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张军扩

一、创新发展模式、实现绿色转型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课题。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以空前的速度增长和积累，在不断提升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但与此同时，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病也越来越清楚地表现出来。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环境和生态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包括各种污染物排放所导致的对环境的污染、对矿产、森林、土地、淡水等资源的过度开发、开采所导致的对生态的破坏，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的气候变暖问题，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危机。二是资源供求矛盾越来越尖锐。传统发展模式大量依赖对自然资源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必然导致这些资源数量的不断减少直至最后枯竭，从而使得发展进程难以持续。然而这还只是过去大约两百年的发展进程以及当前的发展所导致的问题。稍加分析不难发现,过去两百年发达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涉及的人口总数不超过10亿，而新一轮全球范围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涉及的人口加起来可能会接近30亿，是前一次工业化所涉及人口的三倍。如此规模的人口走向工业化、现代化，如果还沿用过去传统的发展方式，那么对资源、环境和生态所产生的压力是不难想象的。因此，改变传统的发展模式、走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的协调，是人类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不二选择，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二、实现绿色转型对于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而言既是巨大挑战，也是重大机遇。

为什么说是巨大挑战?从上面的分析可见，绿色经济或迟或早必将成为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和竞争的焦点。谁掌握最先进的绿色技术，谁最先抢得市场先机，谁将会在下一轮全球绿色产品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我们看到，欧美等发达国家已经在此方面采取了不少战略性举措。比如2009年OECD发布《绿色增长宣言》;2010年欧盟出台的《欧盟2020》，将创新和绿色增长作为提高竞争力的核心战略。等等。如果新兴经济体不能及时更新战略，迎头赶上，那么势必在下一轮绿色产业竞争中再次处于被动。而我们不难看到，在实现绿色转型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型经济体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劣势或不利因素。一是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等建设不可避免，因而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很大;二是技术水平总体较低，各种绿色发展技术也相对落后;三是资金实力相对薄弱，难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侧面对绿色发展提供强大的支持。尽管如此，也要看到新兴经济体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所具有的一些有利因素。从中国的情况看，也至少有三条。一是具有需求方面的独特优势。与发达国家相比，新兴经济体市场需求不仅潜力大，而且增长快。因而在扩大生产满足需求时，可以“用新技术来满足新增需求”，而不需要大量淘汰现有的技术和生产能力，因而“沉没成本”较小。比如，电力、新能源、钢材、家庭轿车。国内潜在市场巨大，也有利于新产业的成长及其规模化发展，积累产业发展的经验，快速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利于迅速回收投资成本，缩短新技术应用周期，推动技术以更快的速度进步。二是与其他方面的技术相比，绿色发展技术大多属于新兴技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差距相对较小，有些在同一起跑线上。如果政策得当，完全有可能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形成竞争优势。

三、走绿色发展之路已经成为中国坚定不移地战略选择。

今年年初公布的《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这个《纲要》还将“绿色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中国“十二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之一，并从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保护和修复、加强水利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等六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和政策部署。

中国选择走绿色发展之路，既是对全球范围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的积极响应，也是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工业化、现代化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更加严峻。多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比如，从2006年到2010年的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间，全国单位GDP能耗降低了19.1%，二氧化硫和COD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14.29%和12.45%，森林覆盖率达到20.36%，扭转了第十个五年规划后期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上升的趋势。另外，中国在提高工业“三废”治理率、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和城市空气质量、增强环境治理能力和生态环境恢复等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当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由于国情特点、发展阶段和体制因素等方面的制约，这些成绩的取得还是十分初步的，中国经济资源消耗高、环境代价大的粗放发展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如果说这种增长方式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还难以避免、因而还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已经跨过中等收入门槛、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这种粗放的发展方式无论如何难以适应全球和中国自身资源环境条件的需要，从而也不可能将中国引向现代、和谐的高收入社会。对于这一点，不论是在中国的学术界，还是决策层，可以数已经有了高度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上面提到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将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确定为“十二五”期间发展的一条主线。

四、制度创新是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

促进绿色发展是一项综合而系统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不是某项政策或措施能够单独实现的。需要全社会提高对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自觉践行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的理念。市场经济是消费引到型经济，消费绿色了，就会对生产发挥强大的引导作用。如果大家都拒绝过度包装，过度包装就会没有市场，就不会生产;如果大家都注意绿色出行，大排量的汽车就会失去市场;如果大家都践行节能、节水、节电，节约型的器具就会大行其道。促进绿色发展需要依靠科技的进步，需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新型环保材料，以及节能降耗、环境友好型技术和产品的不断涌现。但绿色消费、绿色技术和产品不会自动出现，需要好的适宜的制度和政策环境。首先是资源的价格必须理顺，必须充分反映其稀缺性和使用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其次要通过税收、土地管理、补贴等手段，制定经济性的激励和约束政策。再次是社会性规制和行政办法。政府在质量、安全、排放等方面的规制必须到位，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知识产权保护、社会诚信建设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也必须健全有效等等。离开了这些体制机制的建设和有效的政策激励，促进绿色发展就只会停留在口号上，就只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中国适应时代要求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建立了绿色治理体制，并且制定了一系列的绿色治理政策，为中国的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中国的绿色发展制度主要集中在命令控制、经济刺激和社会引导三个方面。一是从中央到地方逐级落实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的具体要求，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水平进行管制，制定有关的环境标准，包括污染排放的种类、数量、方式等污染指标，并以相应的法律法规保障其执行效果。二是通过市场机制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各自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其行为进行成本效益评估，从而选择有利于环境保护行为，初步建立了以排污收费制度和资源税为代表的经济刺激型环境政策工具体系，包括环境补贴、押金返还、环境保险、排污权交易、绿色信贷和生态补偿机制等在内的环境经济手段。三是通过广泛的道德规劝和舆论影响，如“两型社会”建设、低碳生活理念宣传等手段，将保护环境的观念渗透到企业的经营理念和居民个人的价值观之中，从而促使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生产消费习惯成为深入人心的自觉行为。

当然，与促进绿色转型的的需要相比，中国的体制和政策环境还远非完善和有效。正因为如此，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改革，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

五、实现绿色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

资源环境问题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发展难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全球资源环境恶化中独善其身。促进全球走上绿色发展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拥有良好的政治意愿基础上, 将经济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统筹考虑。由于各国国情与发展阶段不同，其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的成因、程度及发展趋势也不尽相同，各国治理环境的意愿、技术和资金能力也存在较大差异。特别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恶化的根源在于急于摆脱贫困而导致的发展方式不当，环境问题始终与贫困和发展等社会经济问题紧密交织在一起。因此，在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国际社会应当以更加紧密的合作来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首先需要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发达国家不仅自身要转变消费模式和经济结构，减少自身对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和对环境生态的影响，也应积极履行自身应当履行的国际责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发展。其次是新型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新兴经济体具有相似的发展阶段，也面临相似的发展任务、困难、问题和挑战。首先要在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公平公正有效率的减排机制方面加强合作，协调立场和行动。其次要加强内部相互之间在经济政策、投资贸易、人员技术交流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实现共同发展。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得以延续的唯一出路，绿色发展道路既是当代人健康繁荣的保障，也是我们后代不断繁衍发展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