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科学发展观是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立足基本国情提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版），第544页。对科学发展观来说，这种“需要”产生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

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呼唤新的发展思路。

200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原定翻两番实现小康的目标。党的十六大庄严宣告，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在此基础上，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在21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4页。

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道路上必须完成的又一次巨大历史性跨越。把一个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建设成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要求和崭新课题。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5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推进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是小康概念应有之义。但在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是当务之急的发展阶段，我们党和国家虽然在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方面做了大量努力，也取得了可观成绩，却不可能正式提出这样的目标。现在，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后及时提出全面发展的要求，不仅具备了基本条件因而成为现实可能，而且事实上更成为继续推进发展日益紧迫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这个目标，并把它作为全党为之奋斗的行动纲领，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新认识。

在二十年“奔小康”的过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经济长期快速发展的奇迹，积累了丰富经验。但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我们面前还有许多未知或知之不多的领域，需要去认识，探索其规律。例如，怎样做到十六大提出的上述“六个更加”，如何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适应各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全面促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方面建设，如何在这一进程中使各方面事业相互支撑、协调推进以实现全面发展，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都缺乏现成的经验和既定的模式可供依循。因此，十六大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时就明确要求，“发展要有新思路”《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6页。。新的发展要求，呼唤着新的理论产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要求，实质上就是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内在规律实现科学发展的要求。这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要求。

二、处于关键时期的改革发展推动理论创新。

以党的十六大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我国发展具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质技术基础、体制基础和其他各方面条件：经济总体实力大幅提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科技教育具有一定基础；社会政治保持长期稳定；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发展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但正如邓小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曾预见到的那样，“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而且“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第1364页。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进程后，确实有大量突出矛盾和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比如，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尖锐资源环境矛盾。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科技进步贡献率很低，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投资规模、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来支撑。我国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本来就不高，而我国单位产出的能源资源消耗水平却明显高于世界水平。如我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而单位产出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四倍。诸如此类的状况，不仅过度消耗了有限的能源资源，而且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污染，这在某些方面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随着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和规模不断扩大，发展受到的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大。长此以往，能源资源将难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工业化、现代化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无从实现。

比如，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农业基础脆弱、产业技术水平不高、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投资消费比例失衡，严重阻碍着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提高。同时，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从1978年到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247比1上升为324比1；从1980年到2002年，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70%下降到59%，西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到东部地区的40%。这不仅是严重的经济问题，制约着经济协调发展，也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影响着社会和谐稳定。特别是“三农”问题最为突出。尽管农村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村各项事业发展落后，农民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拖整个国民经济后腿的薄弱环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比如，生产力发展面临着许多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我国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得到较充分发挥，但这一体制还不完善。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一再出现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片面追求速度等现象，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要促使经济走上长期良性发展轨道，根本消除引发经济大起大落的根源，必须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注意克服市场本身的缺陷，在自觉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而建立保障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发展的一整套体制机制，又势必触及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难题。

又比如，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的矛盾。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存在着“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问题暴露得更加突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提供必需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各方面条件；社会就业、社会保障、社会公平、社会秩序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参与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我国社会组织、就业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加快，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加，这给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带来大量新情况新问题，社会管理的任务远比过去复杂和繁重得多，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管理体制的建设和创新。社会建设长期滞后，已经严重制约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又比如，人民内部矛盾易发多发。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利益主体多样化，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加大，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提高并更趋多样化；另一方面，在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收费、医疗卫生、居民住房、食品安全、司法公正、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也遗留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群众基本生产生活存在很大困难。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拉大和复杂化，使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出易发多发的态势。而消极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又往往在企业改制、土地征用、城市拆迁、环境污染、工程建设、劳资纠纷等难点热点问题上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引起群众不满和抱怨。凡此种种，使得一个时期内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再比如，在发展和改革进程中，人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政治参与意识和公平意识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进一步实现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同时，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多样和旺盛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些领域的发展跟不上社会进步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也给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带来种种困扰，直接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

诸如此类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些是长期发展积累下来的，有些是在发展进程中新出现的；有些要靠长期不懈努力才能逐步解决，有些必须立即着手下大力气抓紧解决；它们都触及中国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制约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按照十六大确定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202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000美元。许多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之所以“关键”，是因为这个时期既是“发展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搞得好，举措得当，就能在这个基础上促进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功的例子。搞不好，应对失误，就会出现贫富悬殊、失业人口增多、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尖锐矛盾和问题，使经济徘徊不前，社会长期动荡，甚至出现大的倒退。拉美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积累了惨痛的教训。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始，我国发展实际上也进入了这样一个关键时期。我们这时遇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与曾处在这一发展阶段的许多国家有类似之处。要避免重蹈覆辙，就必须对这些矛盾和问题高度重视并切实加以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实际上就是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过程。

胡锦涛多次明确指出，“为更好地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我们提出要全面贯彻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人民日报》2006年11月17日。“我们提出科学发展观，就是为了更好地解决改革发展关键时期遇到的各种问题”。《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309页。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理念和许多重大观点，都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针对解决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源源不断的思想养分和发展动力。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是在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的。从上世纪末两极格局解体以来，世界开始进入了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经过长期曲折发展，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革命加速推进，全球和区域各个领域各种形式的合作交流空前扩大，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这个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中国抓住上一轮经济上行周期和加入世贸组织的历史机遇，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国际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升级转移加快的浪潮中，大幅提升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的大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日益紧密，相互联系明显增强。中国发展对世界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不断提高，中国选择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开始对世界经济产生着重大影响；同时，中国经济对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国际环境发展变化对中国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也不断增大。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与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

这样的时代潮流，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使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处在一种复杂易变、充满机遇和风险的外部环境中，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无论是处理国内还是国际问题，都必须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站在国内大局与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统筹考虑我国发展的根本利益和全球发展的共同利益。科学发展观产生于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绝非偶然。

例如，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是这个时代全球发展面临的诸多难题和挑战中各国普遍关注、激烈较量的焦点之一。“如何在保持经济增长、满足人民合理需求的同时，防止气候变化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环境，对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关系到我们的共同未来。”《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1076页。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的事，也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所能办到，必须开展广泛的国际合作。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只能通过推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来解决。解决问题的途径不能靠强权霸权，只能是平等协商。可以说，当今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都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发展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的共同利益是吻合的。中国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把发展建立在提高质量、优化结构、增加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这既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也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愿望和追求。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在“顺应时代潮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428页。。

总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我国发展的国内国际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推进各项工作，迫切要求我们党对新世纪新阶段的国情做出清醒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这是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

三、深刻认识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依据。

十六大闭幕不久，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胡锦涛就及时告诫全党，“要清醒认识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2页。以后他又反复重申并多次强调这一点，指出，“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一定要坚持从基本国情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30页。这是党中央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国情作出的基本判断，也是在进一步分析和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和新情况新问题时贯彻始终的基本观点。

这些重大变化和新情况新问题发生在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出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个方面，涉及到国内国际，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完整、准确地把握基本国情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出现的种种复杂深刻变化，透过纷繁的现象抓住其本质和规律，对于形成新的发展思路、制定相应发展战略，至关重要。胡锦涛和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在领导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投入很大精力研究思考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概括。

2004年5月5日，胡锦涛在江苏考察工作时发表了《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发展的整个过程》的重要讲话，第一次从外部环境、经济结构、发展协调性、社会利益关系以及民主法制和社会思想观念等八个方面，对基本国情的具体表现作出系统阐述，揭示了改革发展关键时期我国国情的新特点。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的展开，我们党对这一时期国情特点的认识也不断深化。2005年10月，党中央召开十六届五中全会，制定“十一五”规划建议，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胡锦涛在11日全会二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使用了“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征”的表述概括国情出现的新变化。他把这些新变化归纳为十个方面的阶段性特征，并从发展来到更高起点和发展面临更大难度两个方面逐一对这些阶段性特征作出深刻分析。胡锦涛强调，“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结构调整加速，随着我国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凸显，社会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088页。他认为，“当前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情况和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客观反映。”《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6页。认识和把握国情，更重要的任务是准确认识我国发展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胡锦涛明确指出，“深入研究和把握这些阶段性特征，是我们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重要前提。”《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1088页。

对我国基本国情及其在新世纪新阶段具体表现形式的认识，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践、循环往复不断深化的过程。到党的十七大全面阐述科学发展观时，以此前的认识成果为基础，我们党形成了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国情科学、完整、准确的判断和分析。胡锦涛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但“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页。“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1页。这些特征主要表现在生产力水平、经济体制、人民生活、发展协调性、民主法制、思想观念、社会建设和管理、国际环境八个方面。十七大报告精辟阐述的阶段性特征思想，准确地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过去没有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是对我们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通过简略回顾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对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的认识过程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与对这些问题的新认识紧密相联，同步发展。完全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基本国情新特征的认识又构成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