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贾康访谈录

目前来看，中国经济自身的运行并不会出现较快下行的趋势，现在的稳中求进，主要是强调密切观察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稳住阵脚的同时，把握好预调微调，相机抉择，防范外来冲击。

现在讨论财政政策的"淡出"操作显然还不合时宜，同时财政政策的区别对待优化结构功能，应当注重发挥的充分性以增加有效供给，改善民生稳定人心助益大局。

我国经济要真正地实现后来居上，就不能缺少政策性融资体系的打造，并使其实现可持续的运行。

2011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严峻复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和美国经济陷入高失业高负债的困境，世界经济前景低迷。与此同时，国内中小企业经营也出现困难，经济增速逐季回落。

2012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甚至更为严峻复杂。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如何在"稳增长"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实现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已成为2012年度的一个重大命题。

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对"稳中求进"的内涵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对于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方向作了初步预测，同时对今年的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改革提出了建议。

他认为，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客观上要求宏观调控决策管理当局需特别注重局势的通盘把握与政策组合的审慎权衡，稳中求进。对短期应变中期结构升级与运行避险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应努力作好全面的统筹。

"内外"挑战下的"稳中求进"

记者: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2年经济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这是14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二次提出"稳中求进"。两个"稳中求进"的内涵有什么不同？

贾康:今年提的"稳中求进"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所提的"稳中求进"涵义不尽相同。过去由于缺乏经验，面对亚洲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震荡，必然要求先稳住阵脚再求发展，政策大框架需有个设计与磨合期。13年过去，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国内经济增长速度只要不低于7%都不会出现大问题，而我们在对付通胀与通缩两方面都有了较成熟的经验。目前来看，中国经济自身的运行并不会出现较快下行的趋势，现在的稳中求进，主要是强调密切观察来自于外部世界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在稳住阵脚的同时，把握好预调微调，相机抉择，防范外来冲击。

记者:那么2012年中国经济外部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该做如何判断？

贾康:外部的不确定性主要集中在欧元区。未来几年美国经济政策以及相关风险的能见度是比较高的，2011年的美债上限提高过程和评级下调冲击，多少有些"意料之外"，但又可归为"情理之中"，它合乎逻辑地使世界金融危机始作俑者的"美元霸权"所走的下坡路，带上了较鲜明的"量化"特征。但股市的激烈反应过后，固定收益金融产品市场却波澜不惊，格局未变，又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走下坡路的美元尚未遇到任何可替代物的实质性挑战。所以结合其他指标与运行动态的分析预测，不能得出美国经济必随美债评级调低很快"二次探底"的判断。

但是欧元区不同:希腊第二轮主权债务危机在20国峰会前后引起很多国家的关注，而经济体量更大得多的意大利，近来又报出公共部门债务的严峻形势；2012年2－4月还将有一轮偿债高峰的巨大压力，一旦挺不过去，整个欧洲的形势有可能急转直下；即使意大利挺过了今年上半年的考验，对于前瞻到2013年的欧元区境况预测，也让许多人忧心忡忡:在过去所积累的债务矛盾和利益分配矛盾凸显的过程中，欧盟成员国能否于相互协调与博弈中使欧洲货币同盟真正匹配上具有足够支撑力的欧洲财政同盟制度框架，目前看来还矛盾重重。所以，欧元区如真的出现大不利的局面，很可能把世界经济从所谓"后危机时代"又拖入"二次探底"的泥沼，那么已具高外向性和高外贸依存度的中国经济，必不可能"独善其身"。不过，现在所有对欧元区命运的预测都带有"算命"性质。最乐观地说，欧元区一定会继续发展；最悲观地说，欧元区天命休矣。社会上公认的典型意见是－－欧元崩溃与否"百分之五十对五十"。第一，它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警醒，其崩溃的可能性至少占了一半；第二，它在量的预测方面没有任何意义，等于没有预测。对于欧元区的命运，我们只能归结为巨大的不确定性。目前为止，我们还无法充分相信任何一个带有一定取向性的预测。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中国现在全面开放的政策和格局，决定了中国经济与整个世界经济运行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在外部环境产生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变动时，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这是基本判断。

记者:国内经济面临的风险有哪些？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困难，比如经济增速放缓通胀压力较大等。

贾康:不必过分担心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在提升发展质量的导向下，经济增长指标的适度回调，对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来是一件好事。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在中央宏观调控背景下，一定程度的柔性回调并不能说明经济发展面临危机。2011年的经济增速可望在9%稍高一些，这与上一年度10.3%以上的增速相比，应说是一种柔性回调。而这种柔性的回调，恰是宏观调控的意图所在；从物价指标来看，2011年下半年CPI的企稳回落对于2012年的经济运行开局无疑是有利的。2011年8月CPI到达6.5%的高点后，当年下半年这一指标便开始呈现回落态势。虽然全年来看，2011年CPI将会突破年度要求4%的水平，但总体来看，其阶段性回落态势还是值得肯定的。CPI的组成部分经过这几年的反复考察，可以显见的是，其中70%~80%的上涨压力来自于食品和农副产品价格上涨，10%以上的上涨压力来自于房价(房租)上涨，而其他千百种商品构成的物价上升因素其实是很小的。总体来看，有针对性地增加有效供给有利于使物价水平在到达一个相对高点之后企稳回落。从就业水平来看，2011年新增就业岗位估计可达到1200万左右。一般来说，新增就业达到1100万就已经是比较可接受的结果，现在达到1200万，应该说是到了一个比较高的水平。这对维系社会的和谐与安定团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宏观经济政策:维持"一紧一松"搭配

记者: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与操作方面您有何建议？应该如何处理短期问题与中长期目标之间的关系？

贾康: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客观上要求宏观调控决策部门需特别注重局势的通盘把握与政策组合的审慎权衡，稳中求进。对短期应变中期结构升级与运行避险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应努力做好全面的统筹，做好宏观政策层面的预调和优化。虽然我国稳健货币政策框架还不宜贸然改变，但在以下调存准率为代表的逆紧缩方向的举措出手后，应配之以必要的措施。力求形成定向的而非不加区别的宽松。积极的(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框架，则需维持不作变动。总体上看，要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两大宏观政策"一紧一松"的搭配，有利于在复杂的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下，在我国经济运行新阶段抑制通胀的同时，又提防外部突发大的冲击而造成突然的通缩，以预调微调避免"政策叠加"式的超调。

记者:具体来看，您认为财政政策应该如何调整才能实现"稳定"的效果？

贾康:财政政策方面，积极的(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框架目前仍需维持不作变动。现在讨论财政政策的"淡出"操作显然还不合时宜，同时财政政策的区别对待优化结构功能，应当注重发挥充分性以增加有效供给，改善民生稳定人心助益大局。

2011年以9500亿元预算赤字安排体现的财政支出扩张，主要通过为前两年国内的4万亿元政府投资项目提供必要的后续资金支持，为新医改保障房建设等重大民生事项提供财力投入以及为缓解水利中心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等基础设施瓶颈制约等体现政策重点，并继续在"三农"生态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方面发挥功能，提供可优化全局结构的有效供给。2012年的赤字规模还应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上，形成对冲经济下行力量使回落过程柔性化的"稳定"效应。

记者:就今年来看，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当在哪里？

贾康:今年财政政策的重点应放在结构性减税上。对此，中央文件已作了重点表述，关键要看如何操作。我认为一是要落实2011年已经出台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实行更宽松的税收措施；二是要对企业创新实行更大力度的扶持，在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实现更大力度的减税抵扣税措施；三是要加大对服务业领域的减税力度，上海的增值税"扩围"改革代表了这一方向。应抓住增值税扩围改革重点，促使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和第三产业的各类市场主体，脱开现行营业税"重复征税"因素的抑制，放手实施专业化细分与升级换代，从而支持我国产业结构优化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等重要战略意图的贯彻落实。同时，我们也需要在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方面积极创造条件，争取由现阶段的分类征收模式改为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模式，更好发挥优化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直接税制度建设中，对于全局将产生多种正面效应的房地产税制度建设，已经以上海重庆两地先行房产税改革试点的方式启动，应当在总结经验基础上积极稳妥推进，发挥其形成地方税体系支柱优化地方政府职能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和抑制房地产泡沫以及强化社会收入与财富再分配调节机制等重要功能。

记者:温家宝总理表示，今年1月份和一季度的经济状况值得关注，预调微调从一季度就要开始。这是否意味着中央将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您认为货币政策应当如何在预调微调中力保经济发展"稳中求进"？

贾康:适度预调对于未来一年稳定国内经济局势具有积极意义。中央在2011年秋后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预调，2011年7－8月之前频繁出手进行货币政策抽紧的调整，8月以后进入了几个月的观察期，11月开始，央行便开始有意识地进行反方向的调整，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了0.5个百分点。不久前，又一次调低存准率。但这种变化，尚不能说明中央将肯定转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它只是一种预调，或者说是总量调节紧跟着"定向宽松"的一种处理。至于能否真正拉开货币政策走向宽松的序幕，还要看今后事态的发展。当前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框架比大家预想得要更加坚定，正呈现"稳"的特点。因此虽然我国稳健货币政策框架还不宜贸然改变，但在以下调存准率为代表的逆紧缩方向的举措出手后，应配之以必要的措施力求形成定向的而非不加区别的宽松。

抓住时机调结构转方式

记者:受制于传统发展方式的惯性和体制机制的不健全，"十二五"第一年调结构转方式的效果不尽理想，难点在哪里？

贾康:转变发展方式从表现形态上说，必然体现为优化产业区域等经济结构，实现产品技术升级换代，增强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节能降耗和优化生存环境改进收入分配格局等演变过程。我国经济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的过程中，表现了强劲的成长性，但"黄金发展期"伴随"矛盾凸显期"的特征已十分明显，如何从粗放型的老路，走上集约型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如何防止因多种矛盾制约而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上的历史性挑战，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怎样破除既得利益的阻碍，深化改革以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比如，与我国经济命脉密切相关的主体能源领域，困扰我们多年的"煤电价格不能理顺"的问题，已使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严重扭曲，生产与流通出现大量设租寻租不良行为，火力发电厂出现"集体静坐"状态加剧"电荒"，普遍节能降耗缺乏经济杠杆作用，资源环境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制约难以缓解，事关我国经济运行的命脉。不改变这种状态，我国如何"优化经济结构"将流于空谈。因此，在出现物价上涨压力回落后，我们应积极抓住有利的时间窗口，推动2010年下半年业已在新疆和西部先行2011年下半年扩大到全国，但仍限于石油天然气的资源税改革，来进一步扩大其品种覆盖面，争取把原来从量的低力度计征改为从价的较高力度计征的新资源税制，扩大到煤炭等重要资源品种，并借势理顺煤电比价关系和资源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推进消除过度垄断因素和过多行政审批弊病的电力全行业配套改革。这些对于我国垄断部门改革攻坚和充分运用经济手段节能降耗集约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将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记者:对实体经济层面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如何从制度层面予以解决？

贾康:应从三个层面来考虑:第一，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在长三角珠三角势在必行；第二，金融多样化的综合配套改革势在必行。未来，应该通过金融多样化综合改革，使常规金融的"低利贷"和各种形式的新金融形式的"中利贷"结合在一起，将高利贷边缘化，这才是治本的综合配套改革；第三，要建立政策性融资机制，通过政策性融资机制，让商业性金融机构能够将实体经济中的中小企业可持续作为自己的支持对象。我国经济要真正地实现后来居上，就不能缺少政策性融资体系的打造，并使其实现可持续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