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张股票出自抚顺 蜀都盖大楼死抠产权(上）

抚顺胡颂华从不炒股

胡颂华是个好老头，普通着呢。2010年夏天在央视镜头前，他言谈舒缓，淡定无欲，衬衫扣子一直扣到下巴。胡颂华说：我不炒股，我没炒过股，我这么大岁数了，脑袋不会用了，炒什么股啊，不炒股，我儿子在那屋里炒股呢，我姑娘她们都炒。

就这么个老头，却愣愣闷闷地闹出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第一张“股票”。

第一张股票是做甚的？不是高科技，不算大制作，不关高雅低俗，是红砖。秦砖汉瓦，透着悠久，显得实用。今人很难想象，20世纪80年代初，大家都盖房子，却闹得红砖稀缺了。各单位都派车去砖厂拉，天天排队也排不上，当时有抚顺的厂子跑到乌鲁木齐去买砖。抚顺红砖一厂年产量只有800万块，而市场需要量是2 300万块。要想扩大生产能力，需资金1 800万元，如何筹资？

胡颂华当时是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办事处的一名信贷员，“我们信贷员的工作就是帮助企业扩大生产，我们银行只能搞流动资金贷款，不许搞固定资产贷款”。烧砖建窑是固定资产，打酱油的钱不能打醋，银行有规矩。在辽宁图书馆，胡颂华看到了一本关于股票的书，介绍外国的股票。

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抚顺办事处向抚顺市建委和中国人民银行报告，要求发180万元股票。这事好啊，有人出钱，扩大生产。1979年10月20日和12月27日，抚顺市政府两次开会研究发行股票，最后决定发行260万元股票。

当时挺急，股票是报社印刷厂给印的。今天肯定不能这样印了，太容易被仿制了。当然今天也不用印了，都已经电子化了。

红砖股票不卖给个人，都是大厂买，像抚顺铝厂、抚顺钢厂、石油三厂。哪家买了股票，就可以优先买砖，不用排队，能不积极吗？1980年1月1日红砖股票正式发行，到1月28日股票被200多家企业认购一空，大功告成。砖厂用这钱新起了窑，产量大增。两年后，红砖股票被陆续收回，不付利息。当时外面买砖每块2毛多，在这儿只5分钱，乐还来不及呢。

细想，这股票哪有收回的？所以，红砖股票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股票，只能算是准股票，或者更接近债券，且是定向发行的债券，甚至像农村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抚顺红砖一厂也没有股份制改革，没有评估、招股、上市等程序，后来股票收回后，红砖一厂还是原来的厂子，体制没变，只是规模大了点。

因此，“红砖股票”是要打上引号的，不那么标准。这也不能怪胡颂华少见多怪，那时大家都少见多怪。在北京，新建成的首都机场候机大厅里有一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出现正面女人裸体。有好心人士特地把她们遮了起来，怕吓着大家。

令人起疑的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张股票并不是出自上海黄浦江边，170年前那里就开始被股票熏透了；而从未经历过股票的抚顺，这里的领导竟也贼大胆。或许胡颂华的祖上有在洋行工作的经历？一本关于股票的书就能演绎出股票？无从考证。然而，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里，却能找到股票的足迹。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六大红色区域之一，由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共产党人领导创建。1930年10月16日，赣东北苏维埃政府创立赣东特区贸民银行，到1934年9月，先后发行了股票、债券近30万元。在筹建赣东特区贸民银行时，设计的资本金为20万元，大部分是没收土豪、劣绅和富户的资财，其中4万元向根据地人民群众招股。

今天胡颂华还有一张“红砖股票”，已经成文物了。这样一个促成“红砖股票”的人，竟然从未炒过股票，但他仍是位爷。就像美国电脑大王王安，如果他活到今天，他看着孩子们兴高采烈地玩着iPad，也会傻傻的，令人欷歔。红砖厂地处采煤区，如今整个砖厂都塌了，沉到地下了。

这让人想起莫言的一篇小说——一秀才当了土匪，做军师，立下若干规矩。某日，土匪老大的叔叔强奸了一民女，秀才决意要杀匪叔，老大拗不过只好斩。老大那个气呀，照着远去的秀才开枪。迎着夕阳，子弹飘忽忽地从秀才耳边飞过，落在灿烂的田野。秀才不回头，蹲下，折了朵野花，闻，“神马都是浮云”。如此一极品男人怎么个结果？某日擦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了。

成都集股盖大楼最怕被平调

在“红砖股票”发行6个月后，第一家接近股份制性质的企业，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成立，它就是后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成都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蜀都A）的前身。蜀都A现改名为舒卡股份。

1979年12月，成都市计划建立一个展览大楼，筹备组主任陈良平没钱，于是想到用股票集资，便打报告给成都市领导。1980年年初，成都市经济委员会在向市政府递交的《建立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公司是由各集资合股的股份公司。公司资金按入股自愿的原则。公司的资产属于投资的各单位集体所有，任何单位不得平调或侵占。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并拟建公司展销大楼（即现在的蜀都大厦）。”

注意，这里所叙述的原则在今天看来当然不是问题，但在30年前，这还真是问题，是大问题。比如，“公司的资产属于投资的各单位集体所有，任何单位不得平调或侵占。公司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这应该合乎逻辑吧？但在30年前，首先投资绝大多数都是政府的，尤其是在城市中心，搞这么个大楼，怎么能允许由非政府的机构操持？其次，就算投资是集体的，怎么政府就不能动了？那个年代，讲究的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赢了是国家的，上缴利税，亏了也是国家的，一个文件就注销了坏账——哪来的自负盈亏？从更高层次来看，地方政府也没有多大自主权，1980年2月1日，国务院才开始策划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的“分灶吃饭”方案。

现在看来，这份报告是相当超前的，一下子就抓住了产权这个关键，一下子就把股份制企业所有制整清楚了，不像抚顺红砖一厂，钱进来了，只是个过客，完了事一切照旧。当时大家对股份公司都还不熟悉，因此这份报告和成都市政府的批复，都把股份公司错写成“股分公司”，分家的分。但从中文字面上来理解，这也没错，分家单过，责权分明。

1980年6月11日，成都市政府下发文件，批准设立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经测算，建设20层展览大楼需要2 000万元，因此决定发2 000万元股票。

设计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股票的人叫王冠武，当年在成都印钞厂工作。王冠武感觉：“这可能和钞票是一个性质的吧？”他收集了各种各样的奖状和结婚证书，把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股票设计成比A4纸还大。2010年王冠武已76岁，他笑着说：“当时完全是瞎子摸黑过河，照着奖状的尺寸做的。”

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农村就有了集资入股的社队企业，在计划经济的铁桶阵中，悄悄孕育着股份经济的萌芽。著名的华西村吴仁宝，经常上午接待上级检查，斗私批修学毛选，下午就带着社员干私活，两不耽误。

因此，改革开放后股份制的萌发，肯定要算农村一份。

广东宝安县是一个小渔村，隔河就是香港，是边防，中国公民去那里要办边防证。多年来国家很少往那里投资，因为怕打仗，打坏了坛坛罐罐。宝安县当地政府不但要时刻防范外敌的侵入，还要阻止咱这边的百姓出逃，政府不断发文号召人民与逃港做斗争，许多老人还记得那些公审逃港人员的大会。1983年5月5日，还发生了歹徒卓长仁劫持中国民航296号航班逃往今韩国的事件。

可以想象，当时此地的政治气氛多么紧张，经济多么落后。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成立。按照最初的设想，深圳特区的建立，要起到吸引资金、技术、管理和人才等4个窗口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期望深圳特区的超高速发展，最大可能地缩小深圳与香港的经济势差，从而在内地与香港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带。

深圳特区建立时，宝安县迁至二线之外，要重建一个县城。当时宝安县年财政收入仅1 000万元，这点钱够干什么？成都盖一幢20层的楼还要2 000万元呢。宝安县县长李广镇急得不行，怎么办？隔河相望，发行股票在香港是天经地义，深入人心的。宝安县是社会主义，虽然改革开放了，但那个万恶的股份制？谁敢说？谁敢提？

宝安县就大着胆子提了，深圳市也大着胆子批了，特区就是应该先行一步。1983年7月，宝安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组建时名为深圳市宝安县联合投资有限公司，就是后来在深交所上市的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简称深宝安。2008年5月，深宝安更名为中国宝安。

当时宝安联投的章程规定：私人股份可以继承和转让，股东所得股金红利属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私人可以入股，这是个突破。但为了吸引投资，章程还规定：“入股自愿、退股自由，保本、付息、分红”。看到这些，大家一定要笑了，股票本来就是一项风险投资，如何保本？怎样退股？当然，后来这些规定都取消了。

宝安联投第一次共集资130多万元。这是小钱。到了1991年6月25日，深宝安在深交所上市，总股本已达2.25亿元，占当时深交所交易量的43%，占沪深两市交易量的20%。

宝安联投的设立和发行股票确实大胆，但更大胆的是作为党报的《深圳特区报》，破例为深宝安刊登了招股启事，这是1983年7月25日的事。党报一贯是严肃认真的，一贯是以党中央既定的方针政策为依据为准则的，怎么会为这样一个被争议的事务服务？

当时的许多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在《深圳特区报》刊登宝安联投的招股启事前一个月，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第一次提出一国两制构想，说：“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与大陆不同的制度。……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

邓小平胆大，不仅允许中国一部分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还鼓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与传统的共产主义理论相比，是多么离经叛道。这真是位老爷子。

1979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指出：“银行应该抓经济，现在只是算账、当会计，没有真正起到银行的作用。”10月8日，邓小平再次指出：“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的、革新技术的杠杆，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

邓小平前一段话是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金融体系已被破坏殆尽，甚至不如计划经济时期，银行只是财政的大出纳。后一段话是说，中国金融要改革，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虽然当时还没有现代金融、公司治理结构、巴塞尔协议等名词。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他也是从战争年代和计划经济体制走过来的。但在1979年他就意识到金融不是这样搞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根。老爷子果然了得。

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刚刚恢复没几年的中国农业银行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被并入财政部。之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国内业务已在1958年停办，保留下来的部分海外业务也被并入中国人民银行。这还不算完，1969年7月19日，财政部军管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军代表经请示国务院批准，决定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于7月底合署办公，对外只保留中国人民银行的牌子，中国人民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有的与当地财政局合并，成立财政金融局，有的并入财政局，作为财政局的一个业务组。

至此，中国金融真正实现计划体制的大一统：计委定盘子，财政拨钱，银行当出纳。

改革开放后，1978年1月1日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分开办公。

1979年3月13日，中国农业银行恢复。同年3月，中国银行被指定为外汇专业银行，同时设立了国家外汇管理总局。8月，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与财政部分离，受财政部委托，仍然代理行使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职能。11月19日，保险恢复国内业务，重新组建中国人民保险公司。

中国人民银行既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又办理具体商业银行业务，既是金融行政管理机关，又是经营金融的经济实体，这怎么行？1983年9月17日，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中国人民银行的10项职能。1984年1月1日，中国工商银行正式成立，承接了过去由中国人民银行办理的金融经营业务。

从198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逐渐承担起对金融机构的行政管理职能，且战且退，做“裁判员”。

专业银行体系的恢复和建立，使银行的经营范围明显加大。1979年之前，银行贷款仅限于对工商企业、建筑施工企业的临时性、季节性的超额流动资金的贷款，企业更新设备和技术改造所需资金均由财政部门无偿划拨——那时，银行才是拾遗补缺。1981年，国务院决定企业所需资金由银行贷款，即“拨改贷”。从1983年6月起，国有企业的流动资金由原来的财政、银行两个部门共同管理，改由银行统一管理。在全社会，资金的集中和分配从财政为主，逐步转向由银行为主，据统计，由银行信贷渠道供应的资金占比已从1978年的上升到1986年的。

国有四大银行的建立，似乎是市场经济增加竞争主体的使然，其实恰恰相反，与安徽小岗村自下而上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同，四大银行的建立初衷正是由政府主导，按照计划经济行业管理的思路设立的。四大银行分别在工商企业流动资金、农村、外汇和基本建设四大领域分兵把守，业务严格划分，工、农、中、建一一对应。

中信成立后最著名的动作是，1980年通过金融租赁方式为河北省涿县塑料厂引进编织机生产线。同年还帮助中国民航与美国汉诺威尔制造租赁公司（Manufacture Hanovel Leasing Co.）和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合作，从美国租进了第一架波音747SP飞机。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东京成功发行100亿日元私募债券，期限为12年，票面利率为。

中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信托租赁企业，其后信托公司便在中国雨后春笋般发展开来，到1982年年底，全国信托机构已达620家。问题是免不了的，主要是抢资金、争地盘，变相开办银行业务。1982年4月，全国开展了一场信托业大整顿。

股份制银行遍地开花

除去四大国有专业银行，中国高层还在试图引进业外资金参与银行改革，增加金融市场主体。这些银行没有历史包袱，不承担政策性任务，是新型股份制银行。

1986年7月重新组建的交通银行是股份制银行的开端。交通银行的资本金为20亿元人民币，由财政部投资10亿元，其余由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认购入股。原规定个人股份在资本金总额中的比例不超过10%，但结果没能吸引到个人股份。之后，1987年4月中信实业银行成立。1987年4月8日，深圳发展银行正式对外营业，这是在深圳特区6个信用社资金的基础上，向社会公开招股建立的，其中有111个单位股东和7 276个个人股东，其中国有企业股份占，集体企业股份占，个人股份占。

之后建立的股份制银行还有福建兴业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华夏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海南发展银行和中国民生银行，除此之外还有大批的城市银行和农村银行。不幸的是，1998年6月，由于严重资不抵债和面临支付危机，海南发展银行被行政关闭。

在股份制银行发展之前，城市信用社也开始起步，1984年9月武汉市汉正街城市信用社组建开业。1985年11月28日，厦门国际银行开业。1986年4月1日，邮政储蓄业务开办。

货币市场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建立的。1984年同业拆借市场建立，1985年票据贴现和国债回购市场建立。

保险公司利润不再上缴财政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在恢复，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保险业是一个独立的金融行业，还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下属机构？

1979年2月5日至28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分行长会议，关于保险工作在会议纪要中有如下阐述：

开展保险业务，为国家积累资金，为国家和集体财产提供经济补偿。今后对引进配套设备、补偿贸易的财产等业务，都要办理保险。凡需赔偿外汇的保险业务，其保险费改收外币。保险公司所得的利润，不再上缴财政，留作国家发展保险事业的基金。为了使企业和社队发生意外损失后能及时得到补偿，而又不影响财政支出，要根据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和自愿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恢复国内保险。在重要口岸和各省、市、自治区分行所在地，要根据保险业务的发展需要，逐步设立保险分公司。分公司受保险总公司和人民银行分行的双重领导，业务上以保险总公司领导为主。

从上面的表述可以看出，保险作为财政手段和为国家积累资金的作用依然被看重，但已不再忽视保险“为国家和集体财产提供经济补偿”的作用。更为重要的转变是，已经开始把保险作为一个产业看待，保险已不只是工具，它还有自我积累和发展的需求，因此才有“保险公司所得的利润，不再上缴财政，留作国家发展保险事业的基金”。

1979年11月19日，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130人参会。这是恢复保险国内业务后保险业第一次全国大会，许多老保险人激动不已。似乎是为了证实保险的重要，在大会结束的前两天，11月25日，“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海面翻沉，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 735万元。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解职，当时主管石油的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

“渤海2号”没有投保。不仅是“渤海2号”，大部分国有企业都没有上保险。1981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银行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称：“就企业财产保险而言，中央企业参加保险的还不到5%。以四川省为例，保险公司支付赔款7 800万中，中央企业所得赔款仅30万元，占。”

从1959年年初停办保险国内业务，到1979年恢复，整整20年。1980年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恢复国内业务后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业务年度，这一年的状况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基点。用1980年的数字与1958年停办国内业务前的数字相比，1956年全国保费收入21 963万元，1957年为22 291万元；1980年为28 000万元。由于期间物价涨幅不大，特别是“文革”十年间物价几近冻结，因此这两组数字似可相比，亦似可得出结论：就保费规模而言，经过23年，中国保险业几乎又回到起点。

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黑色幽默。

在中国人眼里，股票曾经是一个魔鬼。茅盾的小说《子夜》把这个魔鬼深深地印在了中国人的头脑中。计划经济可以没有股市，但市场经济必须有，股市的配置资源、发现资本价格的功能是不可取代的。

新中国股市的重建不是从认识转变后开始的，不是在理论上针锋相对，最后真理战胜了谬误，人们解放思想统一认识之后开始重建和发展的，股市是被吃饭问题逼出来的。其实，安徽小岗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被饿肚子的滋味逼出来的。

在农村经济板块松动的同时，中国的城市却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到1979年，全国回城的知识青年大约有1 700万，再加上320万没有就业的留城青年，总数达

2 000多万，大体相当于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家里有老大不小的孩子没工作，这叫家里人多糟心，真是社会不安定因素。

为解决知青回城的就业问题，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据说，在这个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提出股份制设想，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厉以宁后来被称为“厉股份”。

注意，股份制就是这样为解决家里孩子的饭碗问题而出现的，大家只是把股份制作为一个解决就业的手段提出来，并没有认识到股份制将重新构造中国微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基础。

当然，那时的股份制是集体经济股份制，只是限制在类似北京大碗茶之类拾遗补缺的合作社里，完全不牵扯到国有经济。但即使这样，也都迎来刀光剑影、漫天口水。

不劳而获的帽子压死人

当年没有网络，只能在报纸上论战，但白纸黑字就更显得正式，要求论战者有更大的承受能力。

1980年9月25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孙广林在刊载于《工人日报》的《怎样看待股份公司的性质》一文中认为：社会主义的股份公司与马克思所论述过的工人合作工厂一样，是一种公有制性质的企业，有利于为社会主义建设筹集资金，有利于满足社会需要和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有利于待业人员安排，它是社会主义企业一种可行的模式。

孙广林拉上马克思做大旗，但马克思时代没有解决待业人员的任务，这是孙广林的一个取巧发明。

而在同一版上也刊登了邢廷风的文章，他认为：股份公司的私有制性质决定了它的分配原则是按资分配，这种私有制的股份公司，对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实在是弊多利少。

按资分配？不劳而获？剥削有理？这是共产党人批判资本主义的要害之要害。

1980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在读者来信专栏中，刊登了呼和浩特机床附件厂程钧的《集股投资大可试行》一文。程钧认为一方面企业有多余的资金无处投放，另一方面许多商品的生产由于缺少资金，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因此可以集股投资。

小集体小国企先行一步

毕竟“文革”已经过去了，这些讨论基本上还是在正常情形下进行着。1980年7月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若干政策性规定》，该规定指出个体经济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必要补充，对个体经济进行任何歧视、乱加干涉或者采取消极态度，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都是错误的。

这是什么意思？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在破除阻力，推进个体经济和集体经济的发展，这中间，也包括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的探索。1983年到1984年，中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基本完成，改革的重心开始向城市转移，厂长经理松绑，星期日工程师浮现，工资松动，外贸活跃。

1983年4月24日，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关于全国利改税工作会议报告》和《关于国营企业利改税试行办法》。所谓利改税，就是将国有企业原来给国家上缴利润的办法，改为按国家规定的税种和税率向国家缴纳税金。有趣的是，到2007年，国资委又转过来要求央企上缴分红了。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在北京召开。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会议确定进一步开放由北至南14个沿海港口城市，即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新的重要步骤。如今整个中国都成了大特区。

1984年4月，国家体改委在江苏常州召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众多学者第一次公开呼唤建立股份制。会议提出，城市集体企业和国有小企业进一步放开、搞活的办法是“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在这样的改革氛围下，1984年北京、广州、上海等地开始进行股份制试点——股份制向中心城市进发。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一句著名的话：井冈山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这句话充满了政治意味，多少年来一直被反复探究。

如果把这句话用在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身上，同样充满了政治意味。因为天桥不是在抚顺，不是在成都，也不是在深圳，而是在北京。北京是什么地方？1984年，北京国庆阅兵。

正是在这一年的8月23日，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天桥在北京南城，天桥旁边有个天桥百货商场。20世纪50年代，天桥百货商场是全国商业的第一面红旗；20世纪80年代初，它又第一个打破中国30年工资制，将商业11级改为新8级。下一步怎么走？

总经理张继斌最苦恼的是企业没有自主权。从条条块块来看，天桥只是崇文区百货公司属下一个科级单位。经理只有10元钱，也就一把笤帚的审批权。修个厕所，都得上边拨钱。天桥曾在外地找了七八个联营点，以商品形式投资，就这，还被领导狠训了一顿：“北京的物资能这么随便外流吗？”

张继斌在寻找出路。他因此想到了股份制，他知道，股份制能使政企分开，企业有自主经营权。张继斌埋头参考国外股份制条文，加上他对新中国成立前股份制一鳞半爪的印象，搞了一份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与前几个股份制章程一样，天桥股份制最不规范之处也是股票“保息还本”。天桥股份第一次发行总额为300万元。

据说，天桥股份到工商局“报户口”时，工商局整整议了三天：企业性质怎么填？说国有吧，明明把股票卖给个人了；说集体吧，又不像；说个体吧，更不是那么回事。最后来了个一锅烩，把企业性质定为“全民、集体、个体合营”。要是搁到今天，天桥就是混合经济，多简单。

但在那个年代可不简单，当年曾有人善意地告诫张继斌：天桥是“红旗”，可别胡来……注意，天桥股份是经北京市崇文区政府批准的，而不是市政府批准。降低身份，或许是为了规避风险？

风险确实有。1983年开始了反精神污染运动。有小伙子把女朋友的照片当精神污染上交，在一些地方，邓丽君的歌被当做靡靡之音查收。1984年9月，当时的纺织工业部52岁的女部长吴文英到淄博出差时，身穿金黄色的紧身花褂和线条流畅的裙子，一时成为新闻。吴文英说，要顶住闲言碎语，要解放思想，不要用50年代的服装观点来看待80年代的穿衣问题。今天，大家断不会再把穿衣与解放思想绑在一块儿了。今天什么是新闻——不是穿了什么，而是脱了什么。

1993年5月，天桥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拉来两卡车员工造势沈交所

沈阳是从1982年开始搞股份制试点的，到1986年时，连国有加上集体，再加上街道企业共发了近4 000只股票，于是就产生了流动的需要。

做事要有方圆。在中央政府还没有动作时，沈阳市政府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始建章立制。1985年，沈阳市政府发布了《沈阳市股票、债券管理暂行办法》。1987年7月22日，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颁布了《债券转让办法》。

1986年8月5日，第一家有价证券交易柜台——沈阳市信托投资公司开业并办理有价证券转让业务，有4种方式：公司为买卖双方提供买卖服务；债券持有人自由定价，委托交易部门代卖；有价证券抵押贴现兑现现金；鉴证有价证券真伪后到指定地点自由交易。

开业当天上市的债券有沈阳市黎明机械厂第二期有奖有息债券和沈阳市工业品贸易中心第二期大厦建设有奖有息债券。当天买入债券的有97人次，343张；卖出债券15人次，204张；成交额是2.26万元。

为什么沈阳市把这叫证券交易市场，而不直接称证券交易所呢？还是政治问题，当时对证券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正火热，证券交易所似乎代表了资本主义，没必要为一个名字惹一身骚，于是就叫市场吧。

开业第二天，精通汉语的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商务领事斯洛茵女士就来了。她试探地问：按照中国以往的做法，进行大的改革要有中央领导坐镇，你们有没有来自北京中央的领导来蹲点坐镇？还有一个日本记者打赌说，沈阳市证券交易市场不超过两个星期就得关门。

上海领导像地下党 飞乐悄悄上市

深圳是个移民城市，搞股份制高举高打，就像猛虎出山。与之对照，上海人的谨慎和周密就十分耀眼了。时尚变了，英雄已不是粗猛的西部牛仔，而是细语的白领精英，手握已不是匹马单枪，而是电脑键盘和亿万巨资了。

上海先派出“民兵”探营股份制。

1981年，龚浩成在上海财经大学当教授，踏踏实实讲了三节股票课后就有人敲打他了，龚浩成知难而退不讲了。谁想三年后龚浩成调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当副行长，后接李祥瑞任行长，一手扶着股票钻出土挺起腰。龚浩成回忆说：上海的股份制是1984年兴起的，老企业发债券，新厂子发的就叫股票了。不管叫什么，反正是大家拿钱来凑到一堆，农民劳动力要带着资金才让入伙，所谓的债券或股票，其实只是一张收据，“兹有张三李四，交来股金若干，归还期限如何，年息多少”。当时发行数量也少，1 700家企业发行的债券和股票也不过2.4亿元。

1984年的一天，上海市副市长阮崇武约请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和副行长龚浩成商谈起草股票管理办法，由分行计划处副处长张令铃执笔。7月，8条《暂行管理办法》出来了：

1. 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可以发行股票。

2. 发行的股票分集体股和个人股两种。

3. 集体股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乡镇企业及农业生产队发行，股息相当于企业存入银行的一年期定期存款。

4. 城镇职工、居民、农村社员和侨眷等可认购个人股，股息相当于一年期储蓄存款。

5. 股票发行分定期收回和不限期收回两种。定期收回的规定发行年限，分次或一次由发行单位偿还本金，收回股票；不限期收回的由投资人持有股权，发行单位不收回股票。

6. 每年年度终结，股票发行单位根据税后利润情况，可提出一部分按投资比例分红。每年分红的金额一般可占股票面额的3%～5%。

7. 股票持有者如要出让股权，可委托银行信托部代为销售转让，或向银行申请抵押贷款。

今人看这《暂行管理办法》要笑了：新办集体所有制企业发股票？老企业不行？国有企业不行？民兵探路解放军断后？上海第一个公开发行股票的“小飞乐”是家多大的企业？员工总数只有50人。

上海人是小心谨慎的。当年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秦其斌回忆说：在最初讨论如何实行股份制时，当时的市委常委吴邦国和黄菊就不止一次来过飞乐电声总厂，每次来都悄悄地，很神秘，像搞地下工作一样。

1984年11月18日，上海《新民晚报》在第一版不显眼的地方刊登了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没有署名。

上海飞乐音响公司18日开业

接受个人和集体认购 发行1万股 每股50元

【本报讯】本市出现一家接受个人和集体自愿认购股票的新型公司——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它对社会发行1万股，每股50元。

记者今天上午在武夷路上飞乐音响公司见到公司董事长兼上海飞乐电声总厂厂长秦其斌，他透露说：将于本月18日开业的上海飞乐音响公司，采用集体、个人自愿认购股票形式来筹集资金。对全部个人股票实行“保本保息”的优惠办法和自愿原则，即“自愿认购，自由退股”。公司委托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发行股票。当个人或集体认购股票后，不论金额多少，均为公司股东，享受平等权利，有权参加股东（或股东代表）大会，向股东大会提出议案，向董事会提出项目，或参加公司组织的其他活动。每年年终，根据公司税后赢利情况，董事会拿出部分利润按股东认购股金份额分发红利。

据了解，上海飞乐音响公司的任务是经营成套音响设备，并承包宾馆、影剧院、体育馆等音响设施设计、安装工程。

今天大家怎么纪念这条消息都可以，事后的评论永远是聪明的。但当时上海人并没拿这当回事，就像红军1935年来到贵州遵义，在一个逃走的敌军旅长的家里开了一个会，不就是个会嘛——至少在当时，与会者没有想到多少年之后，有那么多的人把这个会称为历史转折，有那么多的人要来看看这幢小楼。

但当年还是有人注意到了这条消息。日本《朝日新闻》先登了一大块文章讲“小飞乐”，接着日本野村证券株式会社董事长伊藤正则满大街找上海同行切磋。资本家总是为股票发狂。

看这条消息，今天再没知识的股民也会笑的：股票自由认购是没错，但什么叫保本保息、自由退股？这太社会主义了吧？等股价跌了，咱要求保本保息自由退股胜利大逃亡了，咱敢情乐了，人家干吗？

“小飞乐”的定向发行在登报时已大功告成，静悄悄全找好了下家。上海人没留意也就罢了。1个多月后，1985年1月14日，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时，可了不得了，上海人都醒了。延中实业由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营业厅代理发行，当时胡瑞荃副经理在现场操作，他说：“从江宁路排队转弯到南京路，人群长队绕了好几条街，结果20路车也开不动了，交警跑来找我：为什么不事先打招呼？我也不知道会有这么多人呀……延中实业股票发行额共500万元，原来计划在柜台上发行350万元。可到中午12点一看，不得了，已经超过350万元。我马上打电话请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对方说要控制在450万元以内。到下午3点钟一看，已经发到470万元，不敢再发了，马上来个急刹车。”

这静安“柜台”值得一说。

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市南京西路1806号——一家被盘下改造的10平方米理发店里，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开设了全国第一个股票柜台。上午9时整开盘，牌价挂出，飞乐音响买进卖出价都是55.6元，延中实业买进卖出价54元。人们涌到柜台前，抢着要“代理购入股票委托书”。飞乐音响的700股股票，在开业两小时内出售一空；延中实业的1 000股股票，到下午4时15分收盘时，也售出了840股。

据《文汇报》当时的报道，在拥挤的人群中，第一个购进股票的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残疾男子，他带了1 000元人民币，买了18股“小飞乐”。他不肯透露自己的姓名，但说曾了解过飞乐音响公司的底细：“飞乐的产品正走红，我吃准了才向它投资，不会吃亏。”由于拥挤，钱款股票无法交割，只得给个临时收据，容“秋后算账”。

蜜月火暴过后是平淡，平淡过后是冷淡。美国人见笑了，美国《旧金山考察家报》记者法兰辛·布雷维提说：“吹嘘得很厉害的上海股票市场实际上是不确切的一个错误名词。很多市民手拿现金来到这里，却是败兴而归，因为出售早已告罄。大约有140家本地企业已发行了股票，然而只有两家企业被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上市出售股票。”

当时的情形是，在静安营业厅里有两张长椅，通常都坐不满。凑巧有人想买点股票或国库券玩玩，两人私下谈好价钱，然后到柜台办手续，前后不过10分钟。这种冷清局面延续了很长时间。1986年第四季度，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股票成交量只有共1 367股，每日交易维持在30股左右。

但静安“柜台”挺住了。就是从这里开始，成就了日后足以影响世界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当地方企业和官员闷头搞股份制时，海外也有人惦念着这边。在海归中有两位，一是王波明，一是高西庆，日后在中国证券市场都留下了动静。

1988年8月，二位爷在北京相会。回国前，他们在美联储大楼下有个约定，要回国去干件事，用现在的话，即要去做个局。怎么个局？就是要把个物件捎回去，这物件往大里说是资本交易机制，资本就是马克思说的“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那个物件，往小里说是证券交易所，再小点说就是股票交易所。

他们知道这事有难度，于是约定：回国后干5年，5年内不言退，如果5年干不成事，各奔东西。高西庆打算在城东修自行车，而王波明则打算在城西卖包子——这话在今天听来足够作秀，但当时这二位干了件狠事，回国之前他们把后路断了，不拿绿卡，不受诱惑。

高西庆是急性子，讲起话来不喘气。2000年5月23日，时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在中南海和中国政府高层讨论证券问题。“我尽量讲慢点。朱镕基提的问题最多，从他提的问题可以看出，他门儿清。后来时间不够了，我跳着讲，朱镕基就打断，把话题拉回来。他最关心国有股减持问题。”

高西庆是吃过苦的，初中毕业他在四川大山里修过铁路，打锤放炮。那时候能当兵，当铁道兵，是时尚的。可惜具体到高西庆身上，他只是附属于铁道兵的民工，就像当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上百万的民工推着独轮车跟随解放大军从北扫到南，怎么说也算跟共产党走了一回，也算参加过解放战争。

1978年高西庆26岁，考上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后更名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了一年宏观经济，学校让高西庆改专业，学法律，上面定的。高西庆有点不舒服：中国有法律吗？“文革”中老爹被关进去放出来从来没有法律给个说法，只退给7麻袋材料，一气都烧了。但高西庆还是去学法律了。

1981年9月研究生毕业后高西庆选择留校，当时美国格杰律师事务所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有一个交换工作一年的项目，于是高西庆出国了。但一出去他马上就傻了眼：说起来还是学国际法的，到了国外就像一头栽进桑拿房，两眼迷离满头雾水，根本不明白人家玩的规则，连边都沾不上。

一年后，高西庆请示北京对外贸易学院领导要求留下来继续学习，获准。

高西庆被拒签，尼克松帮忙

美国有两个行当挣钱最多，一是医生，二是律师。律师的报酬是了得的。在香港，有洋人咨询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前任董事长柳谷书，老头儿说：来吧，一小时500美元。老头儿儿女成行，其中一个儿子挺有名，叫柳传志。

倒没听说高西庆学法律是图赚钱。

1983年高西庆考上杜克大学法学院，揣着尼克松奖学金，还是全奖。法学院的暑假挺长，高西庆便去打工，找到了一家名为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Ferdon的律师事务所工作。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是这里的合伙人。在美国，律师分三类：一类是华尔街律师，不一定是在华尔街开业，而是从事证券、金融类的；一类是华盛顿律师，主要是打政府官司的；还有一类是城关街律师，就是在大街上开个店，打商业官司。三类律师相比，华尔街律师是顶级的。

24美元×370年=300亿美元

是这么回事——

1626年荷兰人彼得·米纽伊特（Peter Minuit）用珠子和小饰物从印第安人手里（有人怀疑印第安人并没有住在曼哈顿岛）买下22平方英里的曼哈顿岛，当时价值60荷兰盾，合24美元。300年后，仅华尔街的地价就达300亿美元，每平方英尺622.29美元。

如果说纽约满街流金，指的就是华尔街。别的街就不一定了，有的流垃圾。

荷兰有一种永久性政府债券，当时年息为8%。永久性债券的含义是，债券没有到期之日——永不偿还，将无限期支付8%的利息。今天，这些债券仍有一些还在流通。如果印第安人把钱用来购买荷兰政府的永久性债券，假定年息仍是8%，到1997年，即371年后，这24美元的价值将达60余万亿美元，即：

24×（1+0.08）371=60 314 888 230 728

也就是说，印第安人依然可以在曼哈顿经过371年的发展之后重新购回整个曼哈顿！用另一种算法，只要印第安人当时购买60荷兰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到1632年，他们每年也能收到约18%的红利，此后，直到1799年公司解散，每年也能收到的固定收益。到1799年，投资收益将达到58 360 100 100美元，此后，每年的投资收益只要在4%以上，则总投资收益将比购买荷兰政府的永久性债券的收益还要高。

资本的发展空间怎么想象都不过分。

高西庆加入的Mudge Rose Guthrie Alexander & Ferdon律师事务所就开在华尔街上。1987年5月高西庆提出要回国。美国人好意相留，高西庆推辞说领导不批。美国人说咱写信去解释解释？高西庆笑了：你写和我写还不一样？中国人认你是谁呀？美国人脖子一梗：尼克松写信管用吗？尼克松果然写了一封长达三页纸的信，给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李岚清。对外经贸大学当时隶属外经贸部。

几个月后，上级同意延长一年。

在以后几年中，尼克松还帮过高西庆几次。1990年3月，高西庆在北京和平宾馆参加完“联办”成立一周年庆祝会后，得知他去美国讲学申请被美国大使馆拒签，很恼火。高西庆碰到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说起这事，站长也火了，马上给尼克松打电话。两天后，尼克松的信到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又两天后，美国大使馆的签证下来了。

说起回国，高西庆的牙咬得硬硬的：“我不能让人家说咱老赖在那里不回来，越回来晚信任度越低，就越不容易回来。一两年的时间，影响非常大，家庭、事业、心理，回来就回来了，要不就回不来了。”

王波明落下媒体情节

对回国这事，王波明说：“操！其实在美国的生活腻腻的，周末带老婆孩子去野外郊游，草地上一躺，吃的喝的一大堆，以后几十年的日子也会是这样，不会有大变数的。知道我们要回国，真有些留学生恨得咬牙切齿：他妈的他们真的要回去折腾？可要让他们回来，打烂坛坛罐罐，老婆孩子哭哭泣泣，他们又狠不下心，只好咬牙切齿。”

王波明是1980年去美国的，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修国际金融。上学期间王波明给《华侨日报》打工，经常每天写2 000字的评论。这两年的业余报人经历让王波明“坐下了病”，日后有了钱拼命也要办媒体，遂创下《财经》、《证券市场周刊》、和讯网等——此是后话。

王波明有很多缺点，但没有吃零食的毛病，也许这是美国人教育得好，纽约证券交易所严禁把吃的喝的东西带入。据说20世纪5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掌门人科尔曼（John Coleman）是个很严厉的老头儿，他的女婿也在交易所混事。某日老头儿看到他女婿的脚边有一听打开的可口可乐，大怒：“把可乐扔掉！”小伙子来不及多想，毫无畏惧地喊道：“我手里有9万股可乐股票要卖！”纽约交易所是喊价交易的，于是马上有买家接货。第二天股价跳高1美元，科尔曼家损失了9万美元。

1987年王波明毕业，一头扎进纽约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的美国人没有想象的那般刻板，面试时他们更喜欢谈的是橄榄球，问问中国人是不是每人都骑自行车，这明面上是谈事不谈人，实际上是对人不对事，美国人狡猾狡猾的。

国内来人大手一挥说“不成熟”

高西庆和王波明就是在华尔街上认识的。当时走在这条街上，中国人没几个，只要听到方块儿字的音，大家都相互稀罕起来。毕业前，王波明搞起个中国旅美商学会，好几千人，时常议论中国时局、改革、发展。战国时有个孟尝君，养有食客三千，后来不养了，跑美国去了。国内来人，也往一块儿凑，大家能记起来的就有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等诸路好汉。1984年9月，中国经济界青年新锐有个“莫干山会议”，纵论改革指点江山，虽当时国内知之不多，却令在美国的王波明们热血沸腾。

“酒逢家人千杯少”，大家时常就着国事家事且笑且叹。聊着聊着话题就集中到一块儿去了，就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的同志，往往大手一挥：这想法很好，但——是——眼下不成熟。

某日，有一位女士参会。主持人介绍说：“这是国内来的李青原女士，专门研究《资本论》，我们来请她谈谈马克思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大家哄笑。李青原一口女中音，不温不火：第一，世界经济不会长期衰退，第二，股票市场机制会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第三，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时机已经到来，8年内肯定会建立起证券交易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商品市场，有劳动力市场，怎么会没有最重要的资本市场呢？第四……

多年后，对于“马克思”李青原有这样一番论述：“马克思”一传入中国就变了味，很有些中国人看《资本论》，看第一章，看第一节，商品、剩余价值、剥削，打倒资本主义！OK，他们以为这就是“马克思”。其实，《资本论》只是马克思理论的二十四分之一。马克思在1887年写完第46卷，直到1939年我们才发现，这是马克思理论体系的一个总纲，它里面讲资本、讲人性，有多少人认真看过？

在研究马克思理论之前，李青原时时发傻，当年她在北大荒农场，锄完草坐在地边歇口气，朗晴白日北大荒一望无边，虽平和敞亮李青原却有一事不明白：老乡们一年到头汗珠子摔八瓣，到头来还欠生产队的钱（如果李青原那会儿学过《资本论》第一章第一节，她就会问：剩余价值哪去了？被谁剥削了？），这里面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1983年李青原从美国回来，师从中国人民大学吴大琨教授，研究资本，并不远万里到美国做博士论文，不远万里传播马克思理论。在那里，她碰上了王波明、高西庆这班人。这伙人聚在一起，不仅关心老乡的剩余价值，更关心老乡们找回剩余价值之后，钱堆得多了以后，货币怎么变成资本。

末了，8个人写就一份《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又称“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只是后来问起来，众人都说有这么份东西，但都说不一定能找到，王波明说西庆那里有，高西庆说问问青原……

《建议》写成了，高西庆、王波明不放心，过俩月就追到北京去了。在北京，王波明小老百姓一个，没有单位，没有工作证，哪儿都进不去，当时坐飞机还要工作证加单位介绍信呢。王波明恨不能跟警卫说：咱是学国际金融的，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干过，咱要在中国也干这么一家伙，请让咱进去向领导汇报汇报。不行？那咱告诉你，咱爹是谁……

王波明的爹叫王炳南，首任中国驻波兰大使，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对外友协会长。官是不小，但和股票没关系，帮不上忙。而且，老爷子当时已经过世了。

中国的海归也有上百年历史了，其中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中海归的代表是王明，往下可以看到，高西庆、王波明的命运比王明要强。

要研究建立证券市场，总得要有个机构。但这事不能指望政府，八字还没有一撇，政府如何给编制？如何给钱？后来还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简称中顾委）常委张劲夫给了个安慰的说法：民间发起，政府支持。100年前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官督民办。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盛宣怀的通商银行都是如此。

谁是民间？这话说起来就深了。结果，王岐山、宫著铭、张晓彬这些青年官僚，拉来9家官办公司成了这家民办研究机构的老板。这9家老板公司是：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首席代表郑敦训；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赵志坚；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光大），首席代表冷林；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宫成喜；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农信），首席代表王岐山；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首席代表经叔平（兼“联办”理事长）；中国信息信托投资公司，首席代表杨咸祥；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简称康华），首席代表贾虹生；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简称中创），首席代表张晓彬。

每家公司出资50万元，炒股成了股东，炒房成了房东。

1989年3月15日，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成立，简称“联办”。后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仍简称“联办”。“联办”的英文名称是张晓彬起的，Published by STOCK EXCHANGE EXECUTIVE COUNCIL。张晓彬说就是想起个含糊的名字，半官半民让洋人有充分的想象力，拉大旗做虎皮好办事。

李青原1989年时任国家体改委宏观司处长，兼“联办”研究开发部主任。李青原家原在北京灵镜胡同，院内有一棵柿子树，众人时常在树下讨论建立证券交易所的事。李青原说，“以后交易所起来了，咱这棵树就和美国那棵树一样有名了”。

美国什么树？——1792年，美国的股票交易还处在分散状态，炒买炒卖小道消息满天飞，终于导致股价大跌。于是，纽约24位股票经纪人聚在曼哈顿南部的一棵梧桐树下，决定成立一个新的股票市场。至今，纽约证券交易所楼前还立着一块铜牌：“这个买卖证券的中心市场，1792年为每日聚集在附近一棵梧桐树下的商人所建。”

后来北京灵镜胡同改造，不知那棵柿子树是否保留了下来？

“谁给你尚方宝剑？”

众人正在为建立中国证券市场而踌躇并浪漫着，并希望逐步将会员公司发展到600家。但他们很快就把脚步放慢了，因为中国发生了“六四”事件。

方泉当时任《证券市场周刊》主编，他听说过这么一段野史——当时“联办”的头头里，只有王波明、章知方是专职的。兼职者不常来，来了也没什么事儿。波明与知方共用一间办公室。工作没什么好谈的，甚至连电话也不是很多。这样面面相觑一个多月，想必无聊得很。某日下午，知方显然是坐不住了，便告波明：“我有点事儿，先走啦。”知方走后，波明一个人在屋里转悠也转不出什么，于是灵机一动，出门去看电影。进了电影院，波明发现前排座位上的一个观众怎么看怎么眼熟，定睛一看，原来是知方——当时这二位一定尴尬着干笑不止。

一帮人踌躇满志地回来想干一番事业，结果挨一闷棍，其心境可叹。

在另一些场合，王岐山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我觉得‘联办’存在本身就是工作，难是难一点，但是毕竟在进行改革和开放的尝试，所以我想首先应该从这一点上来评价‘联办’。一年来，不管怎么说，也有了个机构，有一些从海外回来做事的人，这些同志通过近一年来的工作也受到了锻炼和教育，把理论运用于实践，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转变。而且通过调查研究，对中国证券业实际情况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们在不断地揣摩这件事是否能做，一有机会，得到尚方宝剑就不断地去推动，这些劳动，我认为都会取得一定的收效，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我们还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既然这件事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而言势在必行，我们就不要太顾及眼前的气候呀、挫折呀，或者谁同意、谁不同意，因为事情是人创造出来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时也没有谁给一个尚方宝剑，说你先上井冈山将来可以坐红旗，没有，所以说学习老一代的革命精神，应该从这一点学起。上次我和大宫带着‘联办’的同志一起学习邓小平的文件，讲的就是这个。如果领导同志讲，你们干吧，王波明任交易所所长，那你王波明也会觉得没多大劲，因为没你的劳动，没多大意思。

“前两天参加了银行的盛会，我感到经过这两年的金融体制改革，目前真是到了黎明前的黑暗，许多问题积在那里，大的宏观调控体系，财政、计划、金融，彼此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摩擦系数最大的阶段，越是这样就越有可能发展，因为有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方向对头，我们应该是能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干，你就不知道这水有多深，不下水，总在上面做动作，没用，但下水，就难免牺牲两个人，多喝几口水，要付出代价。我从始至终就没在外面，一直在里面。我觉得改革嘛，有的喝几口水还能救过来，有的喝几口水就喝过去了，不要怨天尤人，这就是现实，所以我主张现在能干什么就干什么，只有在干的过程中，才能练队伍，才能反馈信息，才能摸清实情，你们在国外干过，在华尔街干过，但毕竟国外的情况和中国的情况还有很大的区别，在练的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能够积累一些经验的。

“我不太赞成说没有尚方宝剑，尚方宝剑有过，从来没说过失效了，是认真听取的汇报，又不是在哪个同志家议论的，对不对？所以我认为现在可以搞，但是组织问题要解决。你不管怎么样，得有一个向上通的正式渠道。”

“联办”的老板公司出了问题

1989年8月16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对康华、中信、光大、工商经济开发和中农信5大公司在经营中存在违反行政法规问题，被处以罚款和补交税金共5 133万元。年底，康华公司更在一片喊打声中被关闭。这令“联办”不寒而栗：5大公司中有4大是“联办”的老板。而当时，“联办”的户口问题、法人地位问题越来越要命了。

当年成立“联办”时的设计是非营利性机构，这就和工商管理局挂不上钩，属于社团管理法的问题。“六四”事件以后，加上东欧发生的变化，社团管理的地位提高了，也敏感了。“联办”成立时，许多领导都表示赞同。但法人地位问题，将来没有人问起则已，一旦有人问起，“你是哪儿注册的、哪儿批准的、挂靠单位是谁，按社团管理法，你的登记手续怎么样”，就要命了，还谈什么开国际研讨会，参与建立证券交易所？

高西庆说：“我们同民政部社团管理司联系过，利用原来社团登记中的办法是可以没有挂靠单位的，可事实上，无上级单位是批不下来的，那么一定要有上级单位，而且必须是一家上级单位。我们说8家公司（康华被关闭了）都是我们的上级单位，他们说，不行，因为出了事还是找不到人。一定要登记，但又没有办法用8家公司的名义去登记，所以比较麻烦。我跟中国人民银行金建栋司长讲这个问题，希望金司长支持，金司长说，‘联办’可以归他们管，但我们现在是非营利性单位，是应该受社团管理法来管，还没有转给中国人民银行。”

其后就出现了李青原左突右奔把“联办”挂靠上体改委的壮举。1991年12月25日，国家人事部批复国家体改委称：“你委《关于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补办事业单位审批手续的报告》收悉。经研究，核准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事业编制60人，经费自理。”——虽然不给钱，但好歹有个事业单位的名分。至此，王波明们终于正式找到了组织。这与王石摆脱组织的关怀正相反。

如果没有组织，当时“联办”连辆汽车连台彩电都买不了，有钱也不卖，要控办批。

1990年，一本叫做BILLION的杂志刊登了高西庆和王波明的照片，文章的大标题是《偏向虎山行》，提示道：两位活力充沛的年轻人被赋予了建立中国证券交易市场的艰巨使命，其实建立股票市场的设想并不符合中国一直以来对资本主义和西方概念的攻击，但矛盾的地方在于，股份制很可能是中国领导层摆脱经济不振的一剂良方。

老外就是天真，什么都敢扯——谁给了年轻人使命？谁是老虎？

1988年，中国金融业“大管家”是中国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急先锋是综合计划司，综合计划司司长是宫著铭。宫著铭1978年在国家计委工作时32岁，在“右派”甄别小组跑腿，经过他手的有一人叫朱镕基。1957年朱镕基是因为“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有一定道理”这句话，而被打成“右派”。那次平反，计委系统18个“右派”都一风吹了。

当高西庆、王波明在美国热血沸腾的前后，宫著铭等年轻人在国内也热血沸腾，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说，有很多人提起建立证券交易市场。作为领导，宫著铭曾带头买下深发展3 000股。

1988年4月，交通银行成立80周年。当年上海人吃毛蚶闹肝炎，不怕传染从北京赶去祝贺的最高级别官员就是宫著铭。当晚，宫著铭到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家里，谈起上海金融改革。宫著铭说了两条：一是大力发展和利用地方金融机构：二是抓紧建立证券市场，有了交易所，钱就来了。

作为一个京官，宫著铭却提出这等壮大地方经济实力的招数，有趣。宫著铭还举了美国的例子：美国银行业存款不过2万亿美元，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已达4万亿美元。10年后更不得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市值加起来有20多万亿美元。也许作为金融业“大管家”，宫著铭认定不管是信用社还是证券市场，早晚都归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辖，不怕它们坐大，孙猴子能耐再大，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1988年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开证券市场座谈会，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参加，宫著铭主持。这个座谈会囊括中国经济界最有实权的机构，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外经贸部等。除此之外，更为积极的是国有却又资本味道十足的中创、中农信、康华等公司。这次会议决定，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责成宫著铭、张晓彬等主持起草《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

如此，高西庆、王波明们开始贴上组织了。

人行文件要削人行权

各路好汉日夜兼程快马加鞭起草《关于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下简称《设想》）。

起草小组由8人组成：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外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博士生蔡重直、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王波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西庆、北京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及中创工作人员许小胜。

《设想》包括关于筹建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想和可行性报告、关于建立国家证券管理委员会的建议、关于证券管理法的基本设想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设想》虽由中国人民银行官员宫著铭牵头起草，但其中却有专论要中国人民银行交权：

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开始可以暂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代行职责，但一俟时机成熟，即应由银行系统分出而独立于国务院领导之下。

证管会不宜由中国人民银行长期领导，其理由如下：

甲：银行业与证券业利益不同，属竞争对手（就争夺社会闲散资金而言），潜在矛盾冲突很大；

乙：银行业与证券业对风险的态度不同，不易平衡保护投资者利益与保护实业界积极性之间的关系。由于银行业传统上对风险的态度较保守，其管理将会对实业界证券的发行作出种种限制及过多的披露要求，以致增加筹资成本，挫伤实业界积极性，使得建立证券交易市场的原来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失去；

丙：如商业银行参加证券交易业务，容易混淆长、短期资金，产生透支交易，用储户的存款投入交易市场，一旦证券交易市场发生较大波动，银行立即周转不灵，对社会公众易造成负面的心理压力。美、日、英、意等各国均将商业银行摒除于大部分证券交易业之外。

证管会亦不宜由计委领导，其理由如下：

我国计委历史上一直权力很大，管理体系完全是中央集权式的计划经济，证券交易不论从实际、理论，还是心理上都是以市场经济为基本特征，其运作方式与计划体制格格不入。

财政部领导所可能产生的问题与计委领导类似。

我国三权分立形成并不明显，亦无立法设立的“第四权”之类的机构，所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式的完全独立型的机构不尽现实。

高层第一次推动证券市场

1988年11月9日，中央高层第一次着手推动创建中国证券市场，听取《设想》的汇报。

晨9时，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中顾委常委兼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共同主持了汇报会。以下是当时的会议记录。

张劲夫同志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是否条件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同志问中小企业股票上市情况。

王波明同志进一步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

劲夫同志问道：“你们有没有研究过资本主义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所用？我国理论界有人提出社会主义不能搞期货交易，只能搞现货。”

周小川同志讲：“期货有稳定的作用，期货运用好可以促进市场。”

财政部副部长项怀诚同志说：“期货可以分担风险，有利于稳定。”

原国家经委主任吕东同志问道：“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与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股票上市有何区别？”

高西庆同志用以色列国营企业上市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做法进行了解答。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安志文同志说：“西方国家商业银行与投资部门为什么分开？分开是有道理的。专业银行有投资部，不能合在一起，那会产生很大的混乱，所以要分开。我们当初建投资公司，也是为了改革的需要，不能再退回去。”

金建栋同志介绍了目前全国有745家信托投资公司，属于专业银行系统的占400多家。其中37家是经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还有一些未经人民银行批准，但已经获当地政府批准或主管部门批准的金融公司。

劲夫同志说：“这次要清理，不经人民银行批准的不行。”

依林同志问道：“还有一个问题，即股份制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我赞成股份制，但要弄清实行股份制的企业与现有企业的关系，这里有什么问题需要探讨？企业不透明的话，股份制实现不了，需要评估才能上市。”

张晓彬同志回答了这个问题。

周建南同志说：“现在企业是原有资产不清就发股票。”

吴明瑜同志说：“要建立国际标准的会计制度、审计制度。一个是等企业都搞好再上市；（依林同志马上说：那不行。）一是各部门各公司自发研究，然后变自发为国家有组织地研究，花上一年时间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