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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建设与中国发展模式转型

2012-11-03 15:40 中改院

摘要: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发展的最前列,尤其是在经济领域。2011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外贸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则居于首位,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刚刚跨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特别在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和动荡面前,中国作为一个占世界19%人口、持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所形成的影响力和贡献度尤为突出,备受关注。

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在世界发展的最前列,尤其是在经济领域。2011年底中国的经济总量和外贸总额位居世界第二,外汇储备则居于首位,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刚刚跨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门槛。特别在当前全球性经济危机和动荡面前,中国作为一个占世界19%人口、持续保持稳定快速增长的新兴经济体,所形成的影响力和贡献度尤为突出,备受关注。

现在我们所要考虑的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向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中国准备好了么?中国如何在全球化的激烈竞争和不确定性中继续保持优势,有效规避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对当前的发展模式以及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准确而清晰的认识和判断。

尽管中国在经济发展领域取得巨大成就,但在综合发展特别是社会发展领域仍相对滞后,呈现明显的短板。从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来看,中国在过去的几年来一直徘徊在100位左右,最近的数据(2011年)是在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102位。人类发展指数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是目前得到最广泛认可的综合性发展评估体系,它不局限于经济增长数据,而是扩展到涵盖教育、科技、健康、社会公平、可持续等多方面的总体发展评价。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序偏低和持续徘徊的状况,与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成就并不相称,集中反映了我们在社会发展领域的相对滞后和不足。

我们所处的社会正在迅速地、深刻地发生着变化,未来社会发展领域的挑战将更显复杂和严峻。有三个方面数据,我想提请大家关注:第一,老龄化。中国的老龄化正在加速推进,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预计将由1.78亿增加到2.21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860万;老年人口比重将由13.3%增加到16%,平均每年递增0.54个百分点。全社会年龄结构的老化意味着劳动力结构和人口红利的变化,意味着不确定性增大,意味着抗风险能力下降。第二,城镇化。与快速城镇化相适应,中国的流动人口在当前和未来较长一个时期都将保持在2亿左右。城镇化促进了人口流动和思想解放,也很可能凸显或加剧在资源不足、社会摩擦和收入分配等方面的问题乃至冲突。以80后、90后以及未来00后为主体的城镇化和人口流动将对现有的社会格局和社会管理模式提出新的挑战。第三,信息化与网络化。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统计,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39.9%;手机用户突破10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手机首次超越台式电脑成为第一大上网终端;以微博为代表的社交网络用户由2010年底的6000万猛增到3亿以上。信息化意味着信息的平衡分布和快速传播,低成本、广覆盖的新传媒技术和渠道,深刻改变了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在内的传统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也深刻改变了公民的维权意识、参与意识和行为。老龄化、城镇化和信息网络化构成了中国社会转型的三大基本特征,其发展之深刻和迅猛,我们在讨论下一轮改革前景时必须有充分的认识。

讨论中国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必须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重中之重,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面发展。一方面,过去30多年形成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局面必须得到扭转;另一方面,着眼于新形势下社会的深刻转型,必须未雨绸缪,通过公众参与的社会建设及发展的方式来化解各种潜在矛盾和风险。全面加强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发展模式转型的重要切入点,是中国下一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基础,日益紧迫,不容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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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个时期,国际社会对发展的讨论中再次强调了社会建设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借鉴。今年6月,里约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重申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三者不可偏废,呼吁建立更加包容、参与和均等的社会发展机制。最近联合国组织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MDG)评估和后千年发展目标(Post-MDG)讨论中,强调了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互动的治理模式,呼吁千年发展目标必须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的三方合作伙伴关系来予以推进和实现。

我认为,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转型,全面加强社会建设的重点是四个方面:

第一,重新认识社会并切实树立社会建设的理念。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实行了全能政府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制约了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压缩了社会发挥的空间;30年前,改革开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发展成果惠及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但对社会和公民的作用的重视不够,认识也有偏颇。当前,我们正处于新的发展起点上,如何把握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如何认识和应对社会矛盾凸显期,需要我们对社会和社会建设有深刻的理解。对中国而言,我们需要一个和谐的、稳定的、自我调适的社会,需要大量的作为政府伙伴和助手的社会组织来共同承担责任和发挥作用,需要通过积极的社会建设来正面引导社会的有序发展。社会和公民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这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

第二,着眼于建立和完善系统的社会政策。系统的社会政策是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根基。对于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而言,社会政策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软肋”。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已基本建立起一个“广覆盖、多层次、保基本、低水平”的社会政策体系雏型,但其中应急性、二元化、碎片化特征和投入不足的问题仍较突出,亟待解决。未来一个时期,我们必须重点做好顶层设计,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综合的、稳定的社会政策模式和制度体系。需要强调的是,新的社会政策体系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这一基础上,每个个体和全社会将迸发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活力。

第三,大力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一个成熟的社会,离不开大量自立的、活跃的、有责任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当前中国的社会组织不是太多、太强,而是太少、太弱。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社会组织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应该看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用两三百年走过的历程,中国只用了30多年,这种压缩式的发展进程会存在、也会带来各种问题。全社会应对这些问题采取帮助的态度,处于发育和成长中的社会组织更需要良好的社会支持环境。政府要加大对社会组织发展的支持力度。政府要将社会组织视为伙伴和助手,要在法律、体制、政策、规划等方面营造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同时积极推进职能转变,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机制,把适于社会组织承担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转移给社会组织。我们必须形成一个共识:只有社会组织的发展,才能推动社会的有序发展。

第四,进一步推进社会发展领域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南合作。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是新兴经济体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危机、气候变化、资源短缺、局部冲突等提出的挑战,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可以置身度外。通过中国改革国际论坛等类似的平台,加强在社会发展领域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南合作,将有助于我们的经验分享,促进通力合作,从而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共同挑战。

社会建设是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可持续的关键之举。中国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我们以负责任的态度,以扎实的行动,共同向前推进。中国红十字会作为中国最大的人道组织,也愿意在其中做出我们的贡献。让我们为这一目标而努力。

(在第75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公平可持续发展之路——面向未来的新兴经济体”暨2012’新兴经济体经济政策对话上的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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