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森在“走向公平与可持续——转型中的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国际论坛上的即席发言

一、国际经济形势仍严峻复杂。

关于改革的大环境有三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在经历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几年之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区域一体化的大趋势没有变；从政治格局上看，美国一超独强的政治格局有没有变。当然我们也看到，通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正在崛起，在国际上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进一步增加；各国包括东西方在宏观政策上的协调进一步加强，G20等新的世界治理机制进一步完善并发挥作用。这是一个大的判断。

第二个判断，经历了三年多的国际金融危机，目前全球经济总体复苏进程步履维艰，目前还是不容乐观，不确定因素很多，形势还是很严峻复杂。国际金融危机的初期，各国协调宏观政策，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2010年经济短暂的复苏给大家带来了希望。但去年又遭受了重大挫折。美国经济缺乏内在动力，欧债危机影响了整个世界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同时新兴经济体也开始遭受经济下滑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虽然去年年底开始美国经济有一些复苏的迹象，但还是缺少有力的产业支撑，结构调整没有到位，未来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将进一步下滑，今年增长可能还是2%。欧盟仍受欧债危机的严重拖累，虽然偿债高峰期刚刚渡过，但是后续风险还很严重，特别是近期整个欧元区失业率高达10.2%，这对市场信心的打击是巨大的。整个欧元区在过去的5个月PMI都是在50%以下。专家估计，欧元区今年上半年出现了衰退，下半年可能有一个温和的回升，但是全年的经济增长也是零左右。中国、印度和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去年虽然经历了经济下滑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但是随着通胀压力逐渐消退，宏观政策调控影响加大，今年下半年经济有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弹，成为世界经济进一步复苏的带动力量。

第三个判断，当前这样的形势，反映了世界上一些大的格局、大的经济问题的不平衡依然严重存在。包括去年以来的欧债危机和通货膨胀新一轮的上涨，都反映了应对金融危机中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泛滥以及由此带来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目前国与国之间围绕着市场、资源、科技、人才的竞争愈演愈烈，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高位振荡，居高不下，给新兴经济体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听到不论是东北亚、东南亚、中亚各个国家谈到自己本国面临的问题，大家一致的意见都是要通过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说到底，我觉得国际竞争、国家间竞争，根本的还是一个体制竞争、机制竞争。

去年10月份，我在北京主持了中美的经济对话，美国牵头人是副国务卿霍尔默茨（Robert Hormats）。最后他也承认，长期以来高负债、高消费、低增长、低储蓄这样的现象对美国来讲也是难以为继的，所以美国也采取措施进一步调整结构、创新体制。今年2月份我在北京接待了古巴政治局常委穆里略。他到中国来唯一目的就是学习中国改革的经验。古巴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也是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堡垒。但是他们也承认，在美国的长期封锁下，加上自然灾害、经济结构单一等，古巴经济难以为继。他们去年已经通过了决议，要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变革。

第一个问题的三个判断，主要还是讲当前国际形势仍严峻复杂，各个国家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还是体制的竞争、机制的竞争。因此，我们要在这方面进一步的提高我们创新的意识，增加改革的动力。

二、关于改革的阶段和改革的动力问题。

改革的阶段和动力问题，在这次论坛上引起热议。很多同志讲到，新阶段的改革要实现从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转变；也有很多学者讲到当前中国三大不足，其中就包括改革的动力不足；乌兹别克斯坦的切贝尔先生也讲传统体制的增长动力已经枯竭了，必须加快制度创新。大家在这方面达成共识，就是要通过创新寻找新的改革的动力来推动改革，使改革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想借此机会探讨一下，到底中国改革的动力何在。

改革动力的问题。中国的改革在初期就是为了生存。不改革死路一条，这是邓小平同志的英明论断。但是为什么我们目前的改革动力会不足？我想有这种可能性，改革三十年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了资源配置的作用以后，我国经济整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使大家出现了一些错误的判断。经过了三十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9.9%，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位；财政收入从原来几千亿上升到十万亿以上；过去长期接受外援和外资，现在每年对外投资500多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改革呢？因此，一定要形成一个共识。

第一，国家之间体制竞争的需要。如果今后的五年、十年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没有成功转型，没有跨过中等收入的陷阱，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我们很难保持目前的竞争优势。

第二，必须通过改革解决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公平、正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当然也包括这次论坛所提出的一个目标——“走向公平与可持续”。目前，无论是城乡新的二元经济问题，还是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问题，以及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稳定因素，都深刻地反映了目前改革中一些既得利益集团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正在激化。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带来的利益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不能保持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第三，最根本的问题，改革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需要。中国改革30年来所建立的发展模式，一度被认为是中国骄傲，实际其特点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确实已难以为继。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已经成为了重大的问题。多年来，我们促进增长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经济全球化红利已逐步衰竭，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等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的改革不能够保持目前的势头，中国的发展也不能保持目前的势头。

因此，说到底还是要归到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上，要看到不改革有可能出现经济、社会、政治上巨大的危机和挑战。真正的动力实际上来自生存的压力，只有真正在压力方面形成共识，我们的改革才能够进一步的取得新的创新。

改革阶段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应该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1978～1992年是第一个阶段，主要解决的是改革动力问题；1992～2000年是一个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主要是解决模式问题；2000年以来我们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在是一个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到目前已经有12年了，但距离2020年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问题还有很多。

如果从改革迈入一个新的阶段考虑，我想应强调，改革从长期以来服务于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开始转向为稳定增长、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服务，即改革的出发点、落脚点一定要服务于发展方式转变。“十二五”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成为一条主线，这已达成全社会共识；而以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改革的目标，更容易形成共识。中国的改革还是以政府为主导的，让政府主导的改革来解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恐怕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一定要转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完善的市场经济。很多国家包括东亚国家都曾经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从改革开始，特别是90年代开始，我们一直在推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向更加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把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转型作为一个新的改革阶段划分的标志，恐怕难以判定这个阶段的起点。当然我建议理论机构和研究机构，深入分析和研究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它有哪些特征和指标，比如说在政府主导的资源方面目前到底是个什么状况，以此为进一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提供动力和方向。

三、关于进一步推动改革必须处理好五大关系的问题。

下一步改革要实现一些大的突破，特别是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三年前，我就讲了一定要处理好五个关系，这五个关系就是五个领域的改革，其中有十几个方面具体的改革专项工作。我很高兴地看到今年以来国务院领导同志接受了这个提法。

第一个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研讨会中大家关心的问题。可以明确的讲，这方面的改革确实不尽人意。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四个职能，在经济调节方面，主要存在越位的问题；在市场监管方面，更多存在缺位的问题；在社会管理方面，主要存在大量错位的问题；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则更多的是不到位的问题。正确的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特别是政府要率先进行职能转变，深化改革，这些建议和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关键的还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配置的作用。重点是推动三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除了必要的政府投资项目要由政府来核准，关系到国家安全，关系到重大环境、整体布局的项目要由国家来批准，其他的资源配置主要交给市场来解决。第二，是要加快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发育健全，包括金融改革、土地管理体制改革、劳动力市场方面的健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过去几年确实是滞后的。但在去年，我们在应对物价上涨的同时，也做了重要的探索。例如，一是在天然气改革方面，我们已经推出了新的按照市场回值定价的方法来取代过去的成本加成法，首先在广东、广西试验，天然气的价格与国际可替代能源价格挂钩。这个方案中央已经批准，将在全国推开；二是成品油价格的改革，我们也按市场化方向做了进一步完善的方案。目前国际油价高企，一旦国际油价下降，我们的方案拿出来就可以跟国际市场接轨；三是电价改革，已推出了居民阶梯电价，而竞价上网的电价改革对整个电力市场要求很高，对此需要进一步积极探索和推动。第三，是要推动垄断行业的改革。

这几件事情抓住了，在政府职能转换、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以及垄断行业的改革方面，设计一些综合配套的联动改革方案，完全可以在解决政府市场管理方面取得大的突破。

第二个关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问题喊了几年了，已经迫在眉睫。这个问题不解决，唯GDP论难以解决，发展方式转变也无从谈起。在“十二五”后期要推出重大的改革方案，关键要使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和事权相匹配，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分税制，使中央、地方各级的财力和事权相匹配。

第三个关系，处理好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关键是解决新的二元结构的问题，做好农村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这两篇大文章。这个领域包括三个方面的改革工作。一是土地管理制度，是深层次的改革。前一段也在一些试点城市，包括重庆、成都、沿海做了一些探索。二是户籍制度的改革，三是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方面的改革。我们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强调了要实现三个目标：一是要城乡发展规划真正实现一体化；二是城乡之间的生产要素交换和流动要真正实现市场化，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一定要强调平等交换的原则；三是强调城乡公共服务特别是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这三个目标，中国的城乡关系可能会有更大的发展。

第四个关系，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经济发展，不够重视社会的发展。最关键的是要深化社会领域改革，促进就业，和谐稳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一是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二是深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加快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的进程；三是进一步深化科技、文化、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加快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五个关系，处理好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关系。目前浓缩为扩大内需和进一步稳定外需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三来一补”、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但是当前国际市场的萎缩给中国的经济带来新的挑战。所以，对外贸易投资的方式也必须加快转变，对一些涉外体制改革，要在履行2000年加入WTO以后做的承诺基础上进一步完善。通过涉外体制改革迈出更大的步伐，进一步巩固外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