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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现实背景与基本内涵

2012-05-01 15:05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摘要: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从十七大到十七届五中全会这三年左右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胜了国内外各方面一系列严峻考验和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也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前进道路上,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的主要内涵是什么,搞清这些问题,是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线。从十七大到十七届五中全会这三年左右时间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胜了国内外各方面一系列严峻考验和挑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也在推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的前进道路上,为什么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的主要内涵是什么,搞清这些问题,是深入学习、全面贯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必然要求。

一、现实背景。

科学判断国内外形势,历来是我们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极其深刻复杂的变化。对这些变化的科学认识和准确把握是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战略思想的根本依据。在这方面,胡锦涛有许多深刻分析和重要判断。

从国内看,胡锦涛明确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83-284页。这些新特征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这些情况和问题是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胡锦涛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都对其做过深刻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这些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应对危机冲击过程中,2009年12月5日,胡锦涛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对这些问题做出进一步概括。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有:

其一,经济增长过分依赖外需,投资消费比例失调。在长期发展中我国形成了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局面,到2004年,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达到百分之六七十左右,其中,我国工业的出口依存度为782%,而同期美、日的外贸依存度则分别约为20%和23%。我国经济增长在主要依靠外需的同时,还过多依靠投资拉动。2003年以来,我国的资本形成率已经连续七年维持在40%以上,2009年高达477%,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我国不仅投资率偏高,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部分行业、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屡禁不止,市场供求出现结构性短缺和过剩并存的局面。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挤压了消费发展,我国居民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不足。例如,在2000年到2008年间,最终消费率从623%下降到486%,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由2000年的651%下降到2008年的457%。胡锦涛曾多次指出,“贸易顺差过大,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不仅容易引发贸易摩擦,而且会增大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680页。改变这种局面的种种努力虽取得相当成效,但问题依然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严峻。因此胡锦涛强调指出,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投资率偏高、国际贸易顺差偏大、消费率偏低的增长格局不可持续。参见胡锦涛2009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其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长期以来,我国很多地方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以大量投入物质资源为支撑,靠上项目、铺摊子等外延式扩张来实现的。我国人口众多,耕地、森林、淡水、石油、天然气等许多重要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本来就远低于世界水平;随经济长期快速增长,资源能源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突出。2003年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其中一半以上依赖进口。由于技术落后,有限的能源资源利用率又较低,2004年我国单位能源消耗所创造的GDP不到07美元,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3美元;同年我国GDP增长9%,而能源消耗增长15%。同时,由于增长方式粗放、技术工艺落后,我国单位产出的能耗和排放水平又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每增加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废水排放量和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要高出许多倍。胡锦涛多次指出这种增长方式的弊端是,“过度消耗能源资源”和“严重污染生态环境”,认为长此以往,我国“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312-313页。。他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主要依靠物质投入的传统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部分地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极限,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外延型扩张模式难以为继。”参见胡锦涛2009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其三,经济发展技术含量不高,产业结构不合理,总体水平仍处于较低层次。我国长期快速发展取得明显成就,许多产品产量和市场份额都跃居世界前列,但经济大而不强。胡锦涛认为,这主要表现为“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总体上经济发展技术含量不高,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先导性战略高技术领域科技力量薄弱,重要产业对外技术依赖程度仍然较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4页。这些问题反映在产业结构上就是产业总体水平仍处于较低层次。胡锦涛指出,“目前,我国产业结构仍然以传统产业为主,制造业增加值率、服务业比重还比较低,产业总体水平不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8-459页。2007年,我国已成为排名世界第二的制造业大国,但总体上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以水平不高的传统产业为主,劳动生产率和增加值率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特别是大量低水平产业生产方式粗放,一些领域产能严重过剩,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生产能力面临过时甚至报废的潜在风险。在这个发展阶段,只有依靠科技创新,改变一产不稳、二产不强、三产不足状况,加快产业升级,完善现代产业体系,我国才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

其四,居民收入增长较慢,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但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收入增长较慢突出表现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偏低。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也在拉大。在城乡之间,2005年我国各地区的城乡收入差比上一年扩大500元以上,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在地区之间,同年度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比上一年拉大462元;在行业之间,2000年行业最高人均工资水平是行业最低人均工资水平的263倍,这个数字2005年增加到488倍;在不同群体之间,2000年到2005年的五年间,城镇居民中10%最高收入组与10%最低收入组的收入之比从46倍上升到92倍,扩大了一倍。另外,收入分配秩序混乱,大量不规范、不透明收入和隐性收入存在,实际上进一步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造成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现象。在这个阶段,居民收入增长较慢、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已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严重隐患。对此,胡锦涛明确指出,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城乡居民、不同社会群体收入差距过大,不仅造成投资和消费不平衡,而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参见胡锦涛2009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其五,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水平和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环境治理任务相当艰巨。随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提高,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日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多年来我国虽然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取得不小成绩,但“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312-313页。发展到这个阶段,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胡锦涛指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人与人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15页。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且“由此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16页。

与上述问题并存的还有诸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多年来,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问题依然存在,有些还相当严重,彻底解决尚需时日和更大努力。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进一步凸现出这些矛盾的严重性,也大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和紧迫性。国内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面临的诸多新问题,决定了我们绝不能再简单延续传统发展思路和方式,必须适应新情况新要求积极主动推进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

从国际看,胡锦涛指出,进入新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4页。具体说来,这种变革主要表现为:

其一,世界经济增长格局面临深刻调整。胡锦涛在分析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时揭示了上一轮上升周期中形成的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主要特征和内在矛盾。他指出,这种增长格局的主要特征是:新兴市场国家逐步成为全球主要制造基地;美国等发达国家成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资源富集国家成为全球初级产品主要提供者;国际资本市场形成对应的环流关系。《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45-446页。在这种增长格局中,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他们的消费能力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所谓金融创新制造的虚拟财富和长期负债的消费模式。当国际金融危机使美欧金融体系陷入困境从而其消费能力出现严重衰退时,这种增长格局内在的深刻矛盾便充分暴露出来。胡锦涛明确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会导致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出现新的重大变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48-449页。这场危机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全球主要消费市场的地位,但美国等发达国家金融泡沫破裂、虚拟财富缩水,使其长期负债的消费模式难以为继。同时,各类经济体都在汲取危机冲击的沉痛教训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发达国家被迫改变负债消费模式,试图通过扩大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新兴经济体开始更多转向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资源输出国试图调整单纯依赖资源出口的发展模式,谋求依托资源优势延伸产业链,实现产业多元化。胡锦涛2010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各方面合力作用下,国际市场需求相对收缩,全球需求结构出现重大调整。

胡锦涛指出,“在全球需求结构经历重大调整的情况下,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对外贸易顺差偏大、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的格局难以持续。”《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2页。世界经济增长格局的深刻调整表明,“我们只有合理调整需求结构,把经济增长更多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在国际市场风云变幻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2页。

其二,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西方发达国家在几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过分依赖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这种被广为仿效的增长模式日益显露其不可持续性。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胡锦涛多次指出,这场危机既是对“过度负债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也是对“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冲击。《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47页。上一轮世界经济上升周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其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分析这一趋势,胡锦涛指出,“未来几十年,世界上包括我国十三亿人口在内的二十亿至三十亿人将逐步进入现代化行列,能源资源需求和生态环境压力将大幅上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与地球有限承载能力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5页。这意味着,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增长模式难以适应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同时,近年来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也暴露了传统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人类在生产生活中大量消耗化石能源排放二氧化碳造成的温室效应是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显然,这种增长模式在谋求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同时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我们说气候变化是环境问题、但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既是揭露某些国家利用气候问题牵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企图,更是强调只有改变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增长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气候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发达国家为挽回在传统产业领域失去的优势、重塑国家实力,都在凭借其经济科技优势地位对其经济发展进行战略谋划和部署,“纷纷把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信息网络、生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绿色经济等作为新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加大投入,着力推进。”《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4页。这预示着过度依赖资源消耗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变化。对这一动向,胡锦涛做出的判断是,“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源依赖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为主转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5页。。

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长期形成的主要依赖物质资源投入的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更加突出,在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我国面临巨大国际压力。胡锦涛指出,“我们只有加快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调整,加强节能和提高能效工作,才能有效突破资源环境瓶颈制约,在经济长远发展和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和有利位置”《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3页。。

其三,科技进步和创新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胡锦涛指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科学技术体系的内在演进,都在孕育重大科技突破。科技知识创新、传播、应用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相互促进和一体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正在深刻改变世界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7页。这轮以推动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为主要方向的科技进步潮流,深刻改变着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生产方式,创造出以知识为基础的新工艺、新服务、新产业、新市场,使知识的生产和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乃至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方式,知识创新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胡锦涛强调,“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日益突出”,“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前途”《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6、747页。。

综上所述,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关节点上,新老矛盾并存,内外因素交织,面临困难的复杂程度今非昔比,世所罕见,不从根本上转变传统发展方式就难以继续前进,甚至有可能再次落伍。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必须适应发展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发展中存在的深层次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在这种现实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总思路和基本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和体现科学发展观内在要求的重大战略思想,既总结了我国现代化建设长期实践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经验,又反映着我国现阶段发展的客观实际,包含丰富的思想内容和实践要求。我们体会,学习领会这一战略思想,重点在于掌握其总思路和基本要求。

(一)实现“三个转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思路。

党的十七大在提出这一战略思想时就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概念的基本内涵做出了明确阐述,指出要促进经济增长实现“三个转变”。这“三个转变”实际上涉及的是影响经济发展全局的三个重大结构性问题,即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带动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和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投入结构。调整优化经济增长中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的总体思路。

第一个转变要求的是调整优化需求结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个需求要素分别是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者被形象地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一国经济的总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出口属于外需,内需又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是所谓需求结构。需求结构是否均衡,对一国国民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至关重要。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也积累了需求结构不合理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内需拉动不足;内需过多依赖投资,消费拉动不足。这种状况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风险不断加大,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国民经济难以实现良性循环,甚至可能导致宏观经济大起大落。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7-18页。

调整需求结构,就是要处理好外需与内需、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胡锦涛指出,处理好这两个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参见胡锦涛2006年12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消费率持续偏低不仅造成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而且是影响扩大内需的重要因素。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胡锦涛进一步指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重大举措,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参见胡锦涛2009年9月在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扩大消费需求,要以增加居民消费特别是农民消费作为重点;要稳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低收入群众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要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扩大消费提供制度保障;要努力拓宽消费领域,改善消费环境,合理引导消费行为,促进消费结构升级,既要挖掘物质消费潜力,也要扩大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和多层次的消费需求,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提高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措施相互协调、共同作用。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尽管从长远看扩大消费空间很大,但近期内大幅度扩大消费仍存在相当难度,需要做出长期艰苦努力。

投资率过高的状况需要改变,但投资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我国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投资需求还有较大增长空间。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在保持投资合理增长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把握好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鼓励民间投资,特别是努力解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突出问题,继续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关于外需,胡锦涛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的基础上,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内需和外需将共同构成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实现两者有效互补,对推动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增加居民收入十分重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80页。内需与外需之间这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决定了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必须坚持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协调发展,不可偏废,应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和经济条件灵活妥善处理两者关系。特别是在全球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外需急剧收缩情况下,更要坚持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国内市场并举,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稳定外需,努力保持我国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胡锦涛指出,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变化,“单纯靠量的扩张来推动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已难以为继,”《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67页。必须把握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点,加快推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走以质取胜、集约化、多元化的发展路子。

第二个转变要求的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关于生产的结构,主要是指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层次。不同的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整体效益,从而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多年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第二产业来带动的,这在工业化初期有其合理性。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全球性产业结构调整大趋势,这种工业而且主要是传统制造业一马当先、农业不稳、服务业严重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就突出显露出来。投资率长期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社会就业压力加大、增长方式粗放等等,都与产业结构不合理直接相关。这种状况严重危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必须“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页。胡锦涛指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和主要内容。”《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8页。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就是要适应需求结构变化趋势,优化三次产业结构,完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

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解决一产不稳问题,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特别是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业技术集成化、劳动过程机械化、生产经营信息化;深刻认识与发展现代农业要求不相适应的农户土地小规模分散经营存在的问题,“推动家庭经营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推动统一经营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和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体系的方向转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62页。

促进工业由大变强,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相融合,瞄准国际产业链高端,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积极发展先进装备制造业,逐步形成新型产业集群,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找准国际产业发展新方向,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早日形成适应国际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先进生产能力。

解决三产不足问题,就要全面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胡锦涛明确要求,“把发展服务业作为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突破口”,《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9页。尽快扭转其发展长期滞后的局面。发展服务业,要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把促进工业由大变强与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结合起来,坚持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并举、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并重,努力构建充满活力、特色突出、优势互补的服务业发展格局,充分发挥服务业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

第三个转变要求的是调整优化要素投入结构。经济增长直接取决于要素的投入。推动增长的要素主要包括物质资源及其资本形态,劳动者素质,科技贡献和管理效率。要素投入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方式和质量。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物质资源投入而其他生产要素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推动作用,这种不合理的要素投入结构也是我国经济处于粗放型增长状态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不及时改变,靠消耗越来越多的物质资源支撑经济增长,将使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产业结构日益低端化,导致可持续发展能力下降。胡锦涛指出,无论从我国面临的能源资源约束增强和维护经济安全的形势看,还是从国际科技竞争加剧和知识产权保护强化的趋势看,我国已经到了必须更多依靠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参见胡锦涛2005年11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因此,要切实“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8页。

提高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和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一个需要长期努力的系统工程。在这方面,大幅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中心环节。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坚持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向,靠科技进步和创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科技问题,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要在全社会树立起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人力资源能力建设,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努力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的创新人才。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广泛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努力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与此同时,要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技术,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为主转变。

这三个重大结构性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是现阶段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要矛盾,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其他许多问题或与此有关、或由此派生,抓住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抓住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环节,为解决其他各种矛盾和问题指明了方向、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推动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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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到“五个坚持”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要求。

党中央在明确“三个转变”总思路的基础上,还进一步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个坚持”的基本要求,这也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涵。

第一,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胡锦涛指出,当前,经济结构不合理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诸多问题的主要症结。他认为,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分别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城乡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农村发展严重滞后于城市,城镇化水平低,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存在的问题是,区域经济总量差距仍在扩大,区域生产力布局不合理,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保护和补偿不足等。《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6-458页。

这是一些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深层次问题,解决起来难度很大,要求也很紧迫。按照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这“三个转变”的方向和要求调整经济结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只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实现了重大突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调整经济结构问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胡锦涛强调指出,“调整经济结构,对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决定性意义,也是提升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赢得国际经济竞争主动权的根本途径。”《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5-456页。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规定,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75页。。

胡锦涛指出,“经济结构总是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6页。从我国当前实际出发,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主要面临三方面重要任务。其一,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分配秩序,为扩大内需、增强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创造条件。其二,加快调整城乡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促进城乡之间实现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发挥城镇化在促进城乡结构调整、释放内需潜力方面的战略作用,加快推进城镇化,提升其发展质量和水平,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其三,加快调整区域经济结构和国土开发空间结构,把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核心,把建立体现区域特色和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系作为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关键,把形成区域经济优势互补、良性互动的机制作为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的保障,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区定位清晰和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开发格局,全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第二,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日益突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资源和主要驱动力。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决定了其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和前途。只有在科技进步和创新方面持续走在前面,才能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把握先机、赢得主动。在这种背景下,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纷纷利用其在经济科技方面的传统优势抓紧战略筹划、加大科技投入,推进先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抢占国际经济科技竞争制高点,这种趋势对我国发展形成巨大压力。

推动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尽管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和自主创新能力有了较大进步,但我国在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诸如经济结构不合理、产业水平不高、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等突出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科技进步和创新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造成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产业优化升级,缓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等等,需要在许多方面做出努力,但“最根本的是要靠科技的力量,最关键的是要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47页。。离开坚实的科学基础和持久有力的技术支撑,就难以突破解决这些问题的“科技瓶颈”。胡锦涛反复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键在自主创新,参见胡锦涛2007年11月在内蒙古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根本出路在自主创新”,《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60页。讲的都是这个意思。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把这些思想提炼升华,明确概括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75页。

在科技知识创新、传播、应用的规模和速度不断提高,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社会进步相互促进和一体化发展趋势更加明显的形势下,发挥好这种支撑作用,对科技进步和创新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一方面,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真正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科技与经济更紧密结合,科技进步和创新要瞄准世界产业发展前沿,下大气力解决影响我国未来发展的重大科学和关键技术问题,重点突破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着力突破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着力解决关系民生的重大科技问题,推动我国经济实现绿色智能可持续发展。

第三,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社会事业、保障和改善民生,体现党的宗旨和发展目的,是抓住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根本要求。长期以来,相对于经济发展,我国社会发展明显滞后。在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只有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共同富裕,经济发展才有持久的动力,社会进步才有牢固的基础,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社会发展特别是民生领域工作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密切相关。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发展公益性社会服务、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覆盖率等等,都是调整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势在必行的重大举措。胡锦涛指出,“发展社会事业、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既是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也是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没有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协调,没有相应的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相配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难以实现。”《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75页。这就要求我们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更加自觉地“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75页。

这一重要论述贯通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两大领域,指明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正确方向和实现途径。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谋发展、促转变,要求我们既高度重视通过提高效率来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发展,又高度重视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促进社会和谐,着力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推动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妥善处理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相互促进,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相互适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发展公益性社会服务,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社会建设对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作用,使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真正成为造福人民、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

第四,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关系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既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也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共同趋势。多年来,为缓解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形成的瓶颈制约,我国做出了很大努力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然面临着极其艰巨繁重的任务。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涉及生产、消费、流通、建设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是一项基础性、综合性战略任务。抓住这项战略任务,推动重点突破,不仅可以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而且有助于带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他有关工作扎实展开。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9页。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求,“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76页。胡锦涛在谈到生态环境保护问题时还特别指出,这“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还是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63页。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要以节能减排为重点,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落实节约优先战略,加强资源能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把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作为约束性指标,抑制高耗能产业过快增长,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的落后产能。要以解决饮用水安全和空气、土壤污染等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还要进一步完善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和政策,制订和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市场准入标准、强制性能效标准、环保标准以及价格、财税、金融等方面的激励政策,增强其可操作性,加大惩戒力度,逐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同时广泛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真正认识到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念。

第五,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我国经济建设三十多年来取得的一切伟大成就都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强力推动。适应经济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和客观需要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解决前进道路上一系列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前所未遇的大量新问题,唯一出路还是坚持改革开放。

经济全球化、市场化趋势深入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面临的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对这种新趋势的不适应、不符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领域一场深刻变革,既涉及生产力也涉及生产关系,集中表现为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体制机制不适应,就难以按规律合理配置需求要素、产业要素和投入要素,也严重阻滞解决经济结构、科技进步、改善民生、节能减排等诸多重点难点问题。胡锦涛深刻指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但最大症结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如果没有体制上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69页。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有力保障和强大动力。实际上,对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在党的十七大上就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紧密联系在一起,作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的关键,要求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4页。“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76页。反映了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新认识。

在这方面,总的要求是坚定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深入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重点是大力推进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尤其要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城市规划、土地供给、环保约束、财税分配、民生保障、舆论引导等方面,积极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相关政策配套。大方向是以更加完善的体制机制和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形成有力的制度约束和明确的利益导向,营造一种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环境和社会条件。

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工作中,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起着重要作用。他们的自觉性、主动性高低取决于政绩观正确与否。树立符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求的政绩观,要靠教育,也要靠政绩导向。胡锦涛明确指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推动科学发展,正确的政绩导向是关键。”《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286页。他要求以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为抓手,改革创新干部考核评价机制,以正确的政绩导向引导广大干部朝着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建功立业。

通过进一步改革开放,突破迟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瓶颈”,从制度安排入手,围绕形成正确利益导向和正确政绩导向进行创新,就能形成一股巨大合力,引导并推动全社会自觉主动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从“三个转变”到“五个坚持”,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来说,既是形成的历史过程,也是内涵的逻辑展开。作为总思路,“三个转变”指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总方向,是这一战略思想的基本内涵。作为基本要求,“五个坚持”以“三个转变”为导向,是实现“三个转变”的主要途径和基本方式,是这一战略思想的重要内容。“五个坚持”进一步明确了五个主要方面工作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地位和作用。总之,“三个转变”要通过“五个坚持”落到实处,“五个坚持”要围绕“三个转变”以保持明确方向。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

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科学内涵和根本要求,是科学发展观理论基本成熟的主要标志。十七大后,我们党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继续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是这一进程最为显著的成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和重大战略思想,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概念体系和逻辑结构,但从整体上看,它是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着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一,这一战略思想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产生的。十六大以来,在科学发展观形成并付诸实践过程中,我们党对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的认识不断深化,对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做出了深刻分析,并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许多重要思路和重大举措,如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积累了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丰富经验。党的十七大对科学发展观的系统阐述实际上就是对这些经验的高度理论概括,这些经验也同时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得以形成的思想基础。这一战略思想的许多重要内容,都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对这些重要思路和重大举措加以整合概括、继承创新而形成的。胡锦涛揭示了这一战略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在精神实质上的内在一致性,他明确指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会”。《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6页。

其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科学发展观集中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的指导作用。在科学发展观形成之初,胡锦涛就提出了“努力把科学发展观的认识成果转化为促进发展的科学思路”《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2页。的明确要求。这就是说,科学发展的理念需要在指导发展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具体化和深化。发展首先是发展经济,重点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说到底是传统经济发展方式不完全符合规律、发展理念相对落后造成的。因此,在经济工作中形成科学发展思路,具体说来就是要“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发展方式”。《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7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实现上述转化的必然产物。这一战略思想以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为根本依据,以优化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和要素投入结构为基本方向,以调整经济结构、推动科技进步、保障改善民生、建设“两型社会”和深化改革开放为工作重点,用一整套切实体现科学发展观精神实质、科学内涵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部署,为我们解决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指出了明确方向和正确途径。这一战略思想蕴含的丰富内容和具体要求,使其成为科学发展理念与科学发展实践紧密联系、相互转化的结合点,对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紧迫现实意义。胡锦涛因此强调,“我们必须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455页。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揭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明确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新特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75页。

其三,这一战略思想丰富并深化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战略思想作为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形成后,其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又成为一种认识工具,推动着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和深化。党的十七大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来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在这个新起点上,发展的内外环境急剧深刻变化,发展进程相继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新特征。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世界经济增长格局、增长模式面临深度调整,也进一步暴露出我国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的增长格局以及外延型扩张模式的不适应性。这一切错综交织在一起,使我国在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后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许多新的规律性现象。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与我国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不期而遇,既增加了解决问题的压力和难度,也为我们党以更开阔的视野深入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提供了条件。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我们从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深入分析危机的原因,对国际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对我国经济运行长期积累的矛盾和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有了更深刻明确的认识;同时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总结在复杂经济环境中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经验,从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形成了通过“五个坚持”切实推动“三个转变”的总体思路和战略部署。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实际上成了这一时期我们党探索现代化建设规律的重要途径和载体。由此形成的一系列重要认识和重大举措,把握了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要求,也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丰富和深化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内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具有长久的指导作用。

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975页。实现这一转变,触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体制机制的各个环节乃至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的利益格局。这场具有革命意义的调整和转变,不仅要求坚决扬弃许多习以为常并曾确有成效的过时做法,而且要求通过创新形成一整套符合客观实际体现科学发展方向的方式方法,是经济发展方式一种脱胎换骨式的自我更新。加快推进这一转变进程,才能长期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础,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在经济顺利转型中再迈上一个新台阶。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关键要在“加快”上下功夫、见实效;这同时也是一场持久战,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必须经过长期不懈努力,进行大量深入细致艰苦的工作。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思想为指导。全面准确理解这个由一系列重要判断、重要观点和重大举措构成的理论体系,需要进行长期系统深入的学习研究。本文只是一个初步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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