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永不过时的话题

　　70年过去了，结合文艺现状重读毛泽东同志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讲话，备感亲切。我认为 《讲话》的内容不仅不过时，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70年前的许多精辟分析和具有预见性的论断，已经被今天的实践所证实，并依然指引着中国文艺的前进方向。

　　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全面阐述了“源与流”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文艺的“思想性”等等，这些论述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什么人服务和怎么服务，以及文艺要不要思想性的问题。文艺不能离开人民大众的需要去作远离革命实践的无病呻吟，必须具有高尚的品格和思想，舍此，就远离了文艺的根本目的。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特别推崇和赞扬有思想品格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家。比如对历来主张文艺要讲思想性和战斗性的鲁迅先生，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作出了经典性的高度评价，认为“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今天，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文艺寄予越来越高的期待。但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的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怎么服务的问题，却依然是一个要文艺家们去继续解答的重要问题。遗憾的是，在有些人看来，这个话题似乎显得已经过时了，显得不那么紧迫了。甚至认为文艺再讲思想性，显得陈旧和传统。的确，今天的文艺比起70年前，毋庸置疑是大大发展了，一年数千部长篇小说，数百部电影，数万集的电视剧，是70年前无法相比的。成绩是明显的，但问题也确实不少。仿佛就在这两年，有一种观点很流行，那就是有人以自己的作品远离思想为光荣，自称自己的作品“只想给观众笑声，思想不思想的无关紧要”。在他们看来，“轻松”或“放松”就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娱乐至上的无厘头是人们的最爱。这种远离文艺目的和服务对象的“思想厌倦症”，催生了媚俗、低俗、恶俗之风，长此以往，必将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厌倦。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真的过时了吗？文艺的思想性真的不需要了吗？事实绝非如此。一部文学艺术史表明，真正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永远都是老百姓的第一选择。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三红一歌”（《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为代表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以及近些年持续走热的《长征》、《延安颂》、《解放》、《辛亥革命》等作品，之所以能载入文艺史册，就在于这些作品承载了巨大的思想容量，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当然，思想并不是空洞的概念和教条，我们坚决反对那些标语口号式的非文艺的东西，文艺需要用形象化的艺术语言去表现去解读。鲁迅先生说，文艺是烛照国民精神的灯火。这灯火的光芒来自哪里？来自于作家艺术家的政治眼光，来自于他们对国家、对人民强烈的爱和自觉的责任意识，来自于他们在生活的探寻中发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正是这样一些先进思想，拓展了社会大众的精神疆界，引领着人们朝着高尚健康的目标前进。这就回到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论点：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生活不仅给作家艺术家提供创作素材，更重要的是给作家艺术家以新的思想、新的眼光、新的观点。一个人只有长期地坚持不懈地深入生活，才不会脑袋空空，才会带着他对生活的思考和判断进入创作，才会形成他对生活的独特看法。有些人之所以患上了“思想厌倦症”，说穿了是思想贫乏症，而思想的贫乏归根结底是生活的贫乏。作为创造精神产品的人，如果只贪恋大城市，贪图享受，是绝不会创作出有思想深度的好作品的。如果每天琢磨的都是出场费，也是决然写不出好作品的。这些人凭着投机和欺骗，或许赚个盆满钵盈，但绝不会是一个为人民的艺术家。只有时时刻刻保持与时代和人民的心灵共振，才能在作品中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文艺作品是精神产品，它不仅需要娱乐，更需要的是“寓教于乐”，它不仅需要“养眼”，更需要的是“养心”，“养眼”不“养心”甚至“花眼乱心”的艺术，注定不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要求。因此，对群众的审美趣味，坚持引领，反对迎合，坚持高标准，反对媚俗化，既是党的文艺工作对作家艺术家的根本要求，也是发展变化的时代赋予作家艺术家的光荣而神圣的使命。这就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学习理解毛泽东同志《讲话》应该有的正确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