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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与改革同行——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2011-10-13 10:58 人民日报

摘要: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艰巨性。他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

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胡锦涛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了深化改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艰巨性。他指出,“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躲不开、绕不过,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深化改革,就要对改革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长期以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以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对象,形成了许多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近日,记者就有关改革发展的话题采访了该院院长迟福林。

记者: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总体进入小康。作为一直跟踪研究改革发展问题的学者,请谈谈对改革发展问题的认识。

迟福林:改革是我国发展的持久动力。我们过去取得的成就靠改革开放,今后的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举世瞩目的成就、前所未有的跨越,给国家以富强,给社会以进步,给人民以信心。但我们应看到,在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十几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曾深刻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在我看来,发展起来的主要问题有: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之间的矛盾,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之间的矛盾,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现实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问题,总的看起来,有的是发展中的问题,有的是改革不到位、措施不完善的结果。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发展中的问题要靠不断发展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要靠深化改革来解决。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从原来以满足生存需求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阶段。这一重要变化既是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也是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历史起点。需要注意的是,进入发展型阶段,并不意味着我国的基本国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基本国情看,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需要继续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长期性的根本任务。同时,也需要强调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这就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的改革攻坚,逐步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适应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应相应调整改革重点:一是更加关注人的发展,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比较充分的就业;消除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着力推进新阶段的城乡统筹发展。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经济工作的重点从扩大投资转移到创造社会需求上来,着重实现经济运行从投资出口驱动型向消费主导型转变,转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运行机制。三是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关键在于实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

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多项重大改革启动、实施、推进的重要时期。作为一直关注改革的研究机构,20年来中改院在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哪些重要成果?

迟福林:改革研究机构的基本职能,就是提出改革建议,服务改革决策,促进改革共识。20年来,中改院始终通过服务改革发展实践来发挥作用。20年的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服务重大改革决策,关注改革现实问题。把研究成果转变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是改革研究机构的主要职能。中改院一成立就十分重视研究成果的转化问题。“三农”问题一直是中改院研究的重点。1995年提出了“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60条建议”,提出尽快实现农户土地使用权的长期化、物权化;1998年提出“尽快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政策建议”。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围绕以建立国有控股公司为重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从总体上搞活国有经济、以国有大型企业为重点积极稳妥地推进股份制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为改革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同时,还举办了全国首次大规模的“全国体改系统股份制实践研讨班”,培养了一批股份制经济规范化运作人才。

应对重大紧急问题,及时提出政策建议。1994年前后,我国通货膨胀形势严峻,中改院提交了“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有效抑制通货膨胀的50条建议”,受到国家有关部委的高度重视。1995年,在国有银行债务风险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时,我们通过广泛交流、借鉴比较,提出了“以解决不良债务为重点加快商业银行体制改革的30条建议”,提出通过债务托管解决不良债务以推进银行商业化、股份化的建议。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还提出,我国传统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我国面临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终结、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终结和以GDP为目标的增长方式终结的挑战。为此,应对国际金融危机,重要的是在政策调整中加快推进一揽子改革。这个“以改革应对危机的建议”,受到多方面的关注。

顺应社会发展趋势,进行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战略性、前瞻性研究,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把握改革时机、掌握改革发展主动权的重要基础。2003年SARS危机后,我们强调要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提出了政府转型的系统思路和相关政策建议。社会建设问题,是近年来理论界关注的重点。2004年,我院提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理念,建议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同时,还对发展方式转型进行研究,为国家“十二五”规划起草提供重要参考。

重视基础理论研究,提供改革研究新视角。基础研究是创新研究的基石和后盾。中改院历来重视改革问题的基础研究,不断加大创新力度。比如对市场经济进行系统研究,1993年陆续出版了《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一套10本中英文丛书,深入探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提出“公有制实现形式”等重大理论和改革思路。近几年,又先后提出当前已由私人产品短缺转向公共产品短缺;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导向;以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为目标,推进二次转型与改革等重要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和思路,有的已经成为多方面的共识,有的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

记者:改革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需要更好地发挥研究机构的作用。对于如何办好这类研究机构,您有何看法和建议?

迟福林:研究机构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将有力促进研究机构的发展。办好研究机构的要素有很多,结合中改院的发展情况,我认为,有三个关键要素。

服务改革发展大局,参与改革实践。改革开放是深刻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革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研究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土壤。研究机构只有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服务改革发展大局,才能走远走好。我们自己常说,中改院是中国改革的产物,是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中改院提供了成长土壤,使我们能为国家、为社会、为企业做些有益的事情。

创新体制机制,凝聚多方力量。单个研究机构,即使人再多,能做的贡献还是有限的。所以,要利用社会资源,利用方方面面智力机构的智慧,利用他们不同角度的研究成果,来综合、吸纳,形成一些好的智慧、好的理念、好的主意。因此,创新研究机构的体制机制,以凝聚、调动各方面关心和支持我国改革事业的力量,是办好研究机构的重要因素。中改院自成立开始,就坚持用改革办法办院,探索科学发展的路子,形成了“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的体制机制。所谓“独立性”,是指机构独立、研究独立、人事独立,遵循中央对改革的总体部署,独立客观地开展改革研究;所谓“网络型”,就是广泛联络对改革研究有造诣的专家学者,直接或间接参与研究;所谓“国际化”,就是增强改革研究的国际化视野,广泛开展国际合作项目,加强国际间的交流,提高机构的学术影响力。

培育团队文化,打造责任团队。改革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同样,学术研究机构的探索,不可能没有风险、没有困惑、没有压力。这就需要学术研究团队具有历史责任感,能以改革发展为己任,把自身价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结合起来,为党、国家、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中改院就有这样一支学术研究团队。他们在深入研究改革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实现自身价值,形成了胸怀改革使命、热忱改革奉献、充满改革活力的奋发向上的团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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