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07年夏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由此引发了历史上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和冲击。这是我们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途中面临的一次严峻的重大考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密切关注危机发展的最新动向，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其实质，及时采取了一系列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举措，在成功地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拉开了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历史大幕。

一、未雨绸缪，树立应对危机的忧患意识。

从2007年下半年到2008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但就我国经济的整体情况来说，这些影响相对有限，没有改变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这个阶段，国内经济运行面对的主要矛盾仍是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贸易顺差过大、物价涨幅过大。到2007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8%，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35%，物价上涨压力很大，全年涨幅达到48%。2007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好字优先”的要求，宏观经济政策上继续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将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变为“从紧”，重点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胀。

但是，对于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党中央一直密切关注其发展态势。在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冲击尚未显现的情况下，党中央就要求全党树立忧患意识，高度警惕危机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风险和冲击，实做好各种防范工作，为我国应对危机的严重冲击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

2007年8月、9月，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在经济全球化、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必须增强国家经济安全监测和预警、危机反应和应对能力，增强金融业抗风险能力，以确保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10月，他在十七大报告和十七届一中全会的讲话中强调，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特别要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12月初，他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谈到美国次贷危机问题。指出，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及其影响表明，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规模迅猛扩大，金融风险的隐蔽性、突发性、扩散性加剧。一些发达国家利用金融优势向发展中国家转嫁风险，加剧了全球金融的不稳定性。一旦出现全球性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衰退，将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带来不利影响。他特别强调：要密切关注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做到未雨绸缪，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要及早制定预案，妥善应对，趋利避害；必须更加注重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准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主动性。不久，他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上，突出强调要树立忧患意识。指出：“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的国际环境中，在国际国内各方面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现实状况下，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增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较大风险的可能性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很现实的。我们必须有足够估计，做好最充分的准备。”“宁可把风险、困难估计得足一些，也千万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风险一旦发生时手足无措，陷于被动。”《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9、120页。

进入2008年，胡锦涛多次强调，要正确把握世界经济走势特别是次贷危机蔓延等情况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

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次贷危机影响蔓延，美元持续贬值，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增大等，这些都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我国必须充分做好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各种准备，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

年中，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进一步扩散，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对我国经济造成的不利影响开始显现。主要表现为：由于国外需求的萎缩，我国沿海地区经济增速下滑，纺织、钢铁等传统制造业产品出口下降；国际高企不下的能源、粮食等初级产品价格，进一步推高了国内物价。而这时，国内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更加凸显：物价出现大幅攀升，通货膨胀加剧。据统计，我国上半年CPI上涨79%，PPI同比上涨76%，出口增速则回落5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到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达到GDP的70%以上，出口依存度接近GDP的40%。为解决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比例严重不合理状况，确保经济平稳健康持续发展，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显然，这场危机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期而遇，新的挑战与既有矛盾相互交织，加大了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应对全球性危机的难度。同时，2008年年初南方部分地区的雨雪冰冻、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迫在眉睫的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等，也使我国的经济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胡锦涛和党中央提出“加强研判、妥善应对”的总要求，认真分析研究国内经济发展遇到的各种问题特别是次贷危机带来的影响，为正确制定应对危机的决策作准备。

6月13日，胡锦涛在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指出，要注重防范经济风险，“充分认识金融危机的突发性特征”，“妥善把握金融开放的节奏和幅度，切实保障金融安全”《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485页。。

7月初开始，中央领导同志纷赴各地了解经济运行情况及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程度。国务院连续召开多次会议，研究部署下半年的经济工作。胡锦涛明确提出，世界经济增长总体趋缓，这不可能不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要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我们的战略判断仍然是：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他强调：要稳定政策、适时微调，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灵活而准确地解决问题。

7月2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下半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在着手解决国内经济运行中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同时，党中央就开始着手制定和实施应对危机的相关措施：采取有针对性的金融政策，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有节奏地上调利率、存款准备金率，控制货币的流动性和合理流向，同时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防止国际投机资本的大幅流入流出，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采取结构性减税等财税政策，提高部分纺织品、服装等行业的出口退税率，支持困难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并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密切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配合。

由“两防”到“一保一控”的政策调整，党中央把解决国内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与应对危机结合起来，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为应对随即来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打下了重要基础。正如2009年2月温家宝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应对这场危机，应该说是从去年6月份开始的。

二、果断调整宏观调控政策的方向和重点。

2008年9月，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次贷危机发展为国际金融危机，全球实体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导致这场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本质上看，国际金融危机是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政府监管缺失造成的，是其长期负债的消费模式难以为继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是对过度负债消费和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是对不适应经济形势变化的现行金融监管模式的冲击，也是对自由放任和缺乏制约的发展理念的冲击”《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47页。。

危机对我国经济带来的直接压力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特别是9月份以后，危机的不利影响和冲击明显加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日益显现，经济运行态势出现大的变化。第三季度，我国的GDP增长率只有9%，明显放缓。10月，工业生产增长率降至个位数，出口总值增速同比回落31%，股市跌到低点，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波动。11月，通货膨胀压力减弱，但企业效益下滑，部分中小型加工企业倒闭，失业人员增多。我国面临着经济增长趋缓和就业形势严峻的双重压力。

如此严峻的国际国内局势，使舆论一时间对世界经济、我国发展的基本走势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对我们宏观调控能力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重大考验，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79页。

中央冷静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最新动向和中长期趋势，作出“四个变与不变”的总体判断：“世界经济增长格局会有所变化，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政府维护市场正常运行的职责会有所强化，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会改变；国际货币多元化会有所推进，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会有所上升，但发达国家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领先的格局没有改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48页。

中央对这场危机进行辩证分析，指出，危机给我国发展既提出了挑战也带来了“三大机遇”：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大量减少，客观上为我国扩大内需和调整结构提供了巨大的倒逼机制压力；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造成国际能源资源和资产价格回落，为我国开发利用海外能源资源和提高科技实力带来了有利条件；危机给发达国家造成巨大压力，对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我国加强国际合作、谋取更多国家利益提供了有利时机。

中央对我国经济形势也作出科学分析和基本判断：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态势和长期向好趋势没有改变，支撑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根基没有动摇，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前进中的问题；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不会因为这场危机而发生根本性逆转。只要我们审时度势、科学决策、周密部署、扎实工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加快解决突出问题，完全有条件把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冷静分析和准确判断，中央提出了应对危机的基本思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抓住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变压力为动力、化挑战为机遇，一心一意谋发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增强主动性和紧迫感，促进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调整宏观调控的重点、方向和力度，注重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把保增长与扩内需、调结构结合起来；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扩大内需的同时稳定外需，加强国际协调与合作，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利益，最大限度维护和发展我国利益。

在这一思路指导下，10月，中央决定再次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整，果断地把宏观调控的着力点转到防止经济增速过快下滑上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求采取一系列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大举措。

10月9－12日，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应对挑战，最重要的是把我国自己的事情办好，尽快扭转经济增速下滑的势头。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保持经济稳定、金融稳定、资本市场稳定、社会大局稳定。胡锦涛在会上要求，要把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设想得更充分一些，把应对措施搞得更周全一些，把各方面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10月17日，根据中央的决策，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尽快出台有针对性的财税、信贷、外贸等政策措施，并就做好经济工作作出十项部署。

这是200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第二次调整。两者比较，第一次是宏观调控的节奏和力度上的调整，着力点在于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第二次则是宏观调控的方向和政策重点上的调整，着力点转为应对危机的严重冲击。

为尽快扭转我国经济下行的态势，中央明确要求：“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48页。

9月中下旬，央行开始分别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旨在增加市场流动性。10月后，我国应对危机的“组合拳”频频打出，其中力度最大、最为国内外关注的，是被国际社会称之为“中国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

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采取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包括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等。初步匡算，实施这些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四万亿元。这一规模，相当于2007年我国GDP的16%，预测可每年拉动我国经济增长1%。

这十项措施从酝酿到出台，只用了一周时间。它发出“保增长”的强有力信号，也充分体现着这次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特点：更重视民生，渗透着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十项措施中至少有五项与之相关；首次把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税制转型改革列入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中，仅税制转型改革即可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将扩大投资规模与调整优化结构紧密结合起来、将扩大投资与拉动消费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紧密结合，既有利于现阶段扩内需、促增长，又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为尽快取得实效，中央决定，在第四季度新增1000亿元中央投资，用于加快民生工程、灾后重建等；2009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

在国内“争分夺秒”落实中央应对危机重大决策的同时，我国领导人频繁出席国际会议和外访，发出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呼吁，强调在应对危机中必须构建新的国际金融秩序，提升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的知情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充分体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10月24日，胡锦涛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提出“亚欧携手，合作共赢”的建设性意见，指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这一全球性挑战，世界各国需加强政策协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只有坚定信心、携手努力，才能共渡难关。11月15日，胡锦涛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讲话，阐明中国应对危机的重要主张，提出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改革的四点建议。11月21日，他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演讲时强调，国际社会应该认真总结这场金融危机的教训，在所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的基础上，把握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方向，对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创造有利于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11月22日，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就有效应对危机、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提出三点主张，并就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凝聚共识、承担责任、交流合作、规范引导、协调行动等五点主张。

我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的一系列重要主张和建议，维护着我国的经济安全和长远利益，反映着我国为创造良好国际金融新秩序、谋求世界经济新格局所作出的努力，也展现着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展示着我国政府和人民应对危机的积极姿态。

三、推出并落实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使2009年成为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48页。。年初，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虽然由于一系列应对举措的迅速实施，我国国内经济运行开始出现某些积极迹象，但总体来说，实体经济受危机的冲击仍很严重，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仍在明显加大。1月，我国PPI同比下降33%；外贸总值同比下降29%，进出口跌幅创十多年来的纪录；由于部分企业裁员，仅农民工就有1200万人返乡。

面对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应对的目标必须明确、举措必须完善、力度必须加大。

早在2008年11月底，基于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将更加明显的形势判断，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12月上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保增长”的目标，提出，2009年经济工作要以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为主要任务，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定为8%左右。会议指出，在世界经济增长明显减速的背景下，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利于增强信心、稳定预期，有利于扩大城乡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保持社会稳定。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危害，系统阐述了我国应对危机的方针、思路、原则和政策措施，强调能否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是对我们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重大考验，也是对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他要求，经济工作要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09年的前几个月，按照中央的决策和部署，我国在宏观经济层面上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对应对举措进行配套和完善，逐步形成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应对方案，被称之为“一揽子计划”。

这个一揽子计划主要包含着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四个方面：一是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和结构性减税（除四万亿投资计划外，减税计划主要是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出台中小企业、房地产交易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等措施，取消和停止一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二是大范围的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涉及十大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三是大力度的科技支撑（计划在两年内投入1000亿元，加快推进科技专项规划）；四是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失业保险金、提高城乡低保及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等）。

一揽子计划最直接、最重要的目标，是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并力求解决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全面提升各种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水平，为我国经济长远发展打下更加牢固的基础。这一计划具有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的特点，既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应急之举，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长远之策。它充分体现了中央始终坚持的把应对危机与我国经济转型、长远发展相结合这一重要思想。

从1月中旬到2月下旬，汽车、钢铁、纺织等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密集推出。此规划酝酿于2008年11月，是我国新出台的一记应对“重拳”。它涉及的十大产业中，有八个是工业，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重要的位置，并对其他相关行业影响较大，同时也是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大的行业。综观此规划，中央着重强调解决长期以来困扰我国产业发展的几大瓶颈：在财税方面，通过调整税费为产业“减压”；在金融方面，通过扩大融资渠道和信贷规模为产业“松绑”；鼓励自主创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鼓励兼并重组。“调整”和“振兴”并重，是此规划最为人瞩目的特点。“调整”，即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引导，将落后的产能和产品压下来，遏止“两高一资”的落后产能；“振兴”，则是保护和发展重点产业、重要生产能力和重要的市场份额，增强经济发展后劲。这体现了中央关于运用市场倒逼机制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在短短四十天左右的时间里紧锣密鼓地推出如此宏大的规划，显示出中央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决心和执行力。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这是一揽子计划的鲜明特点，也是中央在应对危机中贯穿始终的重要思想。2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国务院拟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必须把握好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原则。同日，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使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部署更加符合实际，更加符合群众要求。

3月上中旬，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批准了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并综合考虑我国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将“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主要奋斗目标。

此后，一揽子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充实、完善。

4月下旬至6月下旬，国务院先后就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以专项资金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加快科技重大专项实施工作、鼓励汽车家电“以旧换新”、进一步稳定外需、进一步加强就业工作、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等，制定具体实施方案。

在对重大产业进行调整振兴的同时，着手对区域经济、特别是东部沿海经济带的发展作出全面部署，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全国经济战略布局。继2008年12月就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等作出安排之后，2009年上半年又先后推出若干举措：推进上海加快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要求将江苏沿海地区建成我国东部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决定将横琴岛逐步建成“一国两制”下促进珠江口西岸地区产业升级的新平台；加快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等等。

我国在自身面临巨大困难的形势下，仍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并积极参与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参与国际金融公司贸易融资计划并决定提供首批15亿美元的融资支持，决定向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提供100亿美元的信贷支持，组织大型采购团赴欧洲等海外采购，与美、英等国保持战略经济对话，与俄罗斯、巴西等多国签订能源、金融等合作协议，对非洲国家继续增加援助、减免债务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支持，与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签署6500亿元人民币的多个双边货币互换协议，等等。这些举措也是一揽子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争取我国国家利益、维护经济安全的同时，为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作出了突出贡献，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到2009年年中，一揽子计划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增多，企稳向好的势头日趋显现。这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生产增速稳步回升，国内需求增长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积极推进，民生继续得到改善。据统计，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71%，其中二季度同比增长79%，结束连续七个季度的下行，出现上升拐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35%；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实际增长166%；国家外汇储备突破二万亿美元；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出现大幅反弹；全国城镇新增就业569万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71万人。

6月中旬，胡锦涛出席“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在阐述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的四点建议中，明确提出：“我们要努力克服困难，争取率先从国际金融危机中复苏。”《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68页。。“率先”，这既是对我国应对危机既有成效的肯定，也进一步提出了新的要求。

根据这一要求，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明确下半年我国应对危机的思路和预案：我国经济正处于企稳回升的关键时期，但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要继续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在保增长中更加注重推进结构调整，更加注重加快自主创新，更加注重加强节能环保，更加注重城乡统筹和区域协调发展，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惊涛拍岸自岿然。面对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决策层见事早、决策准，应对方案力度大、措施实，政策实施行动快、效率高，很快就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到2009年底，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5353亿元，比上年增长87%，胜利完成“保八”任务；国家外汇储备2399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531亿美元；粮食产量53082万吨，再创历史新高；城镇新增就业人员1102万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98%、85%。这表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取得明显成效，在全球率先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

四、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着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历疾风骤雨般的国际金融危机洗礼，我们既取得了显著经济成果，也积累了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经验。这些经验，有利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有利于深化对促进科学发展的认识。

2009年12月，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积累的经验作了总结，提出：必须坚持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有机结合，必须坚持长期发展目标和短期增长目标有机结合，必须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协调发展，必须坚持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内在统一。

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结合起来，作了重要阐述。他指出：“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突显出来。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综合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83、285页。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客观上也为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也就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提出了“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这一重要概念和科学判断。这表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010年初，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多变，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同时显现，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从国际看，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仍然脆弱，金融领域风险没有完全消除，各国刺激政策退出抉择艰难，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从国内看，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运行中的新老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如经济回升内在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依很突出、农业基础仍不稳固、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大、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等等，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难度增大。

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仅一个多月后，2010年2月初，中央举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认真总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经验，深入研究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进一步推动科学发展、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思路和举措。

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科学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实质，回顾和梳理了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思路和举措。他对国内外形势作出准确判断的基础上，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涉及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系统阐述，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5页。

在讲话中，胡锦涛阐述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八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要求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自主创新、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加快推进对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他强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关键是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5页。

201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对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时，明确把科学发展作为主题，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提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五点基本要求：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全会还把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联系起来，要求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总结几年来党领导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不仅切实提高了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实施宏观调控的能力、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也积累了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宝贵经验，深化了我们党对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认识。所有这些，对完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思路、更好实现我国发展战略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场国际金融危机还在发展，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短期内难以缓解，主要发达经济体失业率居高不下、增长动力仍然不足，而我国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这就更加需要我们创造性地运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切实把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作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项战略部署落到实处。只要这样做，我们就一定能够有效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成果，如期实现我国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