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修泽：从中国未来第三波转型看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正处在历史性的经济社会转型中。当前被人们热议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正是现阶段转型的焦点。本文从中国第三波转型的大视野对发展方式转变进行探讨。

一、关于中国第三波转型

在我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基本上是围绕着制度创新和发展转型来展开研究的，主要沿着三条线路来探索：第一条线是人本经济理论；第二条线是产权经济理论；第三条线是发展转型理论。在人本经济理论和产权论研究方面，我已先后出版了《人本体制论》和《广义产权论》。在转型理论方面，我正写的书，题目叫做《中国第三波转型》。

为什么叫做“第三波转型”？从中国历史纵深大视野审视，从1919年开始，我们现在面临第三波历史大转型。

第一波是社会制度转型。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到“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我在书稿后面加了一个小注，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但是站在哪里呢？站在世界的边缘。当时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但是非常遗憾，并没有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构思去做，很快就抛掉了新民主主义，所以我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历史上是“流星”，很快闪过去了，闪过去之后很快堕入了以“斯大林模式”为特点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波转型，叫做经济体制转型，标志是1978年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这个雏形应该说已经建成，但是改革仍然在攻坚的过程中，第二波转型远远没有完成。

作为一个理论研究人员，应该着眼于未来，所以我现在思考，在经济体制转型的基础上，从更大的视野、更高的层次思考中国转型的问题，下一波转型，就是第三波转型，应该转哪里呢？我列了三条。

第一，由边缘到前沿。中国现在虽然站起来了，但是还是站在世界的边缘上。考察当代世界，从经济领域上看，经济格局中最重要的是货币体系格局，虽然中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日本，有可能一两年后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世界货币体系里面人民币基本上没有地位，这很不相称，还是被边缘化。下一步中国应该由边缘向前沿转移，这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期待。

第二，由隔阂到融合。中华文明和世界上的其他先进文明之间有很深的隔阂。最近有很多例子给我心灵上撞击，比如目前社会对于中外混血青年的接受程度不高，有些甚至是排斥。我们的现代文明跟人类的进步文明还是有很多隔阂。去年故去的人类文明理论家亨廷顿先生有一本著作叫《文明的冲突》，我没有用“冲突”，我用的是“隔阂”。我个人认为，按照世界和谐的期待，中国的文明应该和世界其他的先进文明，逐步逐步地交融，虽现在还很难融合到一块，但是应该通过交融，最终达到“融合”。现在世界上，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斯宾格勒的“活力论”，有汤因比的“成长论”，有列维—斯特劳斯的“均衡论”等等，我想探索的是“文明融合论”，因为，我们国家如果要先一步真在这个世界上崛起，那么就要由隔阂走向融合。

第三，由不可持续到可持续。这是对文明的一种期待。

也就是“告别边缘、告别隔阂。走向复兴，走向融合。兴而不肆，融而不阿。”中国要振兴，要复兴，但是不应该放肆，不应该傲慢，尤其不能够独霸天下，融，但是不阿谀、不卑下。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共同打造人类文明。这是在为未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国家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人本、绿色、创新、协调”：现阶段转型方略

那么，现阶段包括“十二五”期间，中国如何转型？我认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方略应该是八字方略：“人本、绿色、创新、协调”。

（一）人本：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从横向、纵向和内核三个层面准确把握“人”的含义。从横向来说，这里的人不应指某一部分人，甚至也不应指多数人，而应指“全体公民”。近年来，有一个流行的话叫做“让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个理论出来以后引起了我的思考。我的报告指出，不应提某一部分人或所谓多数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这种思维还是夺权党的思维，中国共产党现在是一个执政党，理念上不应该停留在某一部分人和所谓“多数人”，而应该指“全体公民”。开始说，全体公民还不太好接受，应该是“全体公民”，就是说横向上一定要打到边。做不到是实践的问题，但如果理论上失之毫厘，实践上就差之千里。

就我们实际工作来说，在人的问题上没有打到边，两边都有一些遗忘，尤其是弱势群体，比如城里的下岗职工、农村的贫困农民、几千万残疾人，这都属于容易被忽略的一些角落。因此横向打到边，实际上是一种边缘关怀，或者叫底层关怀。中国现在两极分化比较厉害，贫富差距比较大，要想法改变这种格局，尤其需要边缘关怀、草根关怀。

贫富差距大已经令人可怕，但最可怕的是这种贫富差距大的格局制度化、定型化、固化。只要不固化就有办法调过来。一旦贫富格局固化，那么这个国家就很危险。要给草根阶层、弱势群体、边缘人群提供一个上升的管道，封建社会尚且有科举制，我们现在如何？这个问题在中国很严重，但只要管道通，即使有阶层分化也可调过来。

从纵向来说，这里的人不应仅指当代人，而应包括后代人，是“多代人”的概念。伊斯兰文明中有所谓“两世说”，即“今世”和“来世”。从这点上说，也是一种跨代思维。

最近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会议，这是一个涉及人类跨代发展的问题，人类一年向宇宙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是272亿吨，中国排放60亿吨，占20%多一点，大气变暖、冰川熔化、海平面上升，小岛屿国家面临灭顶之灾、沿海城市再往后几十年也面临威胁，眼下看沿海城市问题不突出，但是考虑后代发展，人类要应对严重威胁。

从内核分析，这里的人不应是“单需”之人，而应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参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需要，特别像浙江这样的发达地区，老百姓进入小康之后，政治要求也日益增多，所以我们应该要看成多需之人。

这里强调要把人的含义搞清楚，简单九个字“全体人、多代人、多需人”。

（2）抛弃“人本工具论”，树立“人本实质论”。2000多年前，齐国宰相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中篇·霸言》）“以人为本”，最早是管仲提出的，一个字不差的，这是他思想的闪光点。还有一个闪光点，就是他把这个“本”和国家挂钩，“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从这个意义上说，管仲的思想是很宝贵的，应该说是他的先见之明。但是，管仲的出发点（“始”）是什么，是“霸王”，就是为了齐桓公称霸，为了统治者的统治，为了执政者的利益。为了统治必须要对老百姓好，这是一种“人本工具论”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人”的“解放”时，马克思特意在旁边加了边注：“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般人。唯一者。个人。”就是说，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的思想是着眼于一般人、着眼于个人、着眼于唯一者。

我发现，现在人们虽然都讲以人为本，但我听着有两种不同的以人为本观：一种是工具论的以人为本，一种是实质的以人为本，而且这两点都有鲜明的表现，我想我们要抛弃这个人本工具论，特别是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讲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3）由“不完全的、基础性人本”，向“全面的、高端性人本”渐进式提升。因为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阶段，因此现在讲的人本还属于基本面上的，要解决一些例如就业、减贫、社保等的基本需求，再发展到使全体人民“共享”四个方面高端的成果：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物质成果；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文化成果；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社会成果；共享改革发展高端的政治成果。所以这里讲究一个“渐进性”。

（4）“双线均衡”：寻求经济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均衡点。“十二五”期间乃至“十三五”，这个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市场化和公正化这两条线不是水火不容的，是可以兼容的——搞市场化未必不公正，寻求公正也未必抛弃市场化，尽管兼容难度很大。我们在未来发展当中、转型当中，要学会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这“两个鸡蛋上跳舞”，而不是把两个鸡蛋打破，这是领导驾驭能力的体现。如果打破市场化，这个国家肯定要倒退，我们不是没有看到这种类似的迹象。

2008年，特别是2009年以来，在有的地方，用各种名目，把民营企业挤出来。本来，国有资本的配置包括“进”、“退”是有原则的，但是近年来国有资本却出现了不合理的扩张倾向，有些竞争性领域，比如竞争性比较强的房地产行业，近来国有资本进入较多。这就使国有资本的配置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局。围绕“进”、“退”问题，在两种力量——国有资本、民营资本之间出现“资本博弈”。这是2009年出现的部分现象。当前这种“变局”如何发展，会不会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大变局”？值得关注的是，在权贵资本假借行政权力干预之下，经济的托拉斯倾向出现。这是按照市场化的思路来办吗？

民营企业可能更敏感。“春江乍暖鸭先知”嘛。是不是有这么一种民营经济这股力量、市场经济这股力量而遭到挤压？当然，民营经济有民营经济的问题，但民营经济也有民营经济的优势啊。把民营企业挤出来，类似情况今年出现的比较多。在2009年9月1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访谈中，我表明，“对这样一种行政系统驱动、国有资本孤军深入的重组事件，我有一种忧虑”。随后9月16日那天，新华社《经济参考报》发表了一版对我的访谈，题目叫《当前中国资产重组倾向引人深思》，后来把访谈压缩成一篇文章在新华社的《瞭望》发表，题为《产业重组不是国资一统天下》。

现在一统天下的味道开始出现，央企大举进入房地产业，在一些城市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地王”传奇，把土地炒的如此之高，价格高了之后，房屋价格跟着上升，这样的做法是否妥当？是否符合市场化方向？本来这都是一些竞争性行业，竞争性行业应该是公平竞争的，而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国有资本要逐步退出，即使一时退不出去，也不应该无边界扩张。现在非但不退，反而大举进入。所以我说来势凶猛，如果这种思潮继续下去，结局如何？我很担忧。

有朋友说，美国奥巴马政府也把一部分民营企业收回国有了，美国尚且搞国有化，难道中国不应该更搞国有化吗？我说奥巴马搞国有化，包括把一些濒临灭亡的公司，由政府注资，那是权宜之计，他是消防队，一旦火灭了，消防队是要撤回的。现在他们不是已开始研究如何“退市”吗？看来，需要重新评估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我看，主要不是对中国增长的伤害，而是对体制的伤害；伤害主要不在2008，而在2009甚至2010乃至以后。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助长中国经济中“计划化”倾向的机会，它伤及体制的筋骨。这种经济托拉斯倾向，会不会使美国造成的金融危机转嫁成“中国式”的经济危机呢？

同样，要是打破公正化这个鸡蛋，这个国家也很麻烦，很可能出现动乱。有些地区经济水平比较发达，人民生活水平比较高，社会相对比较稳定，但是有些地区民生与权贵的矛盾十分突出、十分尖锐。最近连续发生的自焚事件引起了我的思考，一个人不被逼，是不会把汽油泼在身上烧自己的，那是需要承受多少大的生命考验。因此要把公正化做好。

这里我引用了老子《道德经》里的六个字：“知常容、容乃公”。我们怎么做公平公正呢？国家决策者的胸怀要宽广，有容乃大嘛，容量大了你才做到公平；然而，怎么做到容量大呢？老子讲“知常”，关键要掌握这个“常”，了解这个“常”，这是画龙点睛的地方。这个“常”是常规、是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规律。掌握了客观规律的人，胸怀就会宽广，胸怀宽广、容量大以后，才能够公平公正。本来，后面还有一句，“公乃王”，办事公道才能做领导，才能被选为“王”。

（二）绿色：由“环资启蒙”向生态社会

中国已经有了环境资源的意识，下一步要向生态社会转移。要强调绿色发展。怎样绿色发展？我提四个管道。

第一个重要管道，向技术要绿色。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改进技术装备、研发新技术来节能减排。从这个意义上说商机是很大的，因为现在这些排放量比较可观，新能源、环保、设备行业会有一个相当大的发展。

第二个重要管道，向结构调整要绿色。特别是产业结构，一个是二三产业之间要调结构，一个是第二产业内部也要压缩耗能污染产业、门类，向结构要绿色。

第三个重要管道，向政策要绿色。向政策或者政府的制度安排来要绿色。政府要有所作为，比如说提出一些相关政策，明年应该及时推出，或者至少形成一个方案，就是环境税，国家应有这个举措。环境税背后不是市场力量，是政府的力量，我觉得可能会成为整个节能减排的重要管道。

第四个重要管道，向市场力量要绿色。市场的力量关键就是环境产权制度。二氧化碳千百年来，甚至千万年来都不是商品，都不是资产，没有产权，它虽然也是一种物质，但是没有产权关系，但是世道变了，自从京都议定书框架有了以后，人们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旦达成一种协议，就出现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各国承诺减排，假如超过了指标怎么办？反过来通过节能减排，有富余指标怎么办？于是出现碳产权交易。原本碳不是商品，可变成商品；不是产权，会变成产权。所以我建议大家研究环境产权，给每个企业、每个个人身上都按上一个环境产权的“马达”，逼每个地方自动减排，这是用经济手段、市场力量。

我现在非常担心：提出节能减排、环保友好型社会，提出绿色经济、绿色发展以后，又搞计划经济那套东西。一提节能减排，政府就惩罚、奖励、强制手段。我们国家计划经济根深蒂固，惯性很大。怎么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怎么用产权，这在中国没有这个经验。在国际上有这样的先例，像伦敦、澳大利亚、芝加哥有几个碳交易所，中国也应该有这种新的产权关系，这里涉及四个方面，就是产权界定、产权配置、产权交易、产权保护。

（三）创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

我们的国家本来应该有活力，但是现在看来创新不足。有一个尴尬，就是中国是一个“加工大国”，但是，是一个“创新小国”。

最近，中国在美国推出一个大的国家广告，叫做“中国制造”。为什么做这个广告呢？中国一些产品在世界上受到非议和责难，质量不好，三聚氰氨案对我们创伤很大。从这个意义上，商务部和国新办打广告是有用的，是有价值的，我是支持的，但是这个广告给世界传递一个重要信号，还是“中国制造”、“中国制造”。面对着“十二五”、“十三五”，其实应该转型了。过去30年，我们给人家一个印象是“世界工厂”，下一步应该向创新高地转变，由制造向创造转变，这才是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战略。

这一点对中国来讲非常重要。全国经济“块头”现在搞的比较大，去年国内生产总值33.5万亿人民币，今年如果按9.5%的速度的话，中国则成了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33.5万亿人，是非常辛苦的，其中靠着加工制造占较大比重，现在我们要研究向创新转型。

我看了2007年世界专利的数据，三方专利，美国是5.2万件，中国是5400件，恰好是美国人的1/10。但是我们有十三亿人，美国才两亿多人，这样一比，两个国家的差异就很尖锐。而且更使我心里痛楚的是，排在中国之前的有韩国，韩国地域小，人少，但是他们专利比我们多。下一步，我们要加快创新转型。

（四）协调：内外、产业、区域、城乡四方面协调

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不平衡的矛盾，主要包括内外的矛盾，产业的矛盾，地区不平衡矛盾，城乡不平衡的矛盾，因此，要协调。

（ 1 ）内外协调：由出口导向向内外联动。这是一个内外联动的问题。不应过分批评出口导向型，外需也是一架马车。这次金融危机暴露我们过度依赖出口。2009一季度，见一片惨淡，下滑很严重；二季度好一点；到了四季度已经起来了，所以过度依赖外需，确实有风险。下一步要挖掘内需潜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个亮点就是扩内需，而扩内需里边主要还不是扩政府投资内需，关键是扩私人消费内需和私人投资内需，而不是政府投资内需。我接受新华社的访谈，指出，“调整收入分配是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过去，把收入分配看成公平的问题，是对的，但现在应该研究收入分配怎么跟增长、跟内需挂钩。

（ 2 ）产业结构，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变。我比较了两岸产业：第一产业，大陆11.3%，台湾是1.45%；第二产业，大陆48.6%，台湾27.5%；第三产业，大陆40.1%，台湾71.05%，两个经济体，处于不同发展阶段，有差异。这给我们一些启发。经比较，感觉大陆下一步发展第三产业的紧迫性很强，我很赞成几年内第三产业比重提高到45%这么一个追求，现在看来有望能够实现。除了产业之间，第二产业本身也要调整。整个国家要由工业立国向产业协同转变。

（ 3 ）区域结构，由板块碰撞向区域协调转变。核心问题是避免板块碰撞。我在1988年曾提出一个“四沿发展战略”，沿海、沿长江、沿铁路干线和沿陆地边境线。之所以提出也是避免中国板块碰撞。转变要重视几个因素：地缘、民族宗教、生产力的差异，要注意协调东、中、西、东北这四个板块。现在有一个新的动向，各个省都在打自己有特色的一张牌，让国家发改委乃至国务院批准经济区或者说示范区。2009年以来，据我所掌握，已经批准了10个左右，由省里面提出来的省内或者说跨省经济区，纳入国家规划。如江苏打出了江苏沿海经济区的牌，福建打出了海西经济区的牌，安徽打产业转移示范区的牌，江西要打鄱阳湖牌，等等，这就逼着各地打自己要出的牌。一方面从地方说要打出自己的特色，另一方面，从中央说也要掌握“度”，适可而止。

（ 4 ）城乡结构方面，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转变。这是一个大的转型。扩内需，特别是扩消费内需时，这里有什么招。第一，扩大消费，一个动力源就是居民消费；第二动力源就是中国的城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动力。要推进这个浪潮，就可以带来很大的社会需求。但对中国的城镇化要有深刻的把握：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

根据我对人类文明的理解，城市文明跟乡村文明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在于城市的市容市貌，不在于高楼大厦，关键在于城市是按照“市民社会”这么一个思想来构建社会结构。所以不可避免地要贯彻人本主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在这里要实现。要搞城镇化，搞城市的发展，公民社会是其中应有之义。公民社会这个范畴早晚要出现。

要搞城市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城市这样一个社会架构，要求“社区自治”。目前城市的组织结构是按照行政系统组织的。真要搞城市化，真要按照市民社会发展，城市里就没有必要搞多级政府。一个城市可以就搞一级政府，下面是功能区，而不是现在的行政区，功能区下面是社区，市政府、功能区、社区，然后到居民那一层。现在，深圳已经开始摸索，有的功能区面积可能跟原来行政区差不多，但是人大政协这套系统没有了，管委会是派出机构。功能区下面是大社区，是群众自治的组织，社区下面还有小区。

三、根本在于体制的转型：由单向度的经济转轨转向“五环改革”

中国改革的第一个３０年已经过去，新阶段的第二个３０年已到来。前30年，中国关注的重点是经济改革，我有三句话：前三十年重点经改，经改重点是国企，国企重点是竞争性领域。意味深长的是，虽然推进竞争性改革，但是结果竞争性行业并不如人意，2009年争议大的恰好竞争性改革问题。接下来30年，不仅仅搞经济体制改革，而应有新的追求。

2009年，我在上海发了一篇1.6万字的论文，题目叫《中国下一个三十年改革的理论探讨》，10份《新华文摘》杂志全文转载这篇论文。提出，下一个３０年，历史赋予我们中国的，应该是类似奥运“五环”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环境制度改革，这“五环一体”的改革，环环相扣，融为一体。每个环的中心在于：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和谐化、价值先进化、生态文明化。

要把握“五环改革”之间的“交扣性”，使之交融一体。同时，要增强改革的动力。这几年来改革动力有一些衰减，这个问题不光是局部问题，也是整个全局的问题。改革动力衰减，这是一件很令人忧虑的事情，怎么解决动力的问题，可能要面对权贵资本的矛盾，把人民群众中所蕴含的积极性、创造性再呼唤出来、激发出来，这从一定意义上说，需要新一轮改思想解放，一场更广阔更深刻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