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大家：著名经济学家周叔莲的学术生涯

建国门外永安南里，中国社科院家属院，高高的白杨树掩映着4幢上世纪60年代的公寓楼，在闹市中显得格外宁静安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我国著名经济学专家住这里。

周叔莲的家洁净简朴，一眼看去，最多的“内容”除了书还是书。年愈八旬的周老高大硬朗，一口浓重的乡音，周叔莲的老伴、中国社科院彭韵倩教授笑说：“北方人听他讲课是要发急的，很多话听不懂。”

在深切的乡音、乡情氛围中，我们逐渐“走进”周叔莲的学术生涯。

求学路，历经一波三折

1929年农历六月，正是莲花盛开的时候，周叔莲出生于溧阳一个店员家庭，欣喜不已的父亲为这个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取名“莲”，“叔”是他的辈分。

周叔莲8岁那年，抗战爆发，原本清贫的家庭生活更困难了，但父母亲仍坚持让他读书。周叔莲很争气，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从童年起书籍就是他成长岁月里最好的伙伴。

1942年，小学毕业的周叔莲和弟弟周叔炎一同考取溧阳初级中学。但家里负担不起两个孩子的读书费用，最终成绩同样优异的弟弟辍学当学徒去了。至今，周叔莲都因此深怀歉意。

然而，周叔莲没有辜负家人，1946年3月，他考入江苏省立常州中学读高中，这是当时全国最好的中学之一。周叔莲认为，为人为学都得益于省常中的熏陶——“学校好、老师好、同学好”。

1948年9月，周叔莲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新生院哲学系。他读了郭沫若、艾思奇、翦伯赞、吴泽等人的著作，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当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他参加了学校的进步活动，据传国民党逮捕学生的黑名单上有他的名字。然而，由于“金元券”崩溃，学校缺粮，新生院同学一度饭也吃不饱，年底他就办了休学手续。

1949年2月，周叔莲回乡，在溧阳城区第一小学任教，并很快被政府委任为另一个学校的领导。尽管如此，周叔莲还是一心想读书深造，于是，他辞掉教职，经过半年时间的复习，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当时，各个大学都是单独考试，不像现在统一考试。我也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考试。”

建国初，全国高校实行院系大调整，同济大学哲学系并入复旦大学。上海复旦大学恢复周叔莲学籍的通知早已来了，可北大的录取通知书迟迟不到。焦急的周家人只好给周叔莲打点好去上海的行李。就在临行前一天下午，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到了，但周叔莲已选择去上海。

学籍转到复旦大学后，周叔莲转入社会学系，后来社会学系取消，他如愿以偿进入经济学系。

为真理，率先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大学毕业，周叔莲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先被分配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后来又分配从事畜牧业、手工业、水土保持等调查。1956年他开始研究农业经济问题，撰写了一批相关论文。

“文革”期间，周叔莲的研究工作被迫中断。但是，他抓住一切时间学习。后来回到北京，他又结合工作，到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经济研究所图书馆借阅西方经济学及外国经济史等著作。实际工作的历练和经济理论的提高，让周叔莲一发不可收，开始发表大量有见地、有时代特色的理论观点，逐步奠定他在我国经济理论界的学术地位。

1977年春天，我国学术界还是一片春寒料峭。但周叔莲有胆有识，撰文《科学·技术·生产力》，在全国首先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叔莲回忆：1975年，邓小平恢复工作后即进行整顿，中国科学院写了一个关于科技工作的《汇报提纲》，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要走在前面，推动生产向前发展”等观点。 “四人帮”污蔑《汇报提纲》是大毒草。

后来，周叔莲决意要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观点找到理论依据。他认真地研究了世界上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及其对生产的影响，钻研了马克思的有关论述。《科学·技术·生产力》一文系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驳斥了“四人帮”的谬论。文章写成后寄给了《光明日报》编辑部，编辑认为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但有些观点不好把握，就将校样送给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利用“五一”节假日，对原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然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文章于1977年5月30日《光明日报》理论版头条发表。发表后，胡耀邦还给周叔莲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我敢断定：这至少是几百万人——包括我们党的许多领导干部、经济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广大的科学技术工作者，要看，要传播。这么多人从这篇文章中打开了眼界，明辨了是非，汲取了力量，从而能更好地为我们的伟大事业而奋斗。这该是感到足以对得起党和人民的一件好事情”。

出观点，与中国经济改革同行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经济专业人才，文革后周叔莲对国家的经济建设有很多想法要表达，他的想法和老同学吴敬琏、汪海波不约而同。他们上世纪70、80年代一起写过很多有影响的文章，被称为经济学界“三家村”。“三家村”的部分文章由周叔莲执笔，讨论也常在他家里进行。

1974年，李先念委托谷牧在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附设一个经济研究室，周叔莲一度借调于此。“借调期间，我和建委的同志经常下基层调研。在建筑工地我看到，一包水泥，工人一锹下去，从中截断，一个包装袋就报废了。但是若把水泥从封口处倒出，就可保留一个完好的袋子以供重复使用。那个年代物资很紧张，一个包装袋值5分钱。如果工人保存好包装袋，可将这5分钱当作奖金奖励给工人，会调动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的。”然而，当时实行奖金奖励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四人帮”把按劳分配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旧事物”，实行物质奖励是“搞修正主义”。粉碎四人帮后，由周叔莲主笔，和吴敬琏、汪海波合作，发表在《光明日报》1977年12月5日、12日的《论社会主义工资及其具体形式》一文，率先提出社会主义的工资也可以采用计件工资、奖金等多种工资形式，这是当时全国为工资和奖金恢复名誉的第一篇文章。党中央、国务院对理论界讨论的职工工资问题和“按劳分配”的原则问题非常重视，采取了一系列的整顿改善措施。为实行按劳分配恢复了名誉，实行计件工资和奖金。中国又迎来了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高涨的时期。

1979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分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周叔莲到了这个新单位，历任副所长、所长。从此，他的专业方向确定为研究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以后他写了百多万字的论文和专著。

关于《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一文，周叔莲笑着说，一天，家里电灯泡坏了，他因为没有票证，跑了好几家商店都买不到。他由买灯泡联想到当时买什么都得凭票证，轻工产品紧缺，生活不便，如何解决？经过研究，他提出应把生产人们生活必需品放在首位，批判了“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等同于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传统观点。1979年8月31日，由周叔莲主笔、和吴敬琏联合署名的论文《把发展轻工业放在优先地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很快被人们广泛接受，也为我国工业结构调整提供了理论依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如今，周叔莲依然在从事着他热爱的经济学工作。近年来，他主要在研究新型工业化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可持续问题，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问题》、《小康社会和可持续社会主义探索》等著作。

路发今 钱静华

人物简介

周叔莲，1929年7月生，溧阳市人。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１９５３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同年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１９６０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副研究员、研究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应用经济组成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现任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论经济管理》、《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探索》、《中国的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经济的两个根本转变》、《中国工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