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在安徽推“省委六条”促生产 邓小平拍案叫好

核心提示：1977年到1980年，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农村推行的一系列的决策可以说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万里曾用惊心动魄来回顾在安徽的那几年，离开安徽后他也时刻挂念农村的发展，几次回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

凤凰卫视4月21日《我的中国心》，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子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有一记广为流传的话叫做“要吃米，找万里”。邓小平也说过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而万里同志是立了大功的，1977年6月到1980年，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他在农村推行的一系列的决策可以说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万里在安徽的农村改革，是在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政治风险的情况下进行的，步履十分艰难，今天我们将要讲述的就是万里和中国农村改革的那段非常岁月。

邓小平派万里去安徽 称“好钢用在刀刃上”

解说：1977年6月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个年头，安徽第六任省委第一书记走马上任他就是万里，这时的万里已经61岁了，在常人看来已经到了颐养天年的年纪了，但对万里来说这是他人生另一个征程的开始。

陈廷一（《万里在安徽》作者）：他到安徽当省委书记的时候，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到湖北，一个是到安徽，可能中央在研究问题时候，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好钢用在刀刃上。

吴象（原万里秘书、农村经济学家）：他大概后来和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商量了，说万里是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你让他到湖北不出到安徽，当时安徽是个重要的老大难。

解说：文化大革命已使中国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山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全面整顿经济秩序是从“铁老大”晚点开始的。而万里就是由邓小平钦点出任的铁道部部长，在他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下，三个月显时效，半年出成绩，结束了“铁老大”迟到晚点，混乱不堪的管理局面。在邓小平看来要解决安徽的问题，非万里不可。

万伯翱（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长、万里长子）：安徽那因为是一个文革的重灾区，不仅是生产比较落后，而且由于打派仗，军队支左啊有很多问题，就说这个尤其在60年代这个自然灾害也好，这个由于我们的方针政策也好啊，这个饿死的人也不少。

陈永贵（大寨党支部书记）：庄稼倒了，我们一个一个给它扶起来，我们只要有人在，什么事情也能办。

解说：尽管此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但农业学大寨的政策方针，仍然是指导农村生产的唯一准则，这像个紧箍咒，牢牢地套住了农村发展的脚步。

吴象：一个县你各方面的工作，财贸、文教什么都要学大寨，计划生育也要学大寨，你说教育学大寨，大寨里没有几个中学生，大寨考上中学这方面的很差很差，怎么能都学大寨。我说的1977年6月万里去了，这是遇到这样一个安徽。

解说：就在万里到达安徽的当天，他就收到了一封信，信中有一个装有三颗子弹头的火柴盒，没有片段文字，很显然这是一封恐吓信。

周曰礼（原安徽省农委主任）：本来万里来的时候呢，他是集中精力清查这个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大概搞了一个多月，下面好多地方出去逃荒要饭的，有些县有些地区向省委去报告，要求调购粮食没有饭吃，所以万里就感觉到呢，安徽不光“四人帮”的问题，经济工作看来问题也很大。

解说：作为当时安徽省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周曰礼向万里汇报了文革以来安徽农村的残酷现实，全省有将近90%的生产队不能维持温饱，而成为了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的三靠县，其中有10%的队仍然在饥饿线上挣扎。

周曰礼：我给万里同志讲了，这个农民的这种消极怠工情绪啊，比工厂里罢工还厉害，万里听了以后啊很吃惊，他首先承认了他没搞过农业，他说看来啊这个我要拿出80%的精力来抓农业。

万伯翱：在我父亲那个书房兼办公室，就挂了一个鹰，这个是李苦禅老先生送给他的鹰，现在那幅画不知道到哪去了，这也说明老爷子这个志趣、志向，要鹰击长空，要搏斗。

解说：当时安徽的农村究竟是什么样子，这是万里迫切想要了解的。

陆学艺（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他对农村工作也并不熟，他一直是管什么城建，现在的建设部，北京市委，他是干这个的，所以他并不是，虽然是农村出身，他出来的时候也没种地，对不对。但是他看到老百姓这个事情，他就觉得这里面有问题。

陈廷一：万里刚到这个省委报到的第二天，就接到一个电话，这个电话来自上海，说我们有很多安徽的老乡，现在在这讨饭呢，现在这个收容站，大概我那个数字700多人吧，全国700多，但是安徽占了三分之二。

解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万里走访了大别山区和淮河两岸的农民百姓，深入到田间地头，详细了解农业生产的情况。他在安徽在职不足三年，却几乎跑遍了安徽的所有74个县市，行程8000公里。

万伯翱：老爷子视察几乎是单人匹马，就是一辆车，前头顶多有一个，有一个吉普车，就是也不让打招呼。

陈廷一：县委书记都过来迎接他说不要，他不是一大群，因为你弄一大帮人去那个风风火火去，下面人看了解不到情况。

吴象：6月到的，连着跑了三个月，在农村普遍考察以后，他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太穷了，太苦了，农村的老百姓太穷了，农民太苦了。

解说：在大别山区的金寨县，万里被眼前的景象深深地震撼了。

万伯翱：家里几乎就除了一个真是四壁徒空，就除了一个竹子的，竹翘的暖水瓶啊，有这么一点现代化的，所谓的现代化的标志以外其他都是，都没有。他那个视察到最贫困的，那个山区的农民的时候呢，结果到他这个家里呢，里头也黑乎乎的，也谈不到采光条件了，就是进去以后呢，就一个人出来了，慢慢腾腾的，那炕上还躺了三四个。

周曰礼：你们怎么现在8点快9点钟了，你们不上工干活啊，左讲右讲，老头子不吭声，最后旁边一个生产队长向老头子介绍，这是省委的万书记来看你了，怎么给你讲话你不搭理啊，老头一听万书记来了，一下站出来，身上一丝不挂，万里当时很吃惊。说你们两个小姑娘怎么也待在家里啊，生产队长讲她们也是没有裤子穿。

解说：万里在村子里转了一圈，他发现极度贫困的家庭在这里并不是个案，农民们普遍吃不饱穿不暖。

陈廷一：再一家这个老头吃的这个棉籽，当时棉籽可能你不太知道，就是轧棉，这个棉花那个籽啊，轧的油，连棉壳都吃下去，吃下去以后拉不下来，当时都有生命危险，就是这样没粮食吃，只能吃棉籽。

万伯翱：又视察了一家当时冬天，山区冬天也比较冷，哎，那小孩在这个灶，生火的那个灶火的那个，躲到烧完了饭以后，有一点柴火的温暖，在那躲着取暖，老爷子一看这种情况潸然泪下，说解放这么多年了，30年了，这个农民还这么穷困。

解说：万里越走脚步越沉重，每到一个村子满目疮痍的景象，都让万里感到无比的伤感。

万伯翱：他感到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是很有责任的，是这个对不起这些贫下中农，老爷子就下令，实际上就开仓济民，就是说这个实际上你要说赈灾也可以，反正是，就大家一人发五斤白面，一定得让大家过上一个年，吃上个饺子，吃上个白面的馒头。

周曰礼：过去的话山区的老百姓对我们的革命贡献太大了，老娘送儿子，媳妇送丈夫，对吧，万里怎么讲呢？我们现在一些干部啊，把老娘都忘了。

解说：万里是农民出身，从小就在穷苦家庭长大，他对农民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每当看到农民所遭遇的疾苦，他都会有着切肤之痛。

万伯翱：我父亲也是穷苦出身，我父亲上学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揭不开锅，家里不冒烟，一看今天中午没做饭，就到我姑奶奶家，我叫姑奶奶就是我爸的姑姑家，找一个菜团子就上学了，拾人家大车丢下来的麦穗啊，攒起来几麻袋，就一粒一粒捡起来，还有人家刨过的红薯啊，人家挖过的花生啊，再刨一遍里头还剩下的，所以我们这个穷苦出身，也坚定了我父亲就是爱农民，要为农民说话，要为农民办事这样的决心。

万里推“省委六条”促生产 邓小平拍案叫好

解说：1977年9月在万里的指示下，周曰礼召集各地市农村政策研究室的负责人召开了一次座谈会，讨论当前农村的突出矛盾和解决办法，集体起草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草案》，即著名的省委六条。

吴象：这个中心的内容呢，是不能搞那些花架子，中心以生产为宗旨，就是你农村里面不要搞别的，你就是要好好的农业生产，同时呢，提出来要给生产队充分的自主权，这个以生产为中心，就把许多干部吓了一跳。生产的问题怎么成了中心。

解说：简单的几条规定，不仅让地方干部感到紧张，同样也触动了中央高层的神经，当时的副总理陈永贵曾经说，“省委六条”是“条条都在否定大寨”，来自中央的阻力已经如此强烈，万里却选择了睁只眼闭只眼。

吴象：3月份就开一个学大寨普及会、座谈会，普及大寨县的座谈会，因为现在普及大寨县普及不了，这个有一些阻力，他还是要按那一套收自留地，这个大批判啊，这个。按这个规格要省委第一书记去，万里就不去。

万伯翱：老爷子对这种极左的形式，这种口号式的东西，不务实的，不是实事求是的东西是很反感的，但是当时既然是，是吧，有命令，北京有命令，中央首长还有所指示，就说这个情况下呢，老爷子也不能说不屑一顾。

吴象：告诉那个赵守一省委书记，他说我不去，你去，去开会。你开会呢带耳朵别说话，你反大寨咱们不敢，学大寨我们实在学不起按那套学，你反正你去开会，你去听，听了回来也不用传达，我们还按我们的六条办。

解说：《人民日报》曾经以头版显着位置，发表题为《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的文章，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随后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看到了安徽省委的《六条》，当即给予了热情的肯定。

周曰礼：邓小平看到这个六条以后啊，拍案叫好，邓小平就把安徽六条，亲手交一份给赵紫阳。

解说：1978年9月刚刚因为省委六条的传达而有所复苏的安徽农村，突然之间又陷入了绝境，这一年安徽省从春季就出现了旱情，连续九个月没有下过透雨，全省夏粮全部减产，瘟疫流行。

吴象：百年未遇的大旱，到了六七月份啊，这个长江、淮河的支流都断流，因此呢这时候万里在常委会上研究这怎么办，万里提出一个主张，就是说减产，那时候减产已经成了定局了，到了8月份。减产已经成了定局，减产就是减产，不要打肿脸充胖子。

万伯翱：这要按往年来说，那就是又得逃荒要饭去，还有些人说，这个凤阳啊，是朱元璋的老家，这历史上就是有传统，他们经常出去闹春荒，就成习惯了，他们都成习惯了，这个我爸爸包括我母亲都坚决反对这种说法，说如果有大米有白面吃着，他们还会就四处去流浪去要饭，看人家的脸色，是吧？是绝对不会的。有些干部为什么不去要饭，他们为什么没这习惯呢，他有饭吃他当然不出去了。

解说：就在这次会议上安徽省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策，借地度荒，表面上看这个决定并没有违背国家的文件精神，但它却做到了还地于民。

吴象：过去遇到困难的时候，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就是这个地不是集体的地嘛，你种不了了，现在谁愿意种你去种，种下来谁种谁收谁有。

解说：由于土地干旱的厉害，土质变得十分坚硬，无论是拖拉机还是牛都无法耕地，就在这时在肥西县山南公社的书记汤茂林，召开了支部会议上，农民对于这次大旱展开了一次激烈的讨论。

陆学艺：种是种，种不下去，拖拉机，那拖拉机也耕不上，牛耕不动，那板结来，不是你汤书记你见了吗，怎么办？他就说了一句话，说这一点办法没有了，那明年不要，借田给你们，你们也不种，那种不了嘛。后来又一个支部委员憋了一口气说了话，说办法还是有的。

吴象：有什么办法呢，他说这不能说，你敢说我就敢干。

陆学艺：那你说怎么办，你说什么办法，老办法嘛。

解说：所谓老办法其实就是1961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在这里实行的包产到户，那时由于安徽面临粮食欠收，饥荒遍野的困境，曾希圣开始在全省范围内，宣导和推行责任田，然而1962年曾希圣被免职，在此后的文革运动中他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最终含冤去世。

周曰礼：文化大革命当中我跟你讲，全省有十万干部为包产到户挨批斗啊。

吴象：责任田搞得比较积极的都戴上了帽子。

解说：如今要再次启用老办法也可能面临同样的风险。

陆学艺：汤茂林不说话，支部书记也不说话，憋了一会，别的没法了，没法了，走了。汤书记一走，这几个主要的还在那儿，今天汤书记的态度不一样了，就说某人说的老办法以后，他一声不坑就有文章了。

解说：汤茂林外号叫做“汤大胆”，他的不吭声在农民看来，那是别有一番用意的。

陆学艺：当时如果说三年前几年前要说这个话，那劈头盖脸的骂的你狗血淋头对不对，他这次不吭不骂，也没说行，也没说不行，他知道他。另外这个汤也是当年搞包产到户的，对吧。所以大家心照不宣，那不说话他不反对就是默认，咱们明天得干，所以连夜就把地分了，第二天这个拖拉机下不去，牛下不去，人挖还是可以的，责任到户了，他来个，没用几天全种完了。

吴象：这个事情就传出来了，传得很大，这个就，就问题大了，省委机关议论纷纷，那么有些人呢就说你省委，万里来了以后是干得很好，但是你省委这个大方向注意不注意啊，你怎么把人这个要往哪个地方引啊，有一些就提出来，这个现在是曾希圣的阴魂不散。

解说：汤茂林因此遭到了县里的猛烈批评，这件事越闹越大，终于传到了万里的耳朵里。

陆学艺：万里说这件事情争不完了，别争了，我做主，我负责向中央汇报，就在这个区，别的区不许，就这个区试点，作为我的试点，你们不要争了，也不要去收了，另外麦子种下去了，比别的地方种得好，对不对。他是资本主义你造反了，咱们一个区镇压得了，我有军队在，他只要减产了，这一个区五六万人，省里面还管得起，这无非这两条对不对。

解说：1978年那个秋天尽管经历了一场大旱，然而安徽却迎来了大丰收，1979年为了撰写调查报告，社科院的陆学艺来到了安徽农村，原本他就听说当地丰收的情况，已经有了心里准备，可当自己亲眼见到眼前的景象时，他还是吃了一惊。

陆学艺：就是没有包产的生产队的，增产近一倍也是大丰收了，包产到组的增加近两倍，包产到户的增产近三倍。他说你去看了你就服，在那个区，一到那个区的那个地啊，麦子长成这样，我们好多年没看见这么好的麦子了。

万伯翱：另外我到那个集上，我也看到开始初步呈现出这个繁荣，熙熙攘攘啊，这个来来往往啊，这个卖一些青菜的啊，所以说当这个农民他能利用自己的辛苦，利用自己的技术，这个把豆腐卖光了，正在数钱，那个手都冻的都裂了，冬天在安徽山区什么的还是很冷的，但他很喜悦，满脸的皱纹也乐开了花，卖红薯的热腾腾的我一看，我父亲从小就喜欢吃这个，我就买了几块。我回去就把这个市场的情况，包括买米的情况，这个看到的豆腐农民这个喜悦，然后呢，我父亲还剥开那个红薯来吃。

吴象：有个顺口溜，四句顺口溜全国通行，其中有两句叫“要吃米，找万里”。这个都是年老的老百姓，那一代的人他都记着呢，所以胡耀邦后来开玩笑说，这个万里同志管农业，这是农民推荐的，他口碑好啊。

人民日报否定包产到户 万里承受巨大压力

解说：1978年12月24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闭幕，这次会议对于全国广大农村来说，无疑是一种解冻，然而全会通过的两个农业文件，却令安徽的百姓感到失望。

吴象：十一届三中全会呀那个草案，加快农业发展那个草案都很好，但是里面有两句话，还留着一个尾巴，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它实际上呢，在观念上也把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看作是一回事情。

解说：三中全会结束后，周曰礼带了一个工作队，在肥西的山南公社宣传中央文件精神，宣传队向农民征求对国家农业政策的意见，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说话。

周曰礼：有些人冷不冷，热不热的，叫我们提意见，提一间又什么用处呢，我们左也等右也等，左也盼右也盼，盼来两个不准干。

吴象：这个时候呢万里还很硬，就说你三中全会的文件要看精神实质，不是照抄它的字句，如果它真要滑到资本主义路上去了，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

解说：同时来自外部的一些舆论压力也一浪高过一浪。

万伯翱：他周围的这些省河南，还有远一些的江苏都有一些标语，这个大喇叭，当时不是大喇叭嘛，就坚决反对万里的单干风，这个反对资本主义复辟。

陆学艺：地市级的一些领导出来反，反万里告他的状，听说啊，这个不是这个，中央开三中全会的时候，合肥贴了他不少大字报，认为他搞包产到户，这个走的路线不对了。

周曰礼：还有我们省军区的领导干部，一个副司令跑到肥西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说毛主席领导我们刚刚没有几十年，这个创造了一个人民公社制度，创造了一个集体经济，你们对得起谁啊，对得起革命先烈吗？

解说：1979年春耕时节，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座谈会，周曰礼代表安徽省农委参加，会上他就三中全会的两个文件，省委六条的贯彻落实，和对推行联产责任制的情况做了详细汇报。

周曰礼：因为包产到户这个争论呢，我和湖南的一个农委主任差一点打起来。

万伯翱：人民公社这面大旗不能倒，这个谈包色变，谈包就跟谈老虎一样那么害怕，当中也有反复，这个斗争也很激烈，群众呢也是长期在这个极左的影响下和教育下也恐慌。

解说：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期间，在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的批示下，3月1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标题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的来信和编者按，这封书名张浩的来信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当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而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坚决纠正。

周曰礼：正好我们七个省的座谈会在福建召开，给人家引起一种触动，七省座谈会是不是中央政策有什么调整了，是不是有什么规划了，这个讲话从《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原来反对搞包产到户的那些人欢欣鼓舞，幸灾乐祸。

吴象：安徽一听到广播万里就知道大事不好，这个就赶紧给各地地委打电话，不要听那一套，我们还继续按这个干，但是你省委书记这样说了不顶事啊，《人民日报》代表中央啊，也害怕。

解说：一些地方干部看到中央发出这样的声音纷纷感到害怕，有些地方干部打起了退堂鼓，所有人的目光都在看着万里。

万伯翱：这权重啊，干部拿着报纸就给老爷子看，这时候就要看你的魄力了，那老爷子一说，我们试验的方法已经得到了证明，农民有饭吃了，市场繁荣了，如果按照这个评论员的文章说，如果秋后你们还按照这个，他能打粮食，那好啊，如果秋后你们按照他的，还是跟过去一样吃不上，穿不上是吧，那这叫什么社会主义。

吴象：后来万里就给人说了一句真话，这个东西呀，对生产负责的是你县委，对农民秋天以后生活负责的是县委，如果这个变了影响生产，将来减了产了农民没有饭吃，《人民日报》给不给他开饭，是问你县委算账，是问《人民日报》去要饭吃。

周曰礼：今年的《人民日报》万里同志讲是个公共汽车，你能坐我也能坐，我们要写反驳信，来把它打倒。

吴象：后来他就打电话给王任重，他们都是熟人，提了个议案，说现在3月份正是春耕大忙的时候，这个东西要再一变动啊，这个核算再一变动啊，对当年生产影响太大，是不是秋后再说缓一缓。这个王任重呢，也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是知道了，知道你的意见，这个就这么过去了。

解说：七省座谈会结束后，国家农委起草了会议纪要草稿，关于责任田部分周曰礼提出了不同意见，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要周曰礼另外起草一个稿子，准备向华国锋汇报。

周曰礼：杜润生同志说你把那稿子拿出来念啊，我把写的稿子又念了一遍，华国锋听了以后在笑，你们这个一个会议拿两个稿子在这儿念，这在中央的会议纪要当中恐怕还没有过呢，你叫我怎么表态啊，我同意哪一个。王任重提的这两个问题，万里怎么回答呢，他讲参加会议的同志是省委决定的，这个同志在会议上提的一些意见，完全能代表省委的意见，把这个话给他说清楚了。王任重当时表示什么态度呢，那好吧，你们就按照你们省委的部署继续干吧。

解说：在万里的坚持下，安徽省委顶住了张浩风波，但是张浩来信造成的余悸未消，7月肥西县又开始强行扭转包产到户。

周曰礼：他是跟省委唱对台戏啊，公社书记带头搞包产到户的清算，党员带头搞的开头，开除党籍，那些家伙硬得很。我讲你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章规定的，你有意见你可以向中央反映，但是你到安徽，安徽省委决定错了由省委负责，省委的错误你可以向中央揭发，但是你不能不执行，党章上有这个话，开了一下午的会，才把县委常委的思想给做了。

小岗村村民搞包产到户被批斗 急向万里求救

解说：1978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没有外出的18户农民，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并赌咒发誓达成协议，若干年以后人们普遍把小岗村的契约看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开始。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徽农村改革有了反复，一些地方发生了“倒春寒”，小岗村带头实行包产到户的带头人之一严宏昌被带到县里交代情况。

陈廷一：后来他们又喊口号要打倒严宏昌，当时有个人不许他嚣张，上去就给他一个耳光，哎，不许他嚣张，搧他一耳光，当时这个严宏昌马上捂着嘴，这个报告陈书记有人打人，陈书记他一看一斜眼，就在门口这儿，对面门口这儿，他也主持不了会场，控制不了会场。后来就不让他再讲了，给他干脆抓起来算了。

解说：危急时刻严宏昌申请打个电话，而这一通电话正是打给在省委办公厅的万里。

陈廷一：你是谁，他说他自报说我是小岗村的严宏昌，你是严宏昌啊，你有什么事。这时严宏昌已经控制不住，他已经是泪流满面，对着电话就哭，当时这个谁，陈庭元走过来，然后对着电话然后给万书记，万书记怎么回事，现在因为小岗村的包产到户的问题，现在我们县里要对他采取专政，这个事情省里有什么意见。当时这个万里就讲我们是很明确的，这个包产到户现在我们省里是支持的，有什么责任我万里担着，所以这个电话是他故意放给大家听的。万里又讲了很多话我们马上要召开会议，要把这个事情形成文件要传达下去。

解说：这样一场风波就一通电话结束了，严宏昌最后被释放了，而包产到户的做法就在万里的坚持下继续进行了下去。1980年初胡耀邦在北京改了一个字，他把农业政策中“不许包产到户”的“不许”改为“不要”，万里就此在省委扩大会上，统一了安徽全省的责任田阵地。1980年1月2号安徽省委召开全省农业工作会议，万里一口气读完了凤阳县委第一书记陈庭元的报告。

吴象：就在这个会上，陈庭元凤阳县委书记才把这个小岗是怎么回事，给了他，那个苦，小岗那个破坏，后来的变化，那非常动人，万里是一口气就看下来了，我就在跟前，就站在那里看他，但是也不是太长，但也有相当篇幅，会议将一开完，万里就去了。看了他们家家户户都是粮满仓，这个家家还又养了鸡，养了鸭，养了猪很高兴。看了三家，后来万里说不看了，我要看一看最困难的一家，最困难一家是姓赵，他大约是六口人，当时看他的那个粮食当时打的最少，万里估计也有3000斤。

解说：此时包产到户的做法仍就有着极大的争议，农民们对此也感到十分担心。

吴象：老百姓说不行啊，我们这个是弄不好要吃官司啊，万里说吃官司，他说能不能让我们搞三年啊，万里说我批准你搞五年，这个吃官司，吃官司我给你打官司去。

万伯翱：群众都流着热泪，万书记来了，咱们也没什么好的东西，炒花生，听说万书记喜欢吃，就往他那个军大衣里头装，然后往汽车里也装，老爷子回去省委开会，就把那花生拿出来，这是农民请你们吃花生，丰收。大家一边吃一边反正非常开心。

陈廷一：回到省城以后小岗村一夜出名，随着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安徽，以前中国人没饭吃，现在有饭吃了。

解说：1980年2月，万里调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离开了安徽，调到北京后，万里发现自己的处境比在安徽要困难得多，京城不比外省。斥责包产到户的呼声，不只是小小的杂音。

吴象：1980年发生了包产到户的全国大辩论，各个机关，甚至于家里，这个你赞成我不赞成，这个吵得很厉害。

解说：尽管万里天不怕地不怕，但是对方念起农业文件上两个“不许”的“紧箍咒”他也不能不感到头疼，也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万里去找了邓小平。

陆学艺：邓小平很信任他，所以他四、五月间就把安徽的那些好的，当年大包干的那个经验成绩，这个凤阳的经验跟肥西的经验，去给邓小平汇报了。

解说：1980年5月31号邓小平发表讲话，正式回应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做法。

陆学艺：说安徽肥西的包产到户，凤阳的大包干你听这个话，凤阳的大包干都增产了，效果很好。像那个云南、贵州、甘肃、内蒙，这些地方我们要救济他，预计我们进口粮食花了很大的钱，还很难运进去，去救济，不如让他们搞包产到户了。

周曰礼：邓小平把这个事情就肯定下来了，所以这个包产到户的整人呢，在全国范围内停下来了。

解说：在北京万里再一次尝试为安徽的先行一步，寻求政策的支持，他希望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支持包产到户”，然而这一小步的前进仍然很艰难。

吴象：7月中旬书记处召开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这时候呢农委里面，万里就委托那个杜润生，他很有经验，他是这个合作化时代邓子恢的秘书长，他后来这次座谈会上解释这个文件啊，做了一个说明报告讲得很好，包产到户不说怎么样，不说它性质怎么样，至少它对解决温饱问题，很快他能吃饱饭了，这件事情效果非常显着，而且有些地方证明了，也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样子呢，大家取得了一个这个妥协，搞了一个75号文件。

解说：1981年在12月间在胡耀邦的提议下，万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形成的文件作为1982年的中央1号文件发布，他给包产到户上了社会主义的“户口”。

万伯翱：他曾经说过在安徽四五年时间，是他这一生，这个革命斗争中最紧张的，也是斗争最复杂的，他说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对他这个也是刻骨铭心的，在这种极左的压力下，两个凡是压力下，能够做出这样的，这个一个真正共产党员很有气魄很有魄力，能够在极左的这个统治打破缺口，确实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解说：2008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南方周末将万里列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八贤之一。

吴象：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突破，后来邓小平有句话，叫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万里是有功的。

陆学艺：想搞国有企业，想搞城市，他改不动，农村这个薄弱环节就这么突破了，这样子有物质基础了有饭吃了，把国有企业也改了，他是这么来的，所以我觉得万里的功劳，要在中国改革历史上，他是要记一大笔的。

曾子墨：万里曾用惊心动魄来回顾在安徽的那几年，离开安徽后他也时刻挂念农村的发展，几次回到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曾经的改革猛将，如今已经是96岁高龄的老人了，退休后的万里不问政治，热衷于推动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而他本人也在体育运动中寻找到了人生新的乐趣。

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党领导了六十年了，也不算短的时间了，这六十年到底该怎么来概括、怎么来总结，我们党有责任向老百姓说清楚讲明白。一时说不清楚讲不明白，有疑问，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要讲出来，公开讲出来，要藏着不讲或私下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