同共进过晚餐，听取他们的意见。戴云同志表示赞同。戴云以前在团中央工作时期担任过耀邦同志的秘书,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湖南农村搞“四清运动”时又同张平化同志熟悉。他随后就分别向中央组织部长胡耀邦和宣传部长张平化作了推荐。不久，杨西光就被任命为《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在工作中的特点是力求有所开拓、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他到任后，还是按照他一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召开了一系列各方面人士座谈，征集如何办好《光明日报》的意见。

我当时正在中央宣传部参加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担任调研组组长。我们曾协助筹备组领导进行了大量有关拨乱反正的调查研究,召开过许多不同界别、不同层次的调查会，仅在中共中央党校高级班的省部级干部中就座谈过12次，每次座谈会从晚上7点到午夜12点，总共座谈过60小时,由中央党校的速记员详细记录。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我们整理出《“四人帮”反动言论摘编》等资料,供理论界和新闻媒体组织批判。由此,杨西光同志也找我去参加如何办好《光明日报》的座谈,研究在拨乱反正中报纸抓些什么重大理论问题来开展讨论。我曾分析当时理论界讨论中存在的所谓“经济学繁荣、哲学贫困”的局面,建议他找一个能带动哲学活跃的问题来讨论。我分析了多年来由于个人迷信盛行和对毛主席盲目的顶礼膜拜，使很多人不容置疑地把毛主席的话当做终极真理和最高标准，而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又郑重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更把“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变成了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紧箍咒，使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的生动活泼的的政治局面倒退，使人们的思想又陷入迷茫。因此，“两个凡是”是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要扫除这个障碍，必须通过公开的讨论，明确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这时,杨西光同志说他看报纸大样时发现一篇来稿谈到这个问题,他已决定从哲学版抽下来加以修改提高后刊载在第一版。但是,他觉得这篇稿子写得学究气,需要大改,问我找什么人来修改比较合适?我告诉他,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也在思考和酝酿同样的问题,我建议他找吴江同志(当时的中央党校教育长兼理论研究室主任)来商量，可否请该研究室副主任、哲学教师孙长江来修改。不过,修改原作,需要征得原作者的同意。恰好全国部分政治理论课教师正在北京朝阳区党校开研讨会,我日前在那里召开过调研座谈会。我知道，原作者胡福明正好在那里参会。于是,建议杨西光同志邀请孙长江与胡福明一起来面商如何修改。以后，光明日报理论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与原作者经多次集体修改,历时数月，最后报送胡耀邦同志审阅,于1978年5月11日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题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这篇向“两个凡是”宣战的檄文,由于和原文相比已经改了很多,而且为了更引起读者的重视,决定不用个人署名,而署名为“本报特约评论员”。5月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均全文转载，新华通讯社也向全国发了通稿。

三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新闻界权威人士吴冷西同志当晚就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胡绩伟同志打电话,指责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问题更大，是要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的，很坏很坏”。吴冷西认为：“文章提倡怀疑一切，提倡真理不可信，不可知，相对真理不存在，真理在开初提出时不是真理，要经过实践检验以后才是真理。这是原则错误。”是“向马列主义开战，向毛泽东思想开战。”吴冷西概括文章作者的意图“就是要提倡我们去怀疑毛主席的指示，去修改毛泽东思想，认为毛主席的指示有不正确的地方，认为不能把毛主席的指示当僵死的教条，不能当圣经去崇拜。很明显，作者的意图是要砍旗。”吴冷西是人民日报前总编辑（后调任毛泽东著作办公室），胡绩伟曾是他的副手，两人长期共事并无政治观点分歧，吴冷西当日在电话中还曾告诉胡绩伟，这是他个人意见，不要外传。可是胡绩伟明确回答：“你既然在政治上提得这么高，我必须和别人讨论你这些意见究竟对不对。”胡绩伟立刻将吴冷西长长的电话稿全文转告了杨西光和新华社社长曾涛。

次日,《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同志也给曾涛同志打电话,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思想上是反动的,在政治上是砍旗子的”。接着,汪东兴要求中央宣传部“查一查所谓的特约评论员是谁?”“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华国锋也在胡耀邦面前点了杨西光、胡绩伟、吴江的名。张平化同志把各省来京参加教育工作会议的团长请到中宣部去座谈,叫大家对这篇文章“用鼻子嗅一嗅,看看是香的还是臭的”,要求大家回去向省委领导汇报。一时间,党内军内一些高层人士以及新闻报刊都对这篇文章表态，或者支持，或者挞伐。形势顿时紧张、尖锐起来。胡乔木同志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次会上郑重警告说：“如果说中央领导在实践标准讨论中有分歧，那就是分裂中央。”

正当持实践观点的人处境十分困难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在一些内部讲话中鲜明地表态说:“文章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扳不倒嘛!”“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明其妙!”此后不久,《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同志在军队的讲话,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号召“打破精神枷锁”,“思想来个大解放”。小平同志的讲话,顶住了反实践观点的逆流,给了《实践》一文以明确肯定和坚决的支持。其实，所谓“拨乱反正”，就是“拨”不实事求是之“乱”，返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上来。所谓“解放思想”，就是从不实事求是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接受实践的检验。

但是,汪东兴还继续在新闻单位负责人的会议上批判《实践》一文,并点名批评胡耀邦。在这期间,戴云曾多次企图说服和争取张平化部长支持《实践》一文,并且把小平同志的态度也告诉了他,均无效果。最后一次，张平化对戴云说:“我宁可政治上犯错误,也不愿组织上犯错误,我得听东兴的。”平化同志是深受过“四人帮”迫害的老革命家,身居中宣部长要职,在此严峻关头,不能站到支持《实践》的立场上来,戴云和我们许多当时的部下都深感遗憾。

那一段时期,在耀邦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中央党校是思想解放的先锋阵地。面对高压，耀邦同志以大无畏的精神组织党校理论队伍继续写了一系列反驳“两个凡是”的文章。第二篇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以“特约评论员”名义送《解放军报》，受到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同志坚决鲜明的支持。据早期担任过罗瑞卿政治秘书的全国宣传会议筹备组主任王仲方同志告诉我们,罗瑞卿亲自动手两次修改这篇文章，作为《实践》一文的姊妹篇，又是《实践》一文的深化与发展，该文于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发表。文中对“凡是派”的种种责难和质问从理论上予以驳斥和回答。为修改文稿事，胡耀邦与罗瑞卿先后通过6次电话交换意见。罗瑞卿在飞往德国动手术前还十分关心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的大讨论。他临行前曾给胡绩伟打电话说：“这篇文章如果要挨打，我愿先挨50大板”。不料，一个多月后就传来了罗瑞卿在国外突发心肌梗塞而永辞人世。当我们听到这个噩耗时，都万分震惊和无限痛惜。

为了把真理标准大讨论进一步引向深入，耀邦同志又组织了第三篇檄文：《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于1978年9月26日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继续粉碎“两个凡是”的坚冰。耀邦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胆识和奋力开辟新的前进航道的勇气，受到邓小平、李先念等老一代领导人的肯定和支持，邓小平在吉林视察时讲话，明确批评“两个凡是”不是高举而是损害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李先念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也鲜明地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正确的，这是我们一向坚持的观点，我们要解放思想，振奋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在《解放军报》6月24日发表了第二篇文章后的第二天，甘肃省委书记宋平同志就表态“要跳出框框，砸碎‘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接着，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同志也表态支持。到1978年10月11日，人民解放军的11个大军区、5个兵种和3个军委直属大单位的领导干部陆续公开表明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立场和态度。到1978年底，中央及省级报刊共刊登了650余篇支持、论述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文章。尤其是一大批在政界、军界有影响的人物纷纷表态，使得这场讨论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场极其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在这种大的形势下，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呼之欲出，势在必行。1978年11月10日，陈云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带头“放炮”，结合“文革”的实践进一步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突破了原定的议题，使会议开成为一个“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会议，为随后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基础，奏响了序曲。

四

今天回顾30年前那场大讨论,抚今追昔,仍然心潮澎湃,感想良深。

首先，30年前思想解放的成果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百倍珍惜。那场大讨论的过程充满了惊涛骇浪，是一些思想解放的先锋战士，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坚持真理，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并带动了随后在经济改革进程中一系列的观念突破，从而使得经济体制转型得以顺利进行。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及在此后一系列重大观念突破的讨论中，总有一些人成为时代的落伍者、绊脚石，甚至一些过去对革命有功、也深受过“四人帮”残酷迫害的高级老干部以及思想文化造诣较深、曾经享有盛誉的著名人士，由于思想僵化，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站到了思想解放的对立面，这是令人痛惜的。大浪淘沙，历史是无情的。历史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先知先觉，但要求人们至少不要成为阻碍时代车轮前进的绊脚石。

其次，思想解放也要与时俱进，不能停滞不前，要随实践发展而不断前进。思想解放要取得成果，需要有民主的土壤。只有在一个民主的、平等的、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才可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不可能想象，在极“左”路线主导的条件下还能谈论什么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30年后的今天,中国在思想政治领域里民主氛围的进步已今非昔比，党中央关于“以人为本”和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已广为人知和深入人心。但是在经济、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中，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思想解放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尤其在进行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时，如何打破长期沿袭的陈旧观念框框，勇敢地借鉴人类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还是一个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需要再来一次思想大解放。比如，在最近的抗震救灾工作中，信息公开透明，放开舆论监督，充分相信和依靠群众，实践证明效果很好，不仅没有出大乱子，反而在国内、国际都获得了极高的正面评价。这说明，在新一论轮解放思想、制度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充分地相信和坚定地依靠群众的大多数，不要因恐惧群众、害怕出乱子而禁锢自己，束缚改革的脚步。

在纪念真理标准大讨论30周年之际，我们最实际的行动就是认真总结这次抗震救灾中涌现出的新事物、新现象和工作中创造出来的行之有效的新经验，从制度上把它巩固下来，进一步发扬光大，以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不断前进。

（此稿为欧美同学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征文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