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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钢是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率先模式

2012-06-01 17:26 国事续述

摘要: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年改革开放来划分,到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

宝钢: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新模式

本文根据作者2009年9月16日-18日接受宝钢采访的谈话整理而成,原载《百年潮》2012年第3、4期。

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年改革开放来划分,到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中国现代钢铁工业基本上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亲自策划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大计,但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想多生产钢也多不了。前30年结束时的1978年,中国钢产量才3100多万吨。后30年,即2008年,钢产量猛增到5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15倍。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中国钢产量前后30年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曾经讲过,后30年同前30年相比较,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变化,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这块土地,还是我们这些人,唯一变化的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使中国钢铁工业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回顾新中国60多年的钢铁工业发展史,我们曾经历过四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开始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并不很成功;1958年,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运动,失败了;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行“鞍钢宪法”,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也不成功;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找到了一条快速发展的成功模式。宝钢就是这个模式的代表。

宝钢厂史陈列馆是展示中国钢铁工业的一个窗口。我很感谢宝钢现在的领导重视宝钢过去的历史。中国有尊重历史的优良传统,宝钢做的事是正确的,是应当称赞的。这也体现了宝钢现领导班子继往开来的理念。重视继往开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宝钢厂史陈列馆,不单单介绍宝钢本身,还要起到窗口作用,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发展变化。教育人的起点应该是高的,视野是宽广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钢铁工业应该走什么样的路?通过参观宝钢厂史陈列,能让人振奋精神,受到启发,看到希望。宝钢厂史陈列馆注意表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是对的。没有他们的重视,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宝钢是建不起来的。我赞成陈列馆要有这样的内容,但要保持适度,不一定所有到宝钢来过的领导同志都要展示。

2007年,我在日本大分参观了日本现代钢铁工业的第一座高炉。记得当年我们建武钢一米七轧机的时候,有人介绍说,新日铁会长(董事长)稻山嘉宽曾指着这个高炉跟新日铁的人讲:“这个高炉是用中国大冶的铁矿石、开滦煤矿的煤,可以说是用中国的燃料和铁矿石点燃了日本现代钢铁的第一把火。今天我们帮助中国建设武钢,是有了报答中国恩情的机会,我们要全力以赴。”这些话讲得很好,很有感情,尊重历史。那座日本最早的200多立方米的小高炉旁边,就是新建的展览馆。馆内展示的领导人活动只有一张照片,是皇太子在开工时剪彩的照片。整个展览突出表现的是建设者,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出贡献的建设者。比如,第一座高炉投产以后,炼钢的设备(买的是德国的)很长时间都生产不正常,德国人也束手无策,呆不下去了,最终依靠日本的技术人员把问题解决了。这个展览,就突出介绍了这位日本工程师。我想到了我们的厂史陈列馆。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也碰到过很多难题。邓小平讲要重视创新,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指出了方向。具体怎么创新?则是宝钢建设者的使命。这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突破各种难题?陈列馆里面要有相当的位置去展现他们。比方说,桩基位移的事。我们自己在研究这个问题,日本也来了些专家。日本专家很牛气,但对桩基位移的理论讲不清楚。能从理论上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是宝钢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李国豪教授。据说,李国豪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拿出了计算公式,把这个公式去跟日本人一讲,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讲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即使我们是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也不代表我们没有难题,有些难题还得靠中国人的智慧,靠邓小平说的创新精神去解决。我再讲个例子。无缝钢管的设备是引进德国西马克的。西马克没有做过这样先进的无缝钢管设备,是一个专利供应商提供的图纸和工艺技术,由西马克制造,好像设备本身以及电脑控制系统也有问题,总是运转不正常。后来这套设备也是我们自己摸索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以后,最终成功投产。

我还想说一个例子,也是体现创新重要性的例子。宝钢炼钢需要大量的水,而且水质要求非常高,氯离子的含量得很低,但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水呢?当时,有很多方案,有淀山湖的,有黄浦江上游的,有邻近江苏河网的。上海市科协由李国豪主持的顾问委员会,为这件事情花了一两年时间,寻求最佳方案。水要是不解决,宝钢根本就不能投产。日本新日铁副社长大柿凉见了我,一再讲水的问题要早点定下来。但这几个方案,究竟哪个方案可行?从淀山湖引水,管子都运到沿线了。但淀山湖是上海唯一干净的水源,如果给宝钢用,将来老百姓用什么水?这个矛盾太大了。市委也非常担心这件事,研究来研究去,举棋不定。后来,宝钢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凌逸飞等人研究提出,在长江口建个水库,利用长江的潮涨潮落,“蓄淡避咸”,这是很大的创举。这样一来,水解决了,水质也有保证,而水源的解决也支持了上海。最终在书记会上,我讲了这个方案。市委一致叫好,说这个太好了,一致赞成这个方案。对于上海来说,不用淀山湖的水,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负担就免除了。江河入海的地方,都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都碰到一个水资源的问题。宝钢发明这个办法以后,其他河口地方都可以参照采用。后来,这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我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宝钢厂史馆的陈列上都要有一定的表现。要通过这些事例来教育我们的职工,教育参观的人。摆一大堆领导人的照片没有必要,包括我的照片。

我在宝钢,以宝钢的事业为荣,并不是以当领导为荣。在中国做一件事情,没有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很难的,甚至做不成,这是中国的体制决定的,但也不等于领导关心就能把事情办好。真正做好这件事情,领导关心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要靠实际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聪明才智。我十分赞成突出表现邓小平对建设宝钢所起的关键作用,展示他是尊重历史,陈云也是很重要的,还有李先念,赵紫阳也是关键人物之一。此外,宝钢的开工建设还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华国锋,查档案可以发现,最终批准建设宝钢的是华国锋。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赵紫阳在宝钢建设过程中都是重要人物。宝钢当时要引进设备,一机部认为不应该成套引进,要搞分交,即一部分设备由国内制造供应。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4000立方米的高炉,1250轧机、300吨转炉也从来没有做过,如果一定要自己做,还得经过试验,势必影响工期。就在这个时候,李先念到了上海,听了宝钢汇报,讲了一句极而言之的话,说抽水马桶也可以引进。意思是争取时间,不要误事。这是叶志强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在北京开会。我讲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党的十七大时,我们都坐在主席台上,选举那天,中间休息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都排了队,拿了信封请华国锋签名,徐乐江也站在里面排队。等到徐乐江签字的时候,我就介绍说:“国锋同志,这是宝钢现在的董事长。”华国锋看了看,指着我问徐乐江:“你知道他是谁吗?”紧接着,他就对徐乐江讲:“这是以前宝钢的负责人。”我跟华国锋说:“你要是身体好、精神好,可以到宝钢去看看。”我还说,“你去,我陪你去。”后来我给徐乐江写了个条子,请他回去以后,把宝钢的图片资料和光盘送来。那年春节前,我派人送到华国锋家里去了,还附了封给他的信,说这是宝钢送来的光盘,你有空可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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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敬业·奉献——纪念方如玉同志

1977年12月初,“上海新建钢铁厂(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命名前的名字)工程指挥部”正式成立,许言同志任指挥,市委、市政府决定,宝钢的建设工作由我分工联系。1978年8月,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宝钢领导体制改为以冶金工业部为主,叶志强副部长任党委书记、指挥,我任副书记、副指挥,直到1983年3月我调离上海,到北京出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前后历时六年。我在宝钢的经历,正好与方如玉同志在宝钢的工作时间(1978年2月至1983年9月)处于同一时期,是名副其实的宝钢同事。这六年多的岁月,正是宝钢从大红大紫地抢建,到备受责难并下马调整,直至恢复正常建设,波动极大。我不由得想起了1400多年前唐太宗李世民写的“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两句名诗。宝钢的大起大落,确是一段检验“诚臣”的岁月。方如玉同志是抗日战争前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在长期战争和建设环境中磨炼的忠诚、敬业、奉献等优秀品格,在宝钢这一段工程建设中得到充分的展示,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在抢建时期,方如玉同志要适应完全不同于过去在哈尔滨、武汉、马鞍山、酒泉和本溪等地的建设环境,指挥来自多个冶金建设、港口、电力部门以及上海市的各种建筑队伍,需要高度专业的组织、指挥艺术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指挥调度有方,数十个单项工程齐头并进,配合默契,从未影响工程总体进度,从未发生重大纠葛。在当时国内最大规模的施工现场,率先实行不搞“三通”临时设施,修建厂区主干线道路、实施上下水正式工程。以部分砼离心管桩代替钢管桩,还自行设计制造了一套组合式、标准化钢模板和钢管脚手架。这些创新成果,争取了时间,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效率,树立了全新的文明施工样板,在全国推广后,受到广泛好评。对于桩基位移等重大工程难题,也都有效地配合有关方面一一化解。总指挥部在工程建设上对他们从未有过担心,他们也确实能战斗,工程进度、安全质量、投资控制等,都让人放心,在社会上树起了“宝钢”高速度建设的良好形象。最为难能可贵的,当属调整下马中的深谋远虑与卓越见识。中央决定宝钢“退够、下好”,指挥部令行禁止,具体落实、部署。问题集中在面对现场七万人的队伍,近三十万吨设备、材料,怎样退?怎样下?下了以后怎么办?将来还有没有恢复建设的希望?现在能为今后做些什么事?总指挥部党委闭门开会,讨论“退够、下好”,“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的实施方案及具体部署。会前,马成德同志征得我同意,决定由方如玉、陆兆琦、吴增亮、胡志鸿等同志组成设备维护小组,方如玉同志任组长,提出实施方案。在指挥部党委会议上,方如玉作了汇报,提出“就位保管”、“动维护”,并作了瞻前顾后的分析说明。下马停建,设备材料保管要建仓库,要投资,要征地,要用大量材料,不如将投资材料用来续建厂房,用厂房代替仓库,存放设备材料,还可以按照施工图纸把基础做好,设备安放就位,避免在地上存放久了设备变形。对于精密设备,如电子计算机、精密仪表等,还可以接线通电,进行动态维护,确保精密机件不损坏。参加会议的同志边赞同、边议论、边补充,形成共识,使“退够、下好”的原则得到更积极的落实,既能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考虑到未来的前景;既可以减少损失,又可以为以后的恢复建设创造条件,赢得时间。这是一个极富创意、饱含智慧的方案,很快获得国家建委和冶金工业部批准。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就位保管和动维护”的方案,使得全部设备、材料无一损坏、丢失,为几个月后宝钢恢复建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一直认为,方如玉等同志确是好样的。在那样的环境和压力下,他们没有怨天尤人,没有消极应对,更没有躺倒,而是完全置个人利害于不顾,想国家所想,处处以事业为重,在困境中找出路,在难题中寻求最佳选择,表现了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象方如玉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经过战争和建设的锤炼,造就一身过硬本领,识大体、顾大局,在困难面前不退缩,拿得起、放得下,把任务交给他们,可以完全放心。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是有了这样的骨干,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他们的忠诚、敬业和奉献精神值得后人学习继承。

方如玉同志是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参谋长,他带领的队伍一直在为国家建设打硬仗。他对这支队伍倾注了大量心血,凝聚了革命队伍的深厚情谊。1982年底,鉴于建设形势的变化,国家决定部分工程兵改编安置。这是件大事,也是个大难题,安置不好,会留下后遗症。在接到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通知后,方如玉就来找我,请示怎么办?在宝钢参加建设的冶金二支队、三支队怎样落实?当时在上海落户极其困难,如调出上海,安排去外地转业,对这两支队伍伤害太大,我们良心上会过意不去,也不利于宝钢建设。我们商量的意见倾向于留在宝钢,但要做艰巨的工作。我为此首先找了市建工局局长王国良。按市政府办理公务的行政程序,首先要征求建工局的意见,王国良是需要第一个表态的重要人物。我讲了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通知精神,说了我同方如玉商量的意见。王国良当即表示,赞成把这两支队伍留在上海,并说队伍素质高,作风好,上海也需要。有了王国良这一票,我再找市建委,也获得同意。然后,我就拿了文件直接找市委书记陈国栋,并讲了市建委、市建工局的态度。陈国栋表态积极,并要我把这个问题提到市委书记会议上讨论决定。有了陈国栋这个积极态度,上市委会议我就完全有信心了。会上我作了汇报,书记会议一致赞成,决定把基建工程兵冶金二支队、三支队留在上海,基地机关人员和家属都落户上海。这真是天大的喜事!我一直认为,像冶金工程兵这样的队伍,是国家建设的野战部队、主力军,哪里任务艰巨就调到哪里,不计条件、不讲“价钱”,转战南北,四海为家,许多骨干都是几十年在艰苦环境下流动,国家有条件照顾他们,应当关心、照顾,作出妥善安排。方如玉同志对这支队伍的关心、爱护,体现了革命大家庭的同志情谊,是人间大爱。

在宝钢与方如玉同志共事的六年,我们之间,不管是会上讨论,还是私下交换意见,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争执、矛盾,都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他的这种态度,绝不仅仅是部队养成的组织纪律性,而是长期在革命队伍中形成的一种领导素养,一种忠诚、敬业、奉献的团队精神。宝钢指挥部班子成员,是我一生经历中难忘的集体。这个团队让我引以为豪,终身难忘。方如玉同志是这个团队的优秀成员之一,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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