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决穿衣问题的伟大历程

筚路蓝缕，衣被天下--新中国纺织工业历程

记者：您作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一名亲历者和见证者，对近60年来我国纺织工业的进步和成就，都非常熟悉。您能否谈谈我国纺织工业的整体发展历史。

陈锦华：我于1946年3月参加工作，至今已60多个春秋，其中前30年（1946年5月-1976年10月）是先后在纺织工业企业和地方、国家纺织工业领导机关度过的。纺织工业在我心中有着深厚的情结。我很高兴能有机会讲讲我的重要经历和切身感受。旧中国的纺织工业，是中国近代工业中最发达的一个产业，拥有的资产、产业工人、市场份额和民族资本都是最多的，在国民经济中影响也最大。同时，它又带有较为显著的半殖民地特色，主要表现在设备和原料都不能自给，要依赖从国外进口，早期的资本由外国直接经营和操控的占了一半以上，整个产业受制于外国资本。新中国成立后，改造旧的纺织工业，使它成为独立自主、为新中国服务的重要产业，就必然要从解决设备和原料自给着手，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建立新中国的纺织工业体系。

纺织工业部成立以后，先后把上海、天津、沈阳等地的原有纺织零配件修配厂，按照专业特长改造成纺织设备制造厂，生产不同的机器，再组织全国性的协作，形成成套供应能力。这件事，只在工业内部进行，不受外部自然因素的制约，经过努力，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期就解决了，可以满足发展纺织工业的需要。时隔十多年，即到了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根据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以及中国自己的科研和技术革新成果，对棉纺织设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升级换代，使设备生产效率接近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这前后两代设备，用于中国对亚洲、非洲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成效良好，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培养人才的工作也迅速展开，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的高等院校专业调整中，把江苏（南通）、上海等地高等纺织院校合并组成华东纺织工学院，专业设置齐备，比较快地适应了新建北京、西安、郑州、石家庄等纺织工业基地建设的需要。此后，还不断接纳了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成为中外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

解决纺织原料就不是工业内部的事，而是要靠农业，要靠天吃饭，情况复杂，难度特别大。当时靠农业供应的纺织原料，占了纺织用原料的百分之百，包括棉花、羊毛、黄麻和蚕丝，主要是棉花。生产棉花要占用大量耕地，增加生产势必多用农田，这就与解决吃饭问题发生了矛盾。“民以食为天”，吃饭毕竟是最重要的。多产棉花只能靠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需要良种、化肥、农药的支撑，而当年这些支撑的条件都比较差，这就导致棉花生产长期上不去，使纺织工业多年处于原料供应不足的困境。根据国际上工业化国家的经验，解决天然纺织原料不足的矛盾，要靠发展化学纤维。对中国来讲，这是一条完全的新路，是没有基础的创业之路，也是给中国纺织工业带来转机和开辟新天地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发展化学纤维工业，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造纤维时期。1958年、1959年“大跃进”之后，我国农业生产遭受到很大破坏，棉花产量大幅度下降，1960年棉花产量倒退到1950年的水平。纺织原料严重短缺，形势非常严峻。人们总要穿衣服，原料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纺织工业部党组经过很长时间的调查研究，向中央提出了实行“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并举”的方针。毛主席曾经讲过，发展中国工业要“两条腿走路”。解决纺织工业原料，同样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天然纤维，一条腿是化学纤维。这个报告是1960年5月向中央报告的，中央很快就批了。中央批了以后，要抓好落实。从哪里着手呢？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部党组决定，把起始的重点放在人造纤维上。化学纤维分为两大类，一类叫人造纤维，也就是纤维素纤维，它本来就有纤维素，经过化学处理后变成可纺织用的纤维，所以叫作人造纤维，也称黏胶纤维。另一类是完全用人工化学合成得到的纤维，叫合成纤维。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我们缺乏发达的化学工业，还不具备发展合成纤维的条件，只能从人造纤维入手。当时发展人造纤维的原料主要是木材，而且不是所有木材都能用，只能用一种在大兴安岭北坡生长的白松，它的纤维素比较好。这种白松总量不多，我曾随钱之光同志专程去大兴安岭作过调查研究，查看资源情况，确实很少。走人造纤维这条路，当时虽然资源很有限，但也必须尽快迈出步伐。1960年7月，纺织工业部党组再次向中央报告，提出“实行两条腿走路，要先从人造纤维开始着手建厂”。邓小平批示：“我看是值得干的，合成纤维也要考虑。”这个批示表明，小平同志当时就了解到，发展化学纤维可以先从人造纤维开始，合成纤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接着，李先念同志批示：“这件事情晚干不如早干，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当时的纺织工业部由李先念同志管，他知道棉花产量上不来，穿衣服的矛盾越来越大，特别赞成赶紧着手搞化学纤维。中央领导批示后，工厂设计、设备制造以及调集人才等工作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李先念同志分管财贸口，为什么又分管纺织工业部呢？纺织工业部本来属于工业交通口，归薄一波同志管，但当时的工业重点是重工业，任务很重，对于贴近市场的轻工业生产，很难再分出精力来进行管理。李先念同志当时分管财贸，了解民生需求，中央就决定让他来抓纺织。李先念同志大力支持发展人造纤维，也非常用心，经常找纺织工业部的钱之光等同志讨论，遇到什么问题就想办法帮助解决。

发展人造纤维设备，难度最大的是计量泵和喷丝板，要求很高，必须耐碱液腐蚀，要用很宝贵的白金做材料，而白金归人民银行管理，李先念同志专门给人民银行作了批示，使用白金的问题顺利解决。做计量泵的工艺技术要求非常高，加工精密，设备必须进口。当时进口这样一台机床非常昂贵，要用宝贵的外汇。我们解决不了，又去找李先念同志。李先念同志虽然分管财政，但是这个项目没有列入预算，他不能随便批。他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风趣地说：“你不是管财政么，你可以三只手嘛。”意思是在规章制度以外，可以灵活去办。这就等于毛主席同意了，问题也顺利解决。在人造纤维阶段，我们建了一批新厂，有南京的、新乡的，还有丹东等地的老厂改造扩建。在此以前，我们还从民主德国引进了一套人造丝成套设备，规模为年产人造丝5000吨，工厂建在保定。这批新厂，以南京化纤厂建得最快、最好。当年为了响应中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号召，部长们都带头下到基层单位蹲点，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指导工作。钱之光同志带了一个小组，到南京化纤厂蹲点，指导新厂试车生产。蹲点调查研究结束以后，钱之光同志给薄一波同志写了封信，报告在南京化纤厂的工作情况，信的内容由钱之光同志授意，由我执笔起草。薄一波同志将此信作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典范做了批示转发。这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影响很大。后来国家建委总结全国搞得好的先进单位建设经验时，南京化纤厂被选为成功的典型，和铁道部的马鞍山轮箍厂一并被作为建设工作搞得好的典型向全国推广。总体上看，人造纤维是从1960年开始搞起，得到毛泽东、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进展比较顺利。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批化纤厂的建设，培养了人才，积累了建设经验，打下了设计、制造合成纤维纺丝设备的基础。第二个阶段，维尼纶时期。人造纤维搞了两三年，主要使用木材为原料，但适用的木材资源十分紧缺，发展化学纤维再次受到原材料的制约。我们也寻求过其他办法，例如，把棉花籽外面的短绒剥下来做原料，仍然远远不够。这条路很难再继续走下去。到1964年，我们就不能多用纤维素类的纺织原料了，而是采用矿物质来制作纺织原料，也就是维尼纶。这样，我们就从人造纤维转到了合成纤维的新阶段。维尼纶纤维用电石作原料，把电石做成乙炔，然后再经过化学方法做成纤维原料，再纺丝，资源相对丰富。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技术。当时世界上拥有维尼纶技术的国家只有日本，我们就和日本谈判引进技术。当时中日之间还没有建立邦交，只能通过半官方的机构来进行，中国叫廖承志办事处，日本叫高崎达之助办事处。因为我们缺乏资金，又通过日本政府取得贷款。这个过程中，曾经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和台湾蒋介石集团的多方阻挠，他们妄图阻止日本向中国输出此项技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挖空心思，横生枝节，甚至想了些荒唐的理由进行阻挠，比如说，维尼纶纤维可以做军服和帐篷，属于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战略物资，应该禁运。后来这些阻挠阴谋都被一一击破。这个项目是中日建交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第一个成套设备项目，中央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过问，廖承志具体负责指导，最终胜利建成，年产量为10000吨维尼纶。这套生产工艺设备，在日本是建在一个厂内，但中国引进后，前面部分以电石为原料，生产聚乙烯醇，由化工部负责，建在北京东郊的九龙山；后面部分为抽丝，由纺织工业部负责，建在北京顺义，两个厂距离很远，分开生产，增加了产品成本。顺义维尼纶厂的建设，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彭真等领导同志都去看过，标志着我国发展化学纤维已从纤维素原料，进入到使用矿石原料的合成纤维阶段。这个阶段，我们只用了几年时间，掌握了维尼纶技术，也具备了制造这套设备的能力。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天然纺织原料更趋紧张，轻工业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纺织、轻工、二轻三个部合并而成）就参照北京九龙山有机化工厂和顺义维尼纶厂的设备、工艺技术，在全国建了9个维尼纶工厂。从1964年开始到上世纪70年代末，维尼纶产量大幅度增加，部分填补了纺织工业对原料的需要。但是，很快另外一个问题就突出出来，维尼纶用作纺织原料，本身的性能不是太好，主要是穿在身上发涩，不挺括，舒适度不高，开始时市场还接受，渐渐地人们就不太欢迎这种原料做出来的纺织品。进入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维尼纶纺丝生产逐步停止，只保留了前面的原料部分和少量的纺丝生产，改为主要从事聚乙烯醇等浆料生产。第三个阶段，石油化工原料时期。这个阶段从1972年开始，用石油、天然气做原料，生产涤纶、腈纶、绵纶等产品。

当时所以能决定引进国外先进成套技术设备，主要有三个因素起了重要作用：一是1971年七八月间，毛泽东主席南巡途中，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就休息上街的机会做些社会调查，了解群众反映。有人回来说，辛辛苦苦排了半天队，才买到一条的确良的裤子。毛主席很惊讶，怎么买一条裤子还要排半天队？就问周恩来总理为什么不能多生产一些。周总理讲，我们还没有这个技术，还不能生产。毛主席就问，买一个行不行啊？周总理说那当然行。当时“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盛行，到处批判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如果毛主席不发话，别人是不能决定从西方发达国家进口成套技术设备的。二是“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调整政策，纠正“左”的错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同国际上的交往增多，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同中国建立邦交，同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兴趣空前高涨。国内外的政治、经济气候都有利于引进技术设备。三是大庆油田的产量已经上来了，1972年原油产量达到4567万吨，可以为开发以石油为原料的合成化纤提供资源。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凑到一起，才使引进合成化纤的成套技术设备成为可能。从市场需求方面看，当时穿衣的供需矛盾越来越大。“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棉花产量是209万吨，到了1972年，即决定引进化纤成套技术设备的那一年，棉花产量反而下降到195万吨。

记者：现在，我国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十几亿人的穿衣问题，是纺织工业的一大贡献。对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陈锦华：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这里面，化纤工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化纤的产量只有38万吨，距离满足市场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钱之光同志找李先念同志，希望批准建设规模更大的江苏仪征化纤厂，把化纤总产量搞到100万吨。李先念同志就找到华国锋同志，说钱之光想把化纤搞到100万吨，华国锋同志表示，100万吨少了，最好能搞到200万吨，因为他长期管农业，知道我国的棉花产量上不来。事后，李先念私下对钱之光说，华国锋讲大话，根本搞不到200万吨。结果怎么样？2009年中国的化纤总量达到了2700万吨，占到全世界化纤总产量的70%多。这是以前我们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的。总体上，我们不过花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进步实在太大了，作为这个事业的参与者，我对此感到无比的自豪。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钱之光传》邀我作序，我在序言中讲道，中国的穿衣问题由来已久，作为一个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很好地解决过。“丰衣足食”一直是中国人民的千年梦想。即使在汉武盛世、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这三个史学界公认的繁荣时期，穿衣问题也没能很好地解决。其中开元盛世是最富的，就在紧接开元之后的天宝年间，杜甫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时，就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描绘；他在《三吏三别·石壕吏》中还写到，“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都可证明当时确有许多人饥寒交迫、衣不蔽体。中国人常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可见穿衣是多么重要的一个问题。现在，我们不过花了一代多人的时间就解决了，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在中国历史上应当成为可圈可点的光辉一页。

在旧中国，相对来说纺织工业是最发达的，是当时的第一支柱产业。建国初期，纺织工业的产值，占到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0%，但那时我们靠进口美国棉花、靠进口外国设备来支撑。后来，在钱之光主持纺织工业部期间，先解决了自己生产纺织设备的问题，然后又解决原料问题，从天然纤维到人造纤维，再到后来的合成纤维，最终把人们的穿衣问题圆满解决了。我曾经讲过一个观点，现在的衣食住用行几大类生活要素，解决得最好的是穿衣问题。国内国外、城市农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穿衣水平差别不大。当然，穿名牌、追求奢华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仅就得体的穿着、御寒保暖来说，差别不大。我们的消费价格指数，是由八大类产品的价格统计出来的，其中只有衣着类产品的指数最稳定，而且不断下降。现在许多人都担心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连创新高，今年8月份的消费价格指数已经超过了3%的温和通胀标准线。但衣着类的产品价格仍然是下降的，这个结果是硬碰硬的，来不得半点虚假，如果没有纺织产品的极大丰富，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国的纺织服装出口到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到世界纺织品总贸易量的24%，即四分之一，称得上是“衣被天下”，没有发达的纺织工业，同样做不到这一点。

荣毅仁在纺织工业部的工作岁月

本文原载2006年5月1日《人民日报》，为作者与原纺织工业部机关的李百长、蒋一清、何兰英合作写成。

今年5月1日，是中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荣毅仁同志的90诞辰。我们这些曾经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纺织工业部机关工作人员，以敬仰的心情，特撰文追忆他的崇高品格，赤诚的爱国报国之心，学习他与时俱进、奋斗不息的创业精神。

荣毅仁从纺织世家子弟到纺织部长

荣毅仁出身于著名的纺织世家——旧中国最具实力的民族资本纺织企业无锡荣氏家族“申新集团”。上海解放后，作为荣氏家族企业的代表，荣毅仁满怀热忱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的进步思想，卓越才干，爱国的实际行动，迅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器重这位“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的“红色资本家”。早在1950年，党和国家就安排他参加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上海市人民政府财委的领导班子。1957年，他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1959年8月，党中央、国务院为发挥他的专长，任命他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1959年9月7日，纺织部派专人到上海，奉送国务院的任命书。同日上午，纺织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张琴秋特地跟荣毅仁通了电话，欢迎他来纺织工业部担任领导工作。纺织部机关干部原来以为他最快也要过了国庆节才能履任，没想到仅隔３天，即9月11日他就到部任职了。

荣毅仁在上海接到任命书后，曾赋诗述怀，以“龙驹乘风追日月，挥戈卅（四十）年未为晚”的诗句，表达他能为振兴纺织工业出力的兴奋心情。那年他43岁，正是壮心不已的不惑之年。到部任职的第二天，部党组书记钱之光主持召开全体职工欢迎大会，并发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纺织工业厅（局），通知荣毅仁副部长已于９月１１日到职办公。张琴秋副部长还亲自找生产司领导谈话，告诉他们荣毅仁副部长分管生产司，有关报告、报表要按时报送，要经常向他汇报、请示工作。荣毅仁到纺织部就职不到20天，正赶上国庆节，他带着家人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见到了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主席特地把他叫到身边，关心地说：“北京不出知识，真正的知识在下面。”毛主席的话给了他深刻的教育，指导着他注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到下面去“乘风追日月”，在深入实际中“挥戈”。

执着追求报国有门

新中国的纺织工业经过1950-1952年的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实现了工业规模10年翻一番、经济总量提升两倍多的大好局面。1958年春夏，在全国一片“大跃进”声中，纺织系统也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盛行的情况，许多企业片面追求“高速度”，放松了生产管理，致使产品质量下降，机器设备过度磨损，原材料严重浪费。1959年7月，纺织部在西安召开“全国纺织工业提高产品质量、加强企业管理经验交流大会”，强调要实事求是地看待棉纺纱锭的运转速度，注意多快好省的统一，不能片面强调纺纱、织布机器运转的高速度。会后，有的省、市认为纺织系统的这个会议不符合“大跃进”精神，不准向企业传达。荣毅仁面对这个被“政治化”了的生产矛盾，不仅没有回避，而是强调生产要讲科学，要实事求是，不赞成片面提高纺纱机器的运转速度。对西安会议提出的“全面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针，表示全力支持，坚决贯彻。1960年初，面对全国棉花大幅度减产的困境，纺织企业千方百计地探索利用野生的各类杂纤维纺纱织布的路子。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经验，夸大了棉秆皮等纤维的利用价值，并刮起了“大搞野杂纤维之风”。钱之光部长对开发野杂纤维的态度很明确：一切通过试验。荣毅仁不仅赞同，而且亲自带队于1960年3月到四川、湖北、湖南、山东、河北等省了解野杂纤维的生长和开发利用情况。在调查中，他十分认真，不怕苦，不怕累，深入田间地头察看野杂纤维生长情况，亲自到加工使用野杂纤维的工厂，考察各道工序的运转和生产过程中的粉尘等污染问题。回京后，他主持撰写了考察报告，对野杂纤维开发利用提出了三条原则：一要根据纤维的特性，按“能细则细，不能细则粗；能穿则穿，不能穿则用”的原则，进行分类排队，合理使用；二要研究靭皮类野杂纤维的脱胶技术，解决好生产设备的不适应问题；三要加强劳动保护，做到安全生产。他的这个实事求是的调研报告，对于科学合理使用野杂纤维，抑制盲目跟风，浪费财力、物力，损坏机器设备，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为了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荣毅仁先后到辽宁、湖北进行调查研究，考察了十多家企业，重点了解产品质量和节约用棉，总结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并在全国纺织工业厅局长会议上作了专题报告，受到与会者的一致好评。从1960年到1965年，他还主管了纺织品的出口工作。由于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我国纺织品出口，由苏联、东欧国家转向欧美等西方市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转变。纺织企业需要尽快改造生产技术设备，调整产品结构，开发适合向西方国家出口的新产品。荣毅仁充分发挥在经营决策、市场眼光、纺织品生产等方面的专长，全面部署和推进对西方国家出口纺织品的一系列生产经营工作。通过几年的艰苦奋斗，成效极为显著。经过改进的棉细布、绿牡丹府绸、全毛大衣呢、中厚花呢、纯毛毛毯、印花丝绸等，相继成为西方市场的畅销产品。从1961年到1963年，中国纺织品出口创汇在全国出口商品中居于首位，占全国出口总值的30%左右，打响了新中国纺织品进入西方市场的第一炮。

我学的就是企业管理

1965年，全国各行各业学习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厂企业管理经验，纷纷派工作组到企业蹲点调查研究。荣毅仁也带队到西北国棉一厂蹲点，连续工作了4个月，总结该厂的企业管理经验。蹲点期间，荣毅仁对自己要求严格，注意同大家打成一片，按照当时的“三同”规定，与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认真研究企业管理改革方案。当时，工作组对车间如何设置，是设小车间，还是搞大轮班一条龙管理，争论激烈。他积极主持讨论，提出有见地的建议，受到工作组和企业的同志欢迎，称赞是内行的见解，他说“我学的就是企业管理”。这次蹲点，为纺织部贯彻国家经委颁发的《工业企业七十条》打下了基础。接着，部里结合这次蹲点总结的经验，制订了《纺织工业企业生产技术管理条例》（简称“一百条”），受到广大企业的欢迎。

周总理的关爱和保护

1966年8月20日深夜，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把钱之光部长找去，了解当天发生的荣毅仁夫妇被打和家里被抄砸的情况，详细询问了荣毅仁夫妇身体状况，明确指示纺织部要保护好荣毅仁，说荣毅仁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国内、国际都有重要影响，一定要保护好，不能出事。钱之光回到机关，经过研究，决定派部机关的红卫兵靳玉恒等人连夜赶到北太平庄荣毅仁的住处，说服学校的红卫兵撤走，然后紧急送荣毅仁到积水潭医院诊治，为他接上被红卫兵打断的食指。同时送伤势较重的荣夫人杨鉴清到协和医院治疗。杨鉴清后来回忆说：“开始我们还不知道纺织部派来的红卫兵是保护我们的，看上去他们好像也很凶，实际对我们不错，他们把打人的红卫兵送了出去。”纺织部红卫兵进驻荣家期间，靳玉恒曾专门跟荣毅仁谈过一次话。靳说：“这回你们的命总算保住了，你们受苦了。”荣毅仁激动地说：“感谢党和部里的保护。小靳，你放心，我跟毛主席是跟定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荣毅仁身处逆境，但他始终没有动摇自己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念，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1985年7月1日荣毅仁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1993年3月，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毛主席曾经当面对他讲过，“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荣毅仁后来的经历，很好地实现了毛主席对他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