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科学发展观具有丰富的思想理论来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是科学发展观产生的主要实践基础。同时，作为一种以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为认识对象的科学理论，科学发展观还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理论来源。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在形成发展中，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继承发展了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系统总结了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多年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教训，吸取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精华。

一、继承发展我们党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不同领域和层面，深刻论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形成了关于发展问题系统而丰富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历史发展进步，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价值追求；搞好发展，既要重视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变革，也要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变革。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根本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相继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关于科学发展的思想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这在经济文化相当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的中国，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艰辛探索中提出了许多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科学发展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强调，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制定发展计划，“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2页。借鉴别国经验时要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他明确指出，“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4页。

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页。共产党执政后“就是要搞生产。”“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页。

搞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这是主要的、基本的，是起领导作用的经济法则。”参见《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89页。生产与需要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7页。在各种资源都紧缺的情况下搞大规模经济建设，尤其需要按照这一规律要求，处理好发展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吃饭是第一件大事。”《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9页。“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页。这既是党的根本宗旨也是群众路线的要求。总之，搞建设“一定要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4页。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取得的丰富成果集中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著作中。他高度重视农业、农民问题，指出，“我国有五亿多农业人口，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19页。要使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41页。处理好农、轻、重关系。他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要处理好沿海和内地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出，“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页。他重视经济中的综合平衡，多次强调“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3页。“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0页。人类生产活动是改造自然的活动，经济工作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毛泽东深刻指出，“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2页。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一个重要方面是人“要有计划地生育。”《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970页。他认为，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大国搞建设，必须勤俭办一切事业，“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47页。搞建设，“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尽可能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61页。“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4-125页。他重视科技的重要作用，认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1页。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不光是搞经济，“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5页。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逐步深化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我国人口众多经济落后，建设实践中每时每刻都会遇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和诸多矛盾。毛泽东对我们党处理这类问题的经验作出了精辟概括，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28页。他认为，这一方针非常重要，“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80页。

毛泽东关于科学发展的论述还有很多。尽管这个时期中国发展的基础条件、面对的问题与今天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上述有些重要观点也因种种原因没能付诸实践，但毛泽东关于发展的这些重要思想，反映了对科学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今天推动科学发展仍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我国发展涉及的一系列根本性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中国要发展，首先要解决思想僵化问题。新时期一开始，邓小平就尖锐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他领导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指出，“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4页。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必然要求对中国发展、搞现代化建设的国内国际实际情况作出清醒准确的判断。邓小平把国内的实际概括为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他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不能离开这个现实，超越阶段采取“左”的办法，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有深刻教训。依据对我国国情特点的认识，邓小平对我国社会所处发展阶段作出了一个重大判断，“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他明确要求，思考我国的发展问题，“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考虑国内发展问题离不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去一段时期内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由于过分担心，怕冒险，没有把经济建设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来抓。邓小平从实际出发，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观察，依据对两个超级大国彼此制约、战略部署相继受挫、世界和平力量增长、经济和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等各方面的仔细分析，他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7页。据此作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世界两大问题、“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3页。的科学判断，为我国的发展，既指出了历史性机遇，又打消了后顾之忧。

在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的基础、历史和所处环境等都有许多不同。邓小平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根据这个总思路和总要求，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对原定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部署作出重大调整，从国情出发，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制定了分“三步走”逐步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这就是：“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1页。小康，是“三步走”发展战略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按邓小平的规划，小康，就是以198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基数，到20世纪末，在翻一番走完第一步实现温饱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1页。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达到小康的战略意义，不仅是使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国家总的力量有所增强，“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7页。为今后继续发展直至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打下一个坚实基础。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种种模糊和混乱认识，更有“四人帮”“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错误思潮，这些严重阻碍着中国的发展。邓小平针锋相对地指出，“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批驳错误认识的过程中，他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形成新的科学认识，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根据这种理解，他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8页。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我们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历史性转变，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邓小平特别强调，“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6页。“顽固”一点，毫不动摇。总之，“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6页。

邓小平深刻地看到，“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8页。他明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实行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对这个问题，邓小平在探索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8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他反复强调，“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78页。“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6页。“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7页。

邓小平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建设规律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的著名论断，并精辟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0页。因此，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页。邓小平认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等等。他提出了一系列“两手抓”的战略方针，以实现全面发展。如“搞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改革开放有两只手，不要只用一只手，改革是一只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一只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述专题摘编》（新编本），第329页。等等。在推动发展中，邓小平非常重视经济增长速度问题，同时，他也强调要争取“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7页。认为，“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邓小平高度重视农业，一再提醒全党，“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为逐步有效解决我国区域发展差距问题，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他认为，到20世纪末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了。参见《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356-1357页。邓小平高度重视社会稳定问题，他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4页。

邓小平始终认为，推动中国发展，实现现代化，最根本的力量是广大人民群众。他多次强调指出，“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2页。他同时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在领导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他始终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来强调，要求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改革开放之初，他就提出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个有利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大政策，他指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他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综上所述，邓小平理论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推动中国科学发展的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思路和许多重大观点、命题，有些直接依据或来自这些思想，有些是在解决邓小平已经提出但没来得及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邓小平的科学发展思想。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苏东剧变、两极格局解体、冷战的结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科技进步迅猛发展；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相继实现现代化前两步战略目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过程中，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适应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变化，江泽民对推动科学发展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思想。

在长期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基础上，江泽民领导我们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他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226页。他强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加强宏观调控，都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两者缺一不可”。《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67页。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我国发展的体制条件的根本转变。

在长期发展中，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也显现出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江泽民指出，“发展经济不能只靠增加投资、扩大规模、铺摊子、上项目等外延方式发展新的生产能力。”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6页。，“必须更新发展思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62页。“真正走出一条速度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的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子。”《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8-19页。

江泽民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深层次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不合理，地区发展不协调，城镇化水平低”，《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19页。等等。他提出了新世纪之初我国经济发展的“大思路”，即“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18页。“实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119页。

到上世纪末，江泽民审时度势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855页。他进一步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73页。的思想，指出，“要从全国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着眼于地区优势的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把东中西各地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421页。

江泽民敏锐把握“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29页。的世界发展新格局，及时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这一战略，必须“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28页。他指出，“科技创新越来越成为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标志”，《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92页。“人才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7页。他提出，中国要顺应科技进步潮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545页。

江泽民指出，我国人口多，资源相对不足，“在发展进程中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绝不能走人口增长失控、过度消耗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发展道路”。《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61页。他认为，“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把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始终作为一件大事来抓”。《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532页。“实现可待续发展，核心的问题是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努力开创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462页。

江泽民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认为这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他指出，“建国初期实行依靠农业积累发展工业的战略是必要的。现在条件不同了，应该调整结构，包括调整基本建设投资、财政预算内资金、信贷资金结构。宁肯暂时少上几个工业项目，也要保证农业发展的紧迫需要。”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44页。“农业是社会效益大而比较效益低的产业，光靠市场调节不行，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加以扶持和保护”，“逐步形成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以工带农的机制。”《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129-130页。他强调，“城乡差距大，农业人口多，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发展小城镇是个大战略”，《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38页。有利于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

江泽民反复强调，中国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全面，就是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431页。就是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两个文明都搞好”；《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58页。就是“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294-295页。他明确指出，“经济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但它不是孤立进行的。在集中力量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102页。

这一时期中国发展外部环境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江泽民明确指出，“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国家也回避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只有“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有利条件和机遇。”《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01页。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趋利避害，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和国际环境的新变化，他认为，我们的对外开放不能仅限于“引进来”，“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大战略。‘走出去’和‘引进来’，是对外开放政策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实施这样的开放战略，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好国外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519页。

江泽民始终认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7页。在市场取向的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关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415页。针对这些新情况，他突出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都要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92页。认为，“社会保障，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425页。并要求“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70页。他指出，“要认真研究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向，特别要注意在深化改革中由于要进一步进行利益格局、利益关系的必要调整而可能引发的新问题、新矛盾”。《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第220页。“改革越深化，越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262页。处理这些问题，“基本的原则应该是，从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431-1432页。“我们做工作，必须做到统筹兼顾。”《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07页。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这十三年间，我国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推动科学发展面对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在这十三年中已经渐次出现，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的发展新思路在这十三年中也开始逐步酝酿初显。江泽民对科学发展的思考与探索，无论在时代特征、实践基础、发展阶段还是在主要任务、基本思路、发展动力、发展道路、发展目的、发展保障等方面，都与科学发展观非常接近，后者对前者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也最为直接和明显。

总之，正如胡锦涛指出的那样，“科学发展观，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0页。

二、吸取国外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民族优秀文化传统。

胡锦涛在谈到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时，还提到这与“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850页。和“借鉴国外发展经验”《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0页。有关。

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一部分。其间总有一些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存在。例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一千美元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关键时期，就是一个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历程中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在我国发展达到相应水平时，根据这种国际经验，从我国实际出发，及时制定并切实采取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措施，就是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一个成功范例。

就思想性而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兴起的两股相似思潮，与科学发展观形成中借鉴的国际发展经验有更多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恢复重建、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在这种努力中，尽快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成为一种普遍的共识，国内生产总值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尺。这种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对促进战后经济的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带来诸多严重问题。经过战后几十年发展，人们开始对这种发展观进行反思。可以依据其侧重点不同，把这种反思归纳为两股潮流。

60年代初，美国女生物学家莱切尔·卡逊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对杀虫剂破坏大自然、危害生命的行径进行了尖锐的谴责，从而现实地提出了人类如何同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向人类敲响警钟：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和资源是有限的，地球消化吸纳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经济增长必须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环境大会，会议发表的《人类环境宣言》，主张将发展看做是追求社会要素和谐平衡的过程，注重人和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呼吁人类保护和改善环境。到80年代，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首次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作为协调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提了出来，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二十一世纪行动议程》，呼吁各国摒弃传统的以大量消耗能源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而代之以人口、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几乎与此同时，同样作为对传统发展观反思的结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把人的发展作为发展观的一个中心问题提了出来。随后，一些学者和国际组织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强调发展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的福祉。1983年，法国经济学家佩鲁出版了《新发展观》一书。此书是作者应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基多“研究综合发展观”专家会议要求而撰写的。佩鲁认为，增长是一个有用的概念，但各国如果把它作为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理解，就可能会造成惊人的混乱。增长概念只突出了经济现象，缺乏对“发展目标”的深入思考和价值判断。增长没有考虑过增长的目的是什么，增长是为什么人的，是为了某些人还是为了所有的人；对于危害人或毁灭人的可能性问题，也不在增长观的考虑范围之内。佩鲁还认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毁灭”了他们所不能取代的文化价值和道德价值，把增长只看作是由资本、价格、供需等自发调节的结果，造成了经济与文化的对立，导致了人对物的贪恋，实用主义盛行，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泛滥。他希望人们必须注意无发展增长所具有的危险，强调真正的发展必须是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全面协调共进。为了一切人和完整的人的发展应是各国发展的中心目标，这也是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行和保持稳定的关键之一。他据此提出了“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以人为中心的”、“关注文化价值的”新发展理论。联合国1986年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强调：“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

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诸如此类的“新发展观”，一方面产生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难免带有狭隘的“西方中心论”痕迹，未必完全适用；另一方面，这些新发展理论，是发达国家对自身工业化、现代化模式固有弊端的反思，特别是其中关于人在发展中的地位、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考，对重“物”轻“人”、“有增长无发展”的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对正在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有着前车之鉴的作用。

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在形成中，遵循邓小平“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的精神，以开放的视野和包容的胸怀，批判地吸取了这些思想中的精华。

科学发展观在形成中，不仅借鉴国外发展经验，还有着深厚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底蕴，“是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428页。胡锦涛指出，“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社会和谐、与时俱进、和平发展等思想，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428页。他把这种优秀传统文化渊源归纳为“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第429-430页。揭示科学发展的理念与绵延五千年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给古老的文化注入了时代活力，更加彰显了科学发展观丰富的文化内涵和高远的价值取向。

科学发展观深邃而广袤的思想理论来源，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关系，使其远远超越了一般发展理论的境界，体现着这个时代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高度。科学发展观走在时代前列，既展现出认识真理的力量，又放射出追求理想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