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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目标的提出和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

2011-07-20 11:55 人民网

摘要: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首次提出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达到小康。1982年,党的十二大正式确立了这个战略目标。1983年初,邓小平视察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地,归纳和提炼这些地方奔小康的新鲜经验,初步提出了小康社会理论的基础框架。此后,在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小康社会理论不断丰富。1987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完整地描绘出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100年间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一系列新颖的思想观点,推进了小康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回顾邓小平关于小康目标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我国建设小康社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首次提出20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达到小康,小康目标从此成为我们党思考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重要标尺。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对小康目标进行过多次调研、论证、思索,使小康目标逐步明确、小康社会的轮廓逐步清晰,并设计出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具体发展步骤,完整地描绘出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100年间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宏伟蓝图。值此小康目标提出30周年之际,回顾邓小平关于小康目标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实践,对于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前30年党对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小康目标的提出和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的历史时期的事情。但它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发展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程。

1953年9月,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明确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1954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提出,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为社会主义工业化打下一个基础。(《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1954年9月,周恩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这是党的领导人对“四个现代化”概念所作的最早表述。1956年9月,党的八大把“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写进了党章,提出要“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

1956年,党的八大前夕,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构想: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实现初步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的时间接近或赶上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毛泽东传(1949—1976)》(上),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这年9月,在党的八大召开期间,毛泽东把实现第二步目标所用的“几十年的时间”明确为50年到100年。1956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的谈话记录。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党在指导思想上逐渐陷入“左”的错误,在经济建设上不切实际地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遭受严重挫折。经过努力纠“左”和调整,到1963年前后,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和发展步骤的判断又回到1956年八大时的正确认识上。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分“两步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体系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用50年到100年时间,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至此,四个现代化目标形成了完整的表述。

1966年开始的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刚开始实施就被迫中断,国家经济建设遭到十分严重的破坏和损失。

到“文化大革命”后期,面对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局面,毛泽东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上。1974年11月,毛泽东作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参见逄先知:《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思路和构想》,《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1964年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重提“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发展战略,给正在经受“文化大革命”动乱之苦的全国人民以极大的振奋,使人们看到了国家由乱到治的希望。

四届人大结束不久,经毛泽东批准,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替代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他在领导以经济领域为主的整顿过程中,对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作了思考。如1975年4月,他在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卡尔?艾伯特、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翰?罗兹等人时说:“我们这个国家还很落后。我们也有一些雄心壮志,看能不能在20世纪末达到比较发展的水平。所谓比较发展的水平,比你们、比欧洲的许多国家来说,还是落后的。我国人口多,有8亿人,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钢要达到你们和欧洲、日本的水平,至少要50年的时间,而到那时候,你们又发展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这年6月2日,他在会见尤金?帕特森为团长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代表团和美联社董事长保尔?米勒时,这样描述四届人大提出的现代化“两步走”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总的说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家,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用10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这些方面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使各方面都有比较好的发展。第二步是在这个世纪的末期达到现代化水平。所谓现代化水平,就是接近或比较接近现在发达国家的水平。当然不是达到同等的水平。在这个时期内还办不到,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情况,首先是人口比较多。但还有25年的时间,我们有信心达到比较接近通常说的西方的水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2—53页。)邓小平把我国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西方的水平”相比较,从动态的分析中揭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艰巨性。他说:“我们说形势好,有希望,大有希望,但是,头脑要清醒,要鼓干劲。”(《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98页。)

邓小平既看到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又反复强调党和人民有信心实现这一雄心壮志。按照他领导整顿的思路,如果没有后来的折腾,我国现代化建设是能逐步走上预想的正常轨道的。但不久,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整顿被迫中断,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再次遭受严重挫折。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探索,既有非常成功的经验,也有严重失误的教训。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我们党的宝贵思想财富。

二、小康目标的提出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强烈希望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摆脱贫困的生活。党的领导人重提四个现代化,希望以此目标凝聚党心、民心,短期内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改变党和国家工作的被动局面。一段时间内,国民经济得到了较快恢复,有些方面还有所发展。但是,接着又犯了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高速度的毛病。197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用毛泽东在1956年说的“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的话,把四届人大提出的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解释为赶超世界强国。在11月至12月召开的制定国民经济长期规划的全国计划会议上,则提出了赶超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具体方案。按照1978年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和《一九七六至一九八五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具体指标要求,这8年间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都将大大超过过去28年增加的产量,国家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在这些高经济指标的驱动下,全国上下“大干快上”,结果造成了国家财政困难和国民经济比例更加失调的严重情况。于是,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的问题提了出来。

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搞现代化建设,首先要弄清楚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差距。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不久,就郑重地提出:要派人出去看看,特别要看看发达国家是怎样搞的,“看看人家的现代工业发展到什么水平了,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05页。),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学回来。他说,要“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98页。)在邓小平的大力倡导下,1978年前后,我国相继派出多批经济代表团、考察团,赴日本、西欧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参观考察,受到很大震动。1978年9月12日,在朝鲜访问的邓小平感慨地对金日成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72—373页。)

1978年,邓小平本人也频繁地出国访问。通过实地考察,邓小平更真切地了解到了当代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最高水平,和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巨大差距。如访日期间,邓小平到日产汽车公司工厂参观,当了解到那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时,他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中国与世界现代化先进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促使邓小平思考中国既定的“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可行性。他开始感到,“我们头脑里开始想的同我们在摸索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有差距”(《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31页。)、“在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不能达到日本、欧洲、美国和第三世界中有些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732页。),继而重新审视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雄心壮志是否现实的问题。1978年9月6日,他在会见来访的日本新闻界人士时说,就是到20世纪末,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我们也还是不富,我们的水平比你们差得远。1978年9月6日邓小平会见日本政治评论家内田健三为团长的日本新闻界各社评论负责人访华团时的谈话记录。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新时期从此开始。降低指标、调整经济的任务提上了历史日程。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确定,用3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在领导和指导经济调整的过程中,邓小平、陈云等人根据中国的国情并参照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重新思考在国家基础薄弱、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实现现代化需要多快的速度,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水平的问题。

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为团长的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他说:“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50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70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就是达到这个水平,也还要做许多努力。由于缺乏经验,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6页。)两天后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把“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7页。)。

3月30日,他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结合阐述中国的国情,对“中国式的现代化”作了全面深入的阐发。他指出:“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看到”和“必须考虑”的“两个重要特点”。“由于底子太薄,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因此,他进而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63、164页。)

“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同“四个现代化”相比,它新在哪里?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1979年7月28日邓小平在接见山东省委和青岛市委负责人时的谈话中的表述,可以视为他为20世纪末要实现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定出的标准:“如果我们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就很不错,可以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在这里,他第一次参照西方发达国家人均收入的标准,为“中国式的现代化”定出了1000美元的标准,同时,用“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这样的家常话来描述现代化发展目标,使“现代化”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变得让普通人民群众也容易理解和掌握了。

两个多月后,10月4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把“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中的“人均收入”,进一步修正为国际上通用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衡量标准,同时也提醒人们,就是这个降低了的目标也需要艰苦努力才能完成。他说:“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300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4—195页。)

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大平正芳非常关心“中国将来会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的问题。这时,邓小平的心中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7页。)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来描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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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康目标的含义及其在实践中的不断完善

小康目标的提出,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参考世界发达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党提出的“要在本世纪末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的重大调整和修改。这一目标的提出,对我们党科学地制订和完善现代化发展的战略,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小康”这个概念,描述的是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普通百姓对衣食无忧生活的美好追求。用“小康”来定位一个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是把现代社会价值观与传统社会理想结合起来的睿智的创造。它采用世界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一个本来很抽象的社会发展目标概念确定了一个具体的标准。这就使现代化的目标既易于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掌握,又便于与世界各国作比照,还能根据各种情况适时作出新的调整,从而成为一个动态的、开放式的发展目标。这个目标,有以下几层含义:

(一)“小康”是“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就是还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社会存在的问题能比较顺利地解决”。邓小平对此解释说:“目标放低一点好,可以超过它。”“目标定低一点是为了防止产生急躁情绪,避免又回到‘左’的错误上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3、1244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86页。)

(二)“小康”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现代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16页。)邓小平强调说:“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

(三)“小康”这种中国式的现代化,虽然“不能同西方比”(《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85页。),但是可以依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人民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邓小平很有信心地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1000美元,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2000美元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没有剥削制度,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9页。)

小康目标虽然是一个“目标定低”了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但是能不能真正实现还是需要进一步论证。据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部门的估计,中国要在20世纪末达到人均1000美元,大约每年需要8%至10%的增长率。而当时在制定长期规划时,确定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年到1985年)的年均增长率为4%到5%。

一向尊重实际的邓小平又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80年六七月间,他先后到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考察。7月22日,他在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段君毅、第二书记胡立教的工作汇报后说:“对如何实现小康,我作了一些调查,让江苏、广东、山东、湖北、东北三省等省份,一个省一个省算账。我对这件事最感兴趣。8亿人口能够达到小康水平,这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们河南地处中原”,“河南是中州,是处于中等水平,也是个标准”,“要认真算账”。“‘中原标准’、‘中州标准’,有一定的代表性”。“河南能上去,其他一些省也应该能上去。”(《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59页;《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页。)

经过实地调研和研究各种条件,邓小平感到人均1000美元难以达到,因此在1980年10月把1000美元调整为800至1000美元。他说:“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1000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800、900,就算800,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32页。)如果“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就要超过1.2万亿美元,因为到那时我们人口至少有12亿”,我们“争取人均达到1000美元,最低达到800美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85页。)

为了实现最低800美元这个目标,邓小平作了精心的设计和规划。他提出,争取20年翻两番。10年翻一番,两个10年翻两番,“到本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00至1000美元,进入小康社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681页;《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32页。)邓小平的这个构想,被写入了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力争用20年的时间使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消费达到小康水平。到那时,我们国家的经济就可以从新的起点出发,比较快地达到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几位美籍华人科学家时对“小康”目标的描述更为明朗,也更充满了信心:“我们提出20年改变面貌,不是胡思乱想、海阔天空的变化,只是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变化,这是有把握的。小康是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人均800美元。社会主义制度收入分配是合理的,赤贫的现象可以消灭。到那时,国民收入的1%分配到科学教育事业,情况就会大不同于现在。”“搞了一二年,看来小康目标能够实现。前10年打基础,后10年跑得快一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37页。)

四、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及其成功实践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目标的构想确定为今后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万亿元左右。”报告指出:“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将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民的收入将成倍增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页。)报告中所说的2.8万亿元,用的是我国通常使用的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概念。把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换算为国际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并按照不变价格和1980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计算,就是1万亿美元左右。如果按照人口年均增长千分之十二点五计算,2000年以后我国人口将达到12亿左右,那么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800美元,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小康水平。

目标确立了,邓小平仍在推敲这个目标究竟能不能按时实现的问题。1982年10月,他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宋平谈话时说:“到本世纪末,20年的奋斗目标定了,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靠不靠得住?十二大说靠得住,相信是靠得住的。但究竟靠不靠得住,还要看今后的工作。”(《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859页。)

1983年2月,邓小平到经济发展较快的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考察。10多天的时间里,他在苏州、杭州和上海反复询问和论证的问题就是:到2000年,能不能实现翻两番?有没有信心?人均800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邓小平了解到:1977年至1982年6年间,江苏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这样的增长速度,用不了20年时间,就有把握实现翻两番;从1978年到1982年底,苏州的工农业总产值从65.59亿元增加到104.88亿元,人均1300多元,按当时的比价人均已接近800美元。照这样的速度,苏州大约用15年时间,到1995年就能实现“翻两番”的目标。1980年浙江人均330美元,预计1990年可以达到人均660美元,到2000年达到1300多美元,通过努力,可以翻三番。了解到这些喜人的情况后,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江苏、浙江应该多翻一点,拉一拉青海、甘肃、宁夏这些基础落后的省,以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目标。

江、浙、沪之行使邓小平对实现“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充满了信心。他开始进一步思考在经济“翻两番”的同时社会发展的问题。3月2日,回到北京后不久,他即约请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谈话,描述了他在江、浙、沪了解到的达到小康目标时的社会状况:“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20平方米”;“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邓小平指出的这六条,不只是经济方面,而是包括政治、教育、文化和社会、法制等各个方面;不仅描述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小康水平,还描述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小康水平,从而设计出了一个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新的社会发展目标。这后来被人们认为是最早提出的小康社会的六条标准。小康社会理论由此初步形成。

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他提出的这六条标准做了全面、深入的阐释。

他说:“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1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1%来搞国防,就是100亿,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据说苏联是20%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100亿美元能够办很多事情,如果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智力投资应该绝不止1%。”他在讲话中提到他考察苏州等江南城乡后总结出的几条小康社会的标准,说:“这几条就了不起呀!现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为此,他充满信心地说:“人民生活,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比现在要好得多。”“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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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确立和小康社会理论的不断丰富

在制定和不断完善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同时,邓小平还在思考中国下一个世纪的发展目标。他说,我们虽然活不到那个时候,但有责任提出那个时候的目标。

早在1981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次访华代表团时就说过:“实现四个现代化是相当大的目标,要相当长的时间。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比较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30年到50年的时间,恐怕要到21世纪末。”(《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69—770页。)当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时进一步明确提出,在实现小康的基础上,“在下个世纪再花30年到50年时间,接近西方的水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85页。)。

1984年4月,邓小平再次指出: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内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970页。)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国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的发展阶段。全面改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到1985年10月,面对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邓小平十分乐观地预见,20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800美元的“目标肯定能实现,还会超过一点”(《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93页。)。因此,到1986年6月,他又把人均800美元调整为800至1000美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124页。)此后,他一直沿用800至1000美元或1000美元的说法。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与加蓬总统邦戈谈到21世纪中叶我国的发展目标时说:“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4页。)而这之前他一直采用“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的目标。不久,他为“中等发达水平”确定了具体的标准:“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近达到800至1000美元,看来1000美元是有希望的。”“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50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水平”。“那时,15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6万亿美元,这是以1980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这样,邓小平就把21世纪中叶的战略目标具体地确定为“人均4000美元”和“国民生产总值6万亿美元”。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西班牙政府副首相格拉会谈时,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概括了从新中国成立到21世纪中叶100年间中华民族百年图强的“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他说:“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页。)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认了邓小平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参见《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经济从1984年到1988年经历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飞跃时期,除1986年增长8.5%以外,其余年份的增长速度都在1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从1984年的7206.7亿元,增长到1988年的14922.3亿元,整整增长了一倍,提前实现了原定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目标。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地区开始向小康水平过渡。贫困地区人民生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至此,“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目标顺利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向20世纪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迈进。

小康社会目标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在20世纪末要步入的小康社会究竟应当是个什么样的面貌?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邓小平在设计“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设想和论断,进一步丰富了小康社会理论。

第一,小康社会是“人民普遍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社会。邓小平说:“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1—162页。)按照他的这个描述,党的十三大提出了达到小康水平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要求:“社会经济效益、劳动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明显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所占位次明显上升。工业主要领域在技术方面大体接近经济发达国家70年代或80年代初的水平,农业和其他产业部门的技术水平也将有较大提高。城镇和绝大部分农村普及初中教育,大城市基本普及高中和相当于高中的职业技术教育。人民群众将能过上比较殷实的小康生活。”(《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6—17页。)

第二,小康社会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全面进步的社会。邓小平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他多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只手都要硬。”他指出:“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要“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314、378页。)

第三,小康社会是共同富裕、保持稳定的社会。邓小平说:“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6页。)他多次强调:“如果中国只有1000万人富裕了,10亿多人还是贫困的,那怎么能解决稳定问题?我们是允许存在差别的。像过去那样搞平均主义,也发展不了经济。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搞共同富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312页。)为了实现共同富裕,在区域发展上邓小平提出了沿海地区和内地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他说:“我们的发展规划,第一步,让沿海地区先发展;第二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53页。)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对解决这个问题做出了时间上的安排,提出:“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在完成了前两步战略目标,达到总体小康以后,第三步应该怎么走?邓小平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后继者。他认为,“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6—227页。)同时他并没有停止对这个问题的思索。1989年6月,他郑重地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50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2页。)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语重心长地说:“如果从建国起,用100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3页。)

邓小平的上述一系列论述和探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人民从容应对各方面的困难和挑战,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提前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完成了人民生活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1997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提出小康阶段的“新三步走”战略。2000年,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小康社会建设提供了新的科学的指导思想。2002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正式提出“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紧紧抓住新世纪的战略机遇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践行科学发展观,开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在深入总结建设小康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奋斗目标,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五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党的十七大以后,党中央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和新举措,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了新的巨大成就,开辟了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新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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