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价格改革是再次闯关” ——专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

应逐步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
 
王维博
 
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表示不必过虑。在贺铿看来，经济下行是正常的现象，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此前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可持续，中国经济结构能不能调整过来，关键在财政政策。不要指望货币政策的松动能解决中国的结构问题。合适的财政政策是这轮宏观调控能不能坚持下去的关键。
他认为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使资源价格能真正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稀缺程度，合理配置资源。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在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财政政策左右宏观经济未来”
eo您如何看中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贺铿：这几年经济的大起大落，除了国际环境的变化，还应该引起决策层在宏观经济管理上的深思：为什么我们总是逃不脱“松乱紧死”的周期律？为什么中国总是同时存在很多泡沫过剩和服务供给不足？经济结构问题有很多，到底什么是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问题？是最急需解决的结构问题？中国最迫切要解决的是什么？只能是扩大消费，是平衡出口、投资、消费之间的结构。这是中国经济最大的结构问题。可以说，现在的内外失衡、环境资源、增长方式、外汇储备、国际摩擦和汇率，甚至是社会不稳等问题，都与这个问题没解决好有关。虽然，产能过剩的问题现在谈的不多，但今后会是热点。其实，产能过剩只是表象，问题的实质还在于市场机制无法调节政府的行为。就政府投资而言，当一个行业热的时候，往往在不考虑风险的情况下大上项目，而当市场遇冷时，也会反应迟钝，缺乏淘汰产能的动力。调结构便应当杜绝“两高一资”项目抬头，重点培育技术水平高、核心竞争力强、节能环保的产业。行政手段只是一方面，还应当利用市场化的方式，提高能耗、污染以及资源的成本。
 
eo:那怎么扩大消费？现在讲的收入分配改革，能够解决总量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大幅提高消费的需求问题吗 
贺铿：消费问题一定要有战略规划，要把居民消费率从目前的36%左右的水平提高到改革开放初50%的水平，必然要涉及平时关注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问题等。要解决城乡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必须逐步解决医疗、教育、养老的问题。通盘考虑老百姓的生存与安全网的建设。收入分配改革从社会、经济面看，涉及解决不公、社会稳定问题。这项改革能增长老百姓多少收入？对消费率的提高最终有多少贡献度？需要认真预测。任何一根稻草都可能压倒一匹骆驼，但是同一匹骆驼却无法拄着这根稻草再站起来——人们现在需要的不是理论，而是经济生活中的最简单的那些常识。如果没有一个充分覆盖的社会保障网，哪里会有消费的能力呢？
 
eo:提高消费，扩大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这些也提出很多年了，为什么会迟迟不见效果？
贺铿：扩大消费、改善总量增长中的结构，是中国经济近阶段一项最基本的、最不可忽视的内容。“GDP蛋糕”必须向老百姓倾斜切。否则，要解决经济不可持续和由两极分化严重而引起的社会稳定问题，很难找到财源。财源出路找不到，增长方式就不可能转化。应该说，这个战略愿景是很清楚的。如果总迟迟不动，中国经济的出路就堪忧。近几十年的经济改革，不客气地说，中国的发展模式一味地看重经济，从“发展是硬道理”，走向了“搞钱是硬道理”。市场要赚钱，政府也要赚钱，其结果就是产生巨大的社会债务——养老没人管，医保没人管，社会福利没人管理，食品安全没人管，生态环境没人管，这种普遍欠账式的发展，其结局也将是矛盾的爆发。政治家的决策考虑远不只是经济和市场规律。然而，宏观经济决策层要对此保持警惕。当国内仍对负债扩张刺激经济的模式存在依赖时，对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的反思就会减少。很明显，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更难搞，它需要动脑筋、需要调整资源分配、需要培育创新点。
 
eo:你怎么看现在不少专家提出的“国进民退”问题？
贺铿：分析这个问题首先是要搞清楚，从长远看，一个国家的稳定和有效治理，到底是靠法制，还是靠政府手中掌握更多的企业资产？如果是靠法制，那么在很多问题上，就不应该存在国企与民企的差异。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的，包括国防产品、社会保障，也包括基础设施。其余的产品谁提供，都可以一视同仁。因为政府可以通过依法制约，通过体现市场公平原则的宏观调控，让不同属性的企业统一服务于国家利益和老百姓利益。我们现在往往由于处理不好这一关系，才会长期陷于国有与非国有经济谁主谁次的讨论。政府能否把出售一部分国有股份作为一项战略性措施，筹集资金建立社会安全网，从而起到扩消费、促增长、稳社会的作用。
 
eo:有学者认为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创新机制能够起到很大作用，您觉得呢？
贺铿：一个国家是不是真能抓住战略机遇，唯有创新是真正的发动机。但是创新这个问题涉及面又实在太广，涉及许多经济主管部门、企业，涉及教育、科技、军工，又涉及知识产权管理。单靠科技管理部门吆喝没有用。应该从多部门、多角度做出布局和制度安排。
 
eo:7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调研时指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总体上是平稳的，但下行压力仍然较大。要进一步加大预调微调力度，坚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要注重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您认为宏观经济政策会放宽松吗？
贺铿：中国经济结构能不能调整过来，关键在财政政策。不要指望货币政策的松动能解决中国的结构问题。合适的财政政策是这轮宏观调控能不能坚持下去的关键。要进一步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有余地，也有空间。解决赤字问题，不仅要算财政部的预算收支账，还应把国企股权巨大的变现潜力、资本收入、分红包含在内。此外必须加快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和结构性减税。其中主要是向战略型行业倾斜，向小微企业倾斜，向有助于扩大消费的各种基础性领域倾斜，包括社保、医疗、教育等；同时向结构调整和价格改革中各种必需的补贴支出倾斜。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决定了今后一两年内中国物价将趋于一个温和的上涨阶段。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低收入群体的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政府必须要补贴到位。唯有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的结构调整往前走。
 
eo: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硬着陆吗？是否到了必须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程度？
贺铿：我一直反对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2008年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带来了一系列的后果，至今我们还没有消化完那些恶果。所以，现在经济正常下行的情况下，更不要大规模刺激。如果再象2008年那样大规模刺激经济，经济形势就会一团糟。不要着急，不要慌张，对经济下行保持理性的态度，就不可能出现硬着陆。在短期内小范围内适当刺激经济也是可以的，但不能扩大或者泛化。相比经济刺激计划，我们应当更关注非公经济36条的落实，民营经济在进入很多领域时存在“玻璃门”现象。尽管近期不少部委都出台一些意见，但很少有可操作的细节方案，不能光说不做。

“资源价格改革是再次闯关”
eo：有人认为，从成品油、水、电等资源产品价格改革来看，改革就是提高价格。对此，您怎么认为？
贺铿：社会上的确有这种看法，给群众造成这样的印象，主要是我们没有向群众解释好价格改革的性质造成的。实际上价格改革并不等于涨价，而主要是改革传统计划价格体制，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形成价格的机制，增强价格变动的灵活性，用价格信号引导资源优化配置。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的核心是完善价格形成机制，运用价格杠杆促进资源优化配置。价格升降是由资源稀缺程度、市场供求状况和一定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要求决定的。长期以来，中国资源产品价格严重偏低，是造成加工业经营粗放、浪费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与资源产品价格偏低密不可分。因此，要充分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供求关系和环境成本，在价格改革之初可能主要表现为上涨，但机制理顺之后就会有升有降了。资源价格改革是二次价格闯关，其影响不下于中国1980年代那次全面价格放开，这次吸取了当年的教训，显得更加稳健。根据行业发展的特点，市场的成熟情况，监管的要求，不同利益的协调等条件，选择合适时机，渐次一点点摸索。
 
eo：在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过程中，您认为哪些方面最重要？
贺铿：坚持市场化取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是30多年价格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也是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取向，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更好地发挥价格杠杆的调节功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需要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配合，需要相关体制机制改革的配套推进，不能孤军深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中央、地方、部门以及国家、企业、个人多个层面，而不同社会阶层对改革的认识和诉求存在较大差异，协调各方、推进改革的难度很大。
目前改革的重点集中在电力、成品油、天然气、供水，这些领域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长期实行低价政策，现行价格水平明显偏低，推进这些改革，价格水平客观上存在上涨的压力，相应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企业、个人和社会各方面的负担，在当前就业压力巨大、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下，价格改革必须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
 
eo：目前推进的居民阶梯电价政策，在不久前的听证阶段，社会反响很大，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会不会社会阻力太大？
贺铿：资源价格问题是市场体系中影响经济领域方方面面的最基本的机制。这项改革已是明显拖了后腿。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肯定要充分考虑价格改革对各方面的影响，对涉及到的利益调整范围有多广、程度有多大、社会承受能力有多强，心中有数。同时努力缓解、消化、疏导改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建立低收入群体利益保护机制，确保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水平不因价格改革而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争取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支持。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要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市场供求情况、社会心理预期、企业及群众承受能力等因素，正确选择时机，合理把握力度，否则将使改革付出过大的代价，增加改革的成本。应当注重稳妥，克服急于求成思想，调整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防止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人们的理解和支持，是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基础和保障。虽然从长期来看，资源环境价格改革可以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增进全体国民的福利，但在短期内，由于价格水平和收费标准的提高，会增加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群众生活负担，利益受损方不一定都能理解。必须灵活采取多种形式，释疑解惑，使全社会充分认识推进资源价格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eo:有专家认为要提高水电价格，您觉得呢？
贺铿：水电是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在中国现阶段的电力结构中，水电占发电量的16%，占电力总装机量的22%。发展水电不能犹豫，中国不搞水电搞什么？目前，发展水电的关键是移民安置问题。可以考虑把短期安置变成长期安置，把给予一次性补偿可以调整为提供长期补偿。应该调整水电价格，让水电企业赚钱多一点，对当地经济会不会更好？起码地方能多收一些水资源费和所得税。以成本核算制为基础的水电价格亟需调整。
 
eo:您认为现在是不是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的合适时机？
现阶段，中国结构调整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体制性原因导致的结构扭曲。主要表现为要素价格改革滞后和垄断，扭曲了资源配置，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目前中国的水、电、气、石油、土地等资源价格由于受到政府管制，其价格已被严重低估，资源的低价或免费使用，又无法形成一个竞争有序的资源市场，使得损害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大行其道。
中国的能源利用效率仅为35%，比发达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钢铁、石化、建材等行业主要产品单位能耗平均高出国际先进水平40%。同时，环境污染却日益严重，严峻的形势让资源价格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加快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价格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使资源价格能真正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稀缺程度，合理配置资源。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在推进资源要素价格改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政府改革”
eo：要转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什么是关键？
贺铿：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促进创新创业潜能的发挥和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如果过度参与经济是有代价的，一是效率低下，二是损害市场机制。哪怕政府再挽狂澜于既倒，也会给市场埋下许多负面的伏笔。许多该放的市场没有放开，许多不该有的刺激又刺激过度，都与政府的不当干预有直接关系，宏观政策微观化，人为加大了经济政策的波动，直接导致了市场的波动。中国经济依靠政策调控在稳增长和防通胀之间寻找平衡的难度越来越高。把稳增长作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要务，适当的采取措施避免经济快速下滑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切实地进行改革，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提高经济效率，中国经济增长将难有持续的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否成功，关键在于政府自身改革能否完成。
 
eo:为什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被反复提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
贺铿：总体来说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在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官员就会用自己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自己的“政绩”，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速度。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得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由于政府改革会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员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说不练”、不能推进的顽疾。国务院在多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再强调，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或没有管好。政府应该下定决心进行改革，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不过现在某些地区和领域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加强政府权力的方向发展。
 
eo：您认为实现政府职能转换是关键所在，那政府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贺铿：一个经济体本身是一套系统，其内部结构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发地调整和完善，但前提是以市场化为基础。如果政府干预过多，国企比重过大，经济结构的自发调节功能就会被破坏，结构失衡也就难以避免。
政府应该把资源配置主导权交给市场。政府越是从市场参与者角色中退出，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就越能发挥其纠正市场失灵的积极作用。在公平竞争条件下，市场主体将致力于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从而使全社会形成竞相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氛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考核政府和政府官员政绩不再主要看GDP及其增速，除GDP外，还要看失业率、资源利用效率、环境和生态保护好坏、教育和文化发展水平、社会保障程度等，形成有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绩考核体系。
逐步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管制，建立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长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受政府管制，严重偏低，助长了大家粗放扩张实现经济增长。今后，要推进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的市场化，运用市场机制促进资源的节约和有效使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的经济列车已驶到了分岔口，既往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需要痛下决心搞改革，坚定不移调结构。需要形成制度来推动中国各项改革向深水区前进，不能只是一两个有想法的官员在孤军奋战，一旦主政者离开这个岗位，便将人走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