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科技政策大事记（1978-2006）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科技政策上，先后发生了四次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在其影响和推动下，我国的科技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追赶战略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创新战略转型。清华大学科技政策学者刘立称之为“四个里程碑”。

这四个里程碑分别是：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

197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早在1975年1月，由于“文化大革命”给经济、科技和文教等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混乱，邓小平临危受命，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和中央日常工作。1975年7月，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主持工作，经过短时间调研，起草了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上报给党中央、国务院。提纲正式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概念。

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提纲内容，并将题目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

尽管邓小平对提纲予以了高度的评价，这场科技政策革命还是在酝酿中流产。在此后不久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提纲”被列为“三株大毒草”而受到严厉的批判。

直到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观点；并以此为理论根据，作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判断。从此，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一场被延误了的政策革命开始重新启动：科技界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科技人员归队，科技机构重组，科研工作秩序开始恢复；颁布实施《1978—1985年全国科技发展规划纲要（草案）》。

1985年：科技面向经济，经济依靠科技

“科学的春天”以后，我国的科研工作逐步复苏。“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科技体制的缺陷也逐渐暴露出来”。刘立说。

我国的科技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体制下产生了科技与生产分离、工业研发力量薄弱、缺乏科技成果有偿转让等问题，进而科技与教育脱节、条块分割，缺乏协调的缺陷也暴露出来。

1981年2月，原国家科委研究并拟定了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即《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

《汇报提纲》中提出的新时期科技发展方针，构成了1982年提出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战略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刘立说：“这标志着以经济为导向的科技战略的确立。”

1985年3月2日~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其中一个议程是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依靠、面向”的科技方针。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启动。

刘立评价说，1985年《决定》确立了中国科技政策的新范式，即“面向依靠”范式，从国防导向的科技政策转向经济导向的科技政策；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式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范式。在这个范式下，中国科技体制从高度计划性体制向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的方向转型。

随着《决定》的颁布，1986年，科技发展战略再次进行了调整，这次调整分三个层次：一是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为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服务的支撑计划，如“863”、“星火”等计划；二是跟踪高科技发展趋势，侧重高新技术开发与研究计划；三是推进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攀登”计划。

1995年：科教兴国

以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2月27日，原国家科委和原国家体改委联合制定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目的是在科技体制中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

199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再一次对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政策进行了顶层设计，颁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

该文件在充分肯定“面向、依靠”科技方针以及过去10年科技体制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在“面向、依靠”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攀高峰”。从这个意义上讲，刘立说：“这个决定是对‘面向依靠’政策范式的延续。”

该文件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要把粗放式的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式的经济增长。

1995年《决定》之后的中国科技政策，表现出资源向重大项目集中的趋势。这些项目包括：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教育部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以及世界一流大学计划（“985”计划）、科技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计划（“973”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旨在推动技术创新和高科技发展。

评价这一时期的科技政策导向时，刘立认为，1995年之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是中国科技政策的主要走向。1999年出台的文件是一个过渡性的政策，“承科教兴国战略之前，启自主创新战略之后”。

2006年：自主创新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每年近10％的高速增长。刘立认为，这是成功实施追赶战略的结果，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增长的极限’问题”。

从国内方面讲，出现了无新增就业的增长（jobless growth）：虽然经济出现高速增长，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就业增长率趋缓，90年代几乎停滞。与此同时，收入差距拉大甚至两极分化的现象十分突出；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十分严峻；制造业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核心技术和产业标准主要掌握在外国人手里；我国的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

在这些背景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我国正在探索以自主创新以及和谐发展为重点的发展战略。

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了制定科技规划的政策议程。在制定规划的战略研究阶段，参与20个专题的研究队伍超过2000人，其中研究骨干1000多名，院士147位；在战略研究过程中，被咨询的专家达数万人。刘立认为：“这次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的制定，是科学化决策和民主化决策的一个典范。”

2006年我国政府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实施科技规划纲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明确提出今后15年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即“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为切实实施《规划纲要》，营造鼓励自主创新的环境，国务院制定了《规划纲要》的若干配套政策，一共60条，包括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教育和科普，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等很多方面。

回顾30多年来的我国科技政策颁布与实施的历程，当代中国研究所国史学者张蒙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根据国内国际的大环境以及我国科技事业所面临的挑战及存在的问题，及时地调整和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指导方针，探索出了适合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发展战略。”

刘立则表示：“我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追赶战略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创新战略转型；在这个进程中，决策者的政策学习能力不断上升；政策制定的科学化和民主化也在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