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中国系列图书•红色人物》：向毛主席推介大寨的省委书记——陶鲁笳

陶鲁笳，1917年生，原名陶国葆，江苏溧阳人。早年就读于溧阳私立同济中学等，后入南京中央大学旁听。1936年夏在河北石家庄参加革命工作，曾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石家庄总队总队长。193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2月任中共石家庄市委宣传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晋冀豫区委员会组织部干事、组织科科长。1941年起任中共太行第二地委组织部部长、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太行区委员会组织部部长、副书记、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1973年7月起，任国防科委主任、政委。同年8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1985年4月任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1988年4月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2011年5月23日在北京逝世。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

1948年冬天，陶鲁笳担任太行区党委书记。

1949年4月，和平解放已经两个多月的北平，春寒料峭，人民群众仍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巨大喜悦之中。此时此地，当上太行区委书记不久的陶鲁笳，正在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听取传达和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会议期间，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向陶鲁笳、冷楚、周壁三人透露了毛主席同意接见他们三人的消息，并告诉了接见的日期。想见毛主席，是三人向薄一波表达过的共同心愿，得知毛主席同意接见的消息，三个人都欣喜若狂。

4月15日，三人带着薄一波写的介绍信，驱车前往毛主席当时的住地——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

那天晴空万里，万物复苏。陶鲁笳等三人满怀激情，向着香山那峻拔巍峨的山峰奔去。来到双清别墅，他们在客厅里稍候。不一会儿，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面带笑容走进了客厅。三个人急忙站起来，迎上前去同毛主席、总司令热情握手。

陶鲁笳是第一次同毛主席见面握手。在握手的瞬间，毛主席那高大魁伟的身躯、雄姿英发的面容和睿智潇洒的神态，就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里。他心中想道：在过去的十多年战斗岁月里，只能在文件、文章中领略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而眼前正当国共两党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人民解放军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即渡江作战的重要时刻，我们能如愿以偿面见毛主席，亲自聆听伟大领袖的教导，领略一代伟人的风采，这实在是莫大的幸运。

想到这里，陶鲁笳不由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毛主席同人初次见面总是先询问姓名、籍贯、年龄、学历、职务等情况，这种拉家常式的谈话，可以使人感到宽松、亲切。今天接见也是如此。一见面，毛主席就笑呵呵地问了他们三个人的基本情况，接着询问了太行区农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朱总司令还询问了手工业恢复发展的情况。陶鲁笳与冷楚、周壁三人分别作了简要汇报。毛主席兴致勃勃地畅谈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

在返回的路上，三人热烈地议论着，都感到听了毛主席的谈话，思想上顿开茅塞。

最年轻的省委书记

1953年1月，中央任命陶鲁笳为山西省委书记。他时年35岁，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1953年7月，根据中央决定，改称省委第一书记。到1965年8月奉命调离山西进入北京，任期达到12年零8个月。

陶鲁笳在《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一书中写道：“从1953年1月到1965年8月，我在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有幸直接接触毛主席不下四十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二十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陶鲁笳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该书的《自序》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创立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功勋，是谁也抹煞不掉的。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伟人，他属于中国、属于世界。毛泽东思想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他在生前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在他身后，依然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在《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一书中，陶鲁笳还记述了山西省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毛主席支持山西人民试办农业合作社；毛主席关于“引黄（黄河）入晋”的雄图大略；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等等。

发现大寨先进典型

新中国成立以前，大寨是太行山区的一个穷山村。全村75户有800亩耕地，其中80%为四户地主、富农所占有，贫下中农占全村户数的78%，只占有20%的耕地。那时全村好年景的平均亩产也只有140斤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的土改搞得很彻底，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党的基础也比较好。1952年冬天办起了初级合作社。当时陈永贵担任社长，贾进才担任党支部书记。1953年贾进才推荐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自己任副书记。从此，这个村的党支部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都很出色。1953年秋天，他们遵循群众路线，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全村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前实现了规划，粮食亩产由1952年的237斤逐步跃进到1962年的774斤。

中共晋中地委发现了这个典型，于1959年12月在大寨开了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的先进经验。又于1962年号召全地区推广大寨干部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相结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运用农业“八字宪法”（水、土、种、肥、密、保、工、管），高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发现大寨这个农业先进典型之后，山西省委于1960年2月批转了晋中地委的报告，发出“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

陶鲁笳牢记毛主席关于要学会运用党报指导工作的教导，指示《山西日报》撰写、发表了《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之后，省委又于1963年3月请陈永贵在全省劳模会上介绍大寨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

响。同年11月9日，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的各级党组织发出向大寨学习的通知。

1964年1月，国务院邀请陈永贵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1万多人介绍了大寨经验。陈永贵生动而又富有哲理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他的讲话现场实况转播后，收到了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表示钦佩和学习的许多信件。

同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报道，同时发表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

向毛主席汇报大寨情况

1964年3月28日到29日，毛主席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陶鲁笳等几位主要负责同志，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

陶鲁笳汇报说：前不久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和私分得很清。我们山西省委在1960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

这时毛主席插话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能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接着汇报了一些其他情况，毛主席与他做了交流。陶鲁笳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都交给了毛主席。随后，巡视列车每到一地，毛主席都兴致勃勃地宣传大寨和它的领路人陈永贵。

毛主席回到北京不久，1964年4月20日，周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进行了20天的考察，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回京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做了书面汇报。

5月中旬，陶鲁笳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用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要在种好16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4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

12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大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

中共中央在1966年8月14日发表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在讲到毛主席近4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中，正式有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句。随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大寨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光辉榜样。

陶鲁笳作为一位高举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荣战士，虽已经离我们而去，大寨却成为他留给后代的一座永远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