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人物》中国第一家证券营业部经理 黄贵显

一位花甲老人，二十一年前，做了件最冒进的事。

他说，我们来本来是要写一条东西，就是资本主义怎么样在你那个温床上面长出来的，

为什么发股票，他有一个最朴实的想法，

我们能问外国人借钱为什么不能问中国人借钱能问中国人借钱为什么不能单位里边自己人借钱。

中国证券商的创业序幕就此拉开，

我记得开业的第一天，第二天乐喜韩国的发来一封电祝贺我们证券交易所成立还要求加强合作他们有多少经验可以提供我都呆了。

1984年，上海第一次发行股票，发行股票的企业：飞乐音响，承销商：上海工行信托静安营业部。

1985年，上海第二次发行股票，发行股票的企业：延中实业，承销商：上海工行信托静安营业部。

1986年，上海有了第一家证券营业部――静安证券营业部，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家证券营业部。

2005年，上海市南京西路1806号，静安证券营业部旧址。

二十年后，探访静安证券营业部的人们，来到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见到的是一栋小楼，门牌早已脱落，印痕模糊不清。一个拆字告诉人们小楼即将消逝无形。不过，小楼所经历的早年风雨已被一位老人全部收藏，他是最合适不过的追溯者。

黄贵显，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证券营业部――静安证券部的经理，1928年出生在上海。１８岁时在一家华侨银行工作。解放后任职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证券商，从飞乐音响开始，黄贵显经手了上海市最早的七只股票的发行，并直接参与和推动了上海股票和国债交易业务的开展。

那是怎么想起发股票的呢，

小飞乐呢它是仪表局下面的一个工厂它是大飞乐下面的一个新产品设计和推销的部门当时它没有钱还要赚钱还要推销就想组织一个小飞乐的公司它们地方在徐汇区当时我是仪表局的专职信贷员。

也许他们觉得我很喜欢干新东西还是给静安吧。

当时发那个50万（股票）用了多长时间完成的。

很快，因为他们工会动员好了，告诉你明天银行来收款了，当时是给一张临时收据。

1984年，黄贵显经手发行飞乐音响股票时，已经56岁，这是上海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发行股票。按照通俗的想象，这样一件冒进的事情，似乎不是一个还有几年就要退休的老人做的。

以前你对股票有怎么样一个认识呢。

我的爸爸死得很早，他因为赌钱赌得差不多老婆儿子都养不到我是发誓我绝不赌钱，我不喝酒我不搞歪门斜道。

你认为股票就是跟赌博差不多。

您当时对股票这个东西还是有一种畏惧，还是觉得要远离这种东西，不是好东西，

不懂但是呢知道它可以融资所以我们刚开始时候的那个股票其实跟债券差不多，非但跟债券差不多而且有点像有奖储蓄那个样子小飞乐发了因为它是内部集资，

我现在很奇怪，您当时决定发股票，您之前对股票这种东西又有一点畏惧，觉得它是赌博，也有一定的风险，您为什么还要去做这件事呢，而且之前没有人做过。

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做到它不赌博不投机倒把。

融资问题，当时我们还有一个信念的我们能问外国人借钱为什么不能问中国人借钱能问中国人借钱为什么不能单位里边自己人借钱，这个也算是一次讨论以后得出的结论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两样。

出于一种最朴实的想法，还有一点打破陈规的勇气，黄贵显和他的同事就此掀开了历史的新页。飞乐音响之后，他们又经办了第二只股票――延中实业的发行，也就是从它开始，上海的股票发行正式向社会公众敞开。这两只股票每年都有15%的利息,而当时银行利息是7.5%，延中的发行还用房子作为抽奖的奖品，自然热闹多了，不过，争论也更多。

那个震动很大，好多人从文化大革命批判那个证券的投机倒把那个印象还没有翻过来，到底对还是不对，

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经过，批斗什么，很敏感的这个问题，是不是走资本主义，我都很担心，当时也有很多辩论会，

是反对的声音多，还是赞成的声音多。

辩论的时候，提出意见的时候，我就感觉，我不发言，我是坐在那边听的，反对都是银行的，我们自己同行的。

他反对的是什么理由呢，

他说银行吗靠的是存款，存款没有啦，银行就没办法放款了，老黄的做法，证券呢，其实就是挖存款的墙脚，大家都去买股票啦，这么高的利息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啊。

黄贵显没太理会这些争论，他已经在想另外一个问题了，股票发行了，却不能买卖，怎么办？思前想后，他递上了开办股票交易的报告。经过一段不短的等待，1986年9月26日，静安证券营业部正式开始股票交易，而这也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次有股票交易，静安证券营业部则是第一家证券营业部，黄贵显是营业部经理。

头一天心情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很紧张。

我当时的报告我记得我们作为试点,试得好的可以推广,试得不好,你打我屁股,我承担责任,作为试点,不是一下子推,你悄悄的干,没想到市政府那时候是江泽民嘛,一下子一定要推,而且开什么记者招待会,我从来也没做过记者招待会,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坐在那边浑身不舒服,但不像现在的记者,那边都听的,没有人提问。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这是交易第一天，这个窗口很拥挤，您当时在那个现场吗？

您是几点钟到的，七点多到的，几点钟开市。

我们是提早到的，七点多吧，门口已经很多人了，

我一定要早来的，因为那里有扇拉门，钥匙在我这里，我一定是最后一个走，把它锁了，我才能走，不开不行，外面那么多人，后来不对，那个声音吵得很厉害，

当时您记得大约那个场面有多少人。

这个地方正好是20路无轨电车的车站，电车不能停，公安局给我们提意见，我们没办法，有什么办法，我又不能把人家赶出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拉开门以后看见有一个轮椅，残疾人，这个不行，他也来凑热闹啊，但是怎么挤他都不会买，他来干吗，后来开门我说你第一个进来，他推着轮椅，

今天，人们大可以从这张照片想象20年前那天交易场面的热闹，鼓鼓的黑色皮包，急切伸向柜台的手，小心翼翼揣往怀里的股票，还有一张张向前张望的脸。不过，那时的股票很少，当天挂牌交易的只有延中实业和飞乐音响两只，而且几乎没人卖。这一天，延中实业以５５。６元的价格成交７００股，延中实业以５４元的价格成交８４０股。

那天我们买入的多，卖出的少，怎么有买入的呢，为了要应（付）这一天的营业。

延中有四个集体买的，就不是个人的，飞乐也有几家，我们也有一点库存的，为了这个呢，我们动员他们集体的，拿点过来，这也没有分什么国家股，都是股票，顺带说一下，对国家股这个问题，我是最有意见的，在我手里面没有什么国家股法人股。

既然说要公平，要公正，公开，后来国家北京财政部下命令，说国有资产流失，防止资产流失才出现国家股，结果国家股越搞越大，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当时我们根本就没有，从这个开始就动员他们拿出一点来，当天卖一点，留一点第二天再卖一点，都是买进的多，卖出的很少，

9月26号的时候是参照什么样的规则呢，

黄：我们自己设计的，我们还给人家折子，本来是储蓄的折子给客户，又多了一个折子，这个折子就监督我们的，我给你，不但有股票，还有一个折子，你拿股息红利的时候，我们还在里面记一笔，我们内部有一张卡，那个卡就看，假如一对不对，不行，我们假如把那个客户的股票卖掉的话，那有一个折子，这个就不行，假的也不行，我们每天要现金的账要对，往来账要对，客户的每天的动也要对，它价格是上上下下的。

当时那个交易规则是怎么定的。

唉，说来真是，交易规则是人民银行的金融管理处作为文件下达的但是它下达的那个东西呢是先要我们报你怎么干你告诉我你怎么那么我们就绞尽脑汁因为它什么都没有它只有一个条条就是说你股息红利不许超过多少你不许向什么发行不许投机倒把就是那么一点东西吧，后来还有共产党员不能买干部不能买你们做这一行的你们自己不能买就是那些但你要操作你要具体的我们很苦的这是真的绞尽脑汁，银行有一个规矩就是你的账一定每天都要平不平的话你不能回家，你一定要搞到它平但银行的平很简单它收跟付现金跟它的票据平那你就回家吧就进库就没事我们干的那个不是银行收付我们只是买卖每一笔买卖都有什么税呀利润呀成本呀什么要扣下多少呀这个账我们是四个账一定要平很难很难设计这一套再报上去他同意了那么就平下来说起来有点笑话了我们干了以后我们是九月份干的吧那个办法是1987年初才下来的，

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６日，对于中国证券市场来说，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了股票交易。静安也在这一天成为全世界的焦点，据说，有４０多个国家报道了这件事，仅日本就有１０８家报纸在头条位置刊登了这则消息。

我记得开业的第一天，第二天乐喜韩国的发来一封电祝贺我们证券交易所成立还要求加强合作他们有多少经验可以提供我都呆了这怎么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建交。

那时候除了韩国发来贺电，还有别的国家吗。

黄：比利时的，很多，他们有很多人来，而不是发函电，我们就赶快报上去吧。

那时候接见外宾是不是要备案。

当然要通过，我们那边有条热线电话(线)一共只有两根市政府很重视你们随时打有问题你们要打过来。

说日本人对中国股市非常热衷，它为什么那么热衷呢。

我警惕很警惕我对日本人很有意见，因为我们吃了那么多苦跟日本人侵略中国是分不开的我都很注意它什么个道理那么热心但是没办法他请我们的行长到日本去他又来帮我们开班学习我就觉得这个事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翻了一些资料。

85年我们国家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它劈里叭啦算了一笔账登出来了说它要开放的话，中国要开放的话至少缺一百个亿美金一百个亿差不多它不会借的。

要向社会筹集的或者发债那么它就抢先要来干所以第一个成立中国部的是大和证券。

中国股市让日本人嗅到了商机。也将更多的外国人吸引到这间小屋，他们来参观，交易，献计献策（画面：外国人参观）。

摩根斯坦利的顾问他跟我说他会讲普通话讲得很好的他的老婆是台湾人唉你就这么干了邀请我到美国去看看人家怎么干的，我哪敢哪。

到美国到你们那边去我回来了还讲得清楚，我是特务还是好人哪，我不去事实上也不能去没有批准怎么去我也想到这不会批准不可能。

黄贵显不敢去美国，美国人却找上门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凡尔霖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就曾到此一游，将邓小平送给他的那张飞乐音响的股票过了户。

当时凡尔霖对这个地方觉得还挺满意的。

他也是客气,我说太小了地方,他说还可以了,我们以前在树下面前交易的,你们不是还有两个电话吗,我们那时都是用手啊,什么去干啊,他看到电话。

凡尔霖的称赞没有让黄贵显放下心来，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尽管那时的股票虽然已经在交易了，但当时国内对于股市的探讨还是停留在姓资姓社的争论上。

我开业了几天，我接待了很多，那么小的地方，接待了两个人，他说我是北京来的，好像一个是工人日报的，一个北京法制报还是什么的，采访，从头问到尾，第二天他还要问，问好了以后，他走了，我很感谢他，很直率，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来本来是要写一条东西，就是资本主义怎么样在你那个温床上面长出来的，现在呢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我说，那你怎么，我真的出了一身汗，你怎么觉得不是，因为我给他看的那个资料，买1股的多少人，买2股的多少人，最高的一个是一百股还是一百几十，那个资料恐怕还有，

主持人：最多的是买1股。

百分之八九十都是1股，2股的，那么当时1股50块钱，工人还是买得起的，你不能说这是投机倒把，人家要来复辟资本主义，来炒股票，我估计就是看中股息红利的那个15%，这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一个是最大的，最多的，一个老先生，是郊区的，那么我们也调查了，你为什么要买股票啊，他说好呀，我解放前我也买股票呀，这非但赚钱，而且呢我年纪大了，七十几岁了，我要死了。

分家很容易分，1股50块，50块，这很容易分，一分就分了，

你们把买股票的客户作了分类，然后还要挑重点客户去调查。

不是调查，只聊聊吗，这是我自己做的，上面也没有这么要求。

就是了解一下它的背景。

我因为想，总得要了解一下我的客户群是怎么样的，我应该下面应该怎么做，我怎么安排工作，发股息红利的时候我要打算怎么样，这只是一般的我的工作作风，这个东西他们看了，这里没有一个资本家，这个最大的这个也快要死的，这不像投机倒把，他说我们就不写这个文章了，我非常高兴，非常感谢他们这个给我头脑上面多了一条弦。

二十年前的中国，资本是个异常敏感的字眼，静安因此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关注，这种关注也让年近花甲的黄贵显倍感压力，

陈慕华来了，因为名气太响了，这个中央委员，人民银行行长名堂很多的，很严肃的，当时的市委书记是，芮杏文接待的，他们一起来，也不通知，呜呜呜，来了一部面包车，这么一批人，一看，哇，我又紧张了，

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知。

没有，他们都不（通知），也许呢，他们想看得真实一点，也许认为我还够格，这么一个基层的，不过是一个经理吧。

陈慕华来，我们汇报了一下，她不听，听过了算了，她就到跑外面去了，跟人家去谈去了，问这个问那个，最后她问，你们看好不好，结果大家齐声说，好，太少了――我们没组织，不是我组织的，

问：外面的那些人都在做什么。

买卖，过户，交易，客户吗，我很感动，

群众的声音说，说实话，验证了这个是正确的，

其实他们也没有搞清楚，什么利害，但是他们总觉得是不错，可以，最后陈慕华进来，他们就问她，人民银行的行长，好像黄菊也在，芮杏文也在，陈行长你看怎么，他们的工作后面怎么做啊，她想了一会，让它试下去吧，我高兴了。

问：这是您最渴望听到的一句话吗？

我们不要求什么给我们发奖金，也不要求什么表扬我们，事实上什么劳动模范我都不希罕，我只要让我们试下去，就是挺好的。

我一直都等到，一直到证券法出台，我就觉得这件事告一段落了，我不用担心了，国家有法，

要完全体会这位老人当初战战兢兢的心情，可以看这样一些数字：上海市从1984年开始发行股票，一直到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七年里只正式发行了八只股票，足见当年环境的谨慎。静安就一度面临无股可交易的尴尬。

听说交易不活跃，就没人。

后来没有啦，报纸上也有吗，NO，STOCK，EXCHANGE，没股票的交易所，唉，每次看到这个东西我都要出一身汗，

觉得是不是自己的责任很大。

觉得闹出国际笑话来了，他们叫我们迷你STOCK，EXCHANGE，这也算，我们的确是最小，世界上最小的，

NO，STOCK，EXCHANGE，不是登出来了吗，这个热锅上的蚂蚁啊，那么工商银行还是挺支持的，我们就发了一张金融债，银行发金融债向社会卖，已经是历史上没有的了，

发了我看没热闹半个月吧，又没东西发了，那怎么办呢，那年12月份，人民银行有几个国库司的司长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讲起我说国库券可以在我们这里买卖我没生意我们一定给你办好三个司长都是女的年纪都是四五十岁了说你胆子那么大她跑遍了中国都没有人提出什么国库券上市买卖她说我们也想这件事好吧你打个报告吧叫我打个报告我就连夜打了一个报告。

从您打报告到正式开展这项业务中间有多长时间。

我是86年12月份打的其中陆陆续续有那么多人支持不是说是因为我打报告所以批下来不是那么一回事恐怕也是国家听了各种意见。

1988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国库券可以交易。在此之前，老百姓手里买的国库券卖不出去，百元面值的国库券在黑市上只能卖七十元。可以交易后，国库券的价格回升，静安营业部则成为全国最大的国库券交易场所。

问:就是您好经历了这么多这么多困难,您中间有没有自己打退堂鼓,

也有,开始的时候没有想过,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想,你没办法退,你交给谁啊,后来阚治东来了,就任命他做总经理,我退下来,那我已经一再要求了,我这打退堂鼓已经谈了很多了,你看那个照片上,我瘦得像个鬼啊，我的夫人提抗议了，那有这么干银行的，你干什么了，你图什么呀。

到底图什么，或许就是想试一点新东西，一念之间，中国证券商的创业序幕就此拉开。静安证券营业部是上海地方证券公司――申银证券的前身，黄贵显身边的年轻人阚治东后来作了申银证券的老总，黄贵显是副总。1996年，申银证券与万国证券合并后，如今是中国排名前十的大券商。不过，时光更迭，和南京西路1806号的小楼一样，创业者留下足迹后，身影正慢慢淡出。

黄贵显1998年退休，现以顾问身份一周有两天在申银万国证券公司上班。

有上海早期金融界人士提议保留静安证券营业部旧址，有关部门表示将立碑作为纪念。

说成绩呢，应该不小，人家走了好多年，一百几十年，我们十几年，但我们的问题的确很大很大已经知道的大家都知道了我就不多说了领导层经常的换这是不好的一个领导来又换了一套他的做法我们还是领导说了算他的风格不同对证券的态度做法都不一样基本上两年一换两年一换我们在后面跟都来不及最重要的一点你怎么定位你准备把证券放在什么位置你打算怎么来让他发展我希望认认真真的考虑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