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的作用

——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第四分论坛综述

2011年6月26日，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委托，中改院在京承办第二届全球智库峰会第四分论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外交学院等研究全球经济治理与智库发展的专家学者，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等地方智库的领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劳工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代表，巴西、澳大利亚、挪威、加拿大等国驻华大使馆的官员和学者，波兰、南非、印度、墨西哥、新加坡等国国家级智库的专家学者，以及人民日报、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人民政协报、经济参考报、中国经济时报、学习时报、中国改革报等30多家新闻媒体的代表共100多人，围绕全球经济治理当前面临的热点问题，如全球通胀及中国宏观经济走势、世界经济秩序重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变化与智库的作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与智库的作用、新兴经济体智库的发展等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一、 通胀治理与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继续成为分论坛的热点议题

第四分论坛继续讨论了峰会开幕式和主论坛的热点话题——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与会专家认为，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和驱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发动机，中国能否成功治理通胀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治理通胀从长期来看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中改院院长迟福林提出，中国长期存在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贡献，在市场经济形成和经济起飞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是，这种增长方式造成GDP主义的膨胀。地方政府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上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过度追求GDP增长速度，导致投资膨胀和资源能源需求不断攀升。投资过旺成为通胀的重要因素。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迟福林认为，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仍在加剧投资与消费的突出矛盾。中国的消费力，尤其是居民的消费力逐年走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能不能在“十二五”时期扭转消费下降趋势，初步形成消费主导格局，这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败所在，也是改革的重点所在，它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通过深化改革促进中国经济稳定发展，也需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迟福林认为，在现行税收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下，GDP成为政府政绩的刚性指标，使重增长、轻改革的倾向逐步突出，总体上说改革面临着多方面的困境。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既是积聚改革动力的需要，也是改革的重要目标。

对于迟福林的观点，印度政策研究中心主席司马拉瓦克维什南认为，印度和中国同为新兴经济体，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中国不掌握所有的答案，印度也不掌握所有的答案。中印两国的智库应该共同探讨和交流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变革面临的重大课题

与会专家认为，随着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化，全球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使智库面临许多重大课题。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趋势。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认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着气候变化、金融危机、文化冲突、能源危机、减贫、反恐、抗灾等一系列共同的问题，必须寻求各国的共识与共同参与。全球治理的目标是构建公正有效的治理格局，形成共同进步的发展格局。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中心主任庞中英提出，美国一直在管理世界，那谁来治理美国？全球应呼吁改革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模式，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赛义德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凸显了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不足、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紧迫性。重构全球经济治理，需要加快制定新规则、引进新角色、建立新论坛、开发新工具。

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全球治理变革的重大课题。与会专家认为，当前世界经济的稳定运行，需要加强国家间和地区间的宏观政策协调、需要改革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改革国际机构及其运行机制，这些都离不开新兴经济体的积极参与。挪威驻华大使司文指出，基辛格前一天在开幕式上演讲时评论说，中国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本人完全同意基辛格的评论。他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如果没有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参与，任何全球性问题都难以解决。但是，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的代表权和话语权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还不相符合。

很多专家认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智库发展普遍滞后，制约了新兴经济体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参与和影响力，制约了新兴经济体内部的转型与发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综合资源管理处处长李少义认为，新兴经济体能不能用好既有的话语权，决定了这些国家能不能扩大影响力和争取更多的代表权和话语权。新兴经济体要争取话语权、用好话语权，需要新的思想、独特的视角，更需要自己的智库发挥作用。中国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于今认为，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中，发达国家智库网络中的专家共同体，仍旧占据着话语主导权。新兴经济体要适应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改革的趋势，必须加强自身智库的竞争力，赢得话语上的主动地位。波兰转型、一体化与全球化经济研究所创始人、波兰前副总理科勒德克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驱动力，军事实力也在增强，但以知识的影响力为标志的软实力还没有跟上，需要通过发展智库提升自己的软实力。迟福林认为，新兴经济体要解决稳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需要建设发展具有国际性视野、战略性思维和独立客观地研究重大课题的智库。

三、新兴经济体智库建设的重要意义

与会专家们，全球治理的发展方向是包容性发展，重点是引进新的角色、形成多中心的治理格局，这就迫切需要发挥新兴经济体智库在全球治理变革中的作用。

在促进包容性发展中的作用。与会专家认为，包容性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新兴经济体智库的崛起和发展，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助于促进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彼此之间的对话和互信，在促进包容性发展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闽榕等专家提出，新兴经济体智库当前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促进包容性发展，站在全球角度，从人类共同利益出发，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于今认为，新兴经济体智库的发展，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和发展空间，促进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纾解社会经济矛盾和冲突。

在促进全球经济多中心治理格局形成中的作用。全球经济多中心治理格局是在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中形成的。赵白鸽认为，现代国家的竞争首先是战略和智慧的竞争，这种竞争依赖于具有远见卓识和责任心的智库。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卢中原认为，形成全球经济多中心治理格局，需要新兴经济体智库发挥积极作用。赛义德认为，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继续发挥作用，都需要新兴经济体智库的参与和支持。

在促进国家、地区之间宏观政策协调中的作用。新兴经济体智库可以通过影响国内国际政策决策和公众舆论，促进国家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利益协调。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碧珍指出，在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之前，都是先由智库进行可行性研究，在各方认知和差距缩小之后再进行正式协商，可见智库对政策协调和利益协调具有积极作用。中国大陆与台湾在签署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之前，两岸的学者和智库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讨论，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签署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种经验完全可以推广到全球治理中。

在促进政策决策科学性、民主化中的作用。与会专家认为，促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离不开智库的研究、咨询服务。司马拉瓦克维什南认为，智库提供了比较中性和自由的谈论空间，能够带动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庞中英认为，智库对加强治理格局中的社会力量和民间力量，具有直接重要作用。

在促进人才储备和流动、增强知识影响力中的作用。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王荣华认为，全球治理变革需要高素质的治理人才，智库是人才培养的蓄水池，智库只有提供人才，才会有影响力。刘碧珍认为，智库发展比较慢的地区派人参加智库间的交流，是强化智库欠发达国家/地区知识能量形成的重要途径。

四、新兴经济体智库的发展重在转型与创新

与会专家认为，新兴经济体智库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自身发展的定位，更关键的是智库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找准发展定位。新兴经济体智库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发展的定位不清。赵白鸽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智库要找准自己在政府、社会和市场三大方面治理框架当中的定位。智库应有两个重要的职责：一是积极主动服务科学决策，二是引导公众舆论。她认为，承办该分论坛的中改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作为一个独立的、网络型的、国际化的重要智库，中改院在中国改革政策决策、组织改革研讨和凝聚改革共识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在找准定位的同时，要处理好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

司文指出，智库的职能定位，应该是向决策者提供应对各种新挑战的新思想。他认为，中改院作为重要智库，一直都在中国改革研究领域发挥这个作用。他每次参加中改院的国际研讨会，都能从迟福林教授及其他与会专家的演讲中听到很多新的思想。他的感觉是，中国的决策者也很希望智库能够提供改进发展方式与应对各种新挑战的新思想。这应该就是智库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他强调，智库只有真正建立起与政府的密切合作伙伴关系，才能发挥在政策决策中重要作用。

迟福林认为，“国际视野、战略思维、独立研究”是智库最本质的特点。只有独立的研究，才能发挥智库的作用。中改院20年的发展表明，在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智库要在决策和引导公众舆论中发挥作用，在坚持独立客观研究的同时，更要有历史责任感，更要付出努力，更需要坚持。

王荣华认为，智库与政府的关系应该是若即若离，“若即”就是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开展研究，“若离”要求坚持独立思考、客观研究；智库要坚持独立性，既能影响政策决策，也能影响民意、影响民粹主义；新智库要坚持开放性，注重倾听不同声音。

李少义认为，智库不是游说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集团，要追求长期利益，要有战略性思维。庞中英提出，新兴经济体要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作用，必须想办法输出思想，为全球治理提供解决方案。

卢中原提出，新兴经济体的智库要发挥强大的影响力，需要把独立性和包容性结合起来，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历史国情，又符合世界文明总趋势的发展道路，还要把批判性和建设性统一起来，把现实性和前瞻性统一起来，既要看到自身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也要用世界的眼光、博大的胸怀和战略的视野看人类共同的发展远景。

要加快智库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有专家认为，在新兴经济体国家中，治理主要是政府主导，尚未形成市场、政府和社会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治理格局。在这样的背景下，智库的独立性很难得到保障，应当转变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促进智库的独立研究、独立运行。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智库影响政策决策的另一个途径是给政府输送人才。王荣华指出，目前，人才从智库向政府的流动之门开得比较大，人才从政府再回到智库的比例比较少。赵白鸽建议，应该尽快建立旋转门机制，促进政府与智库之间的人才流动，吸引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企业等各方面的人才，服务或参与决策，使决策更具综合性和科学性。

薛澜还提出，发展中国家智库的运营模式和资金来源模式不稳定，而智库发展需要多元化的资金供给，需要加快探索既能保障智库其独立性又能解决长期资金来源的机制。

促进新兴经济体智库间对话交流的机制化。司马拉瓦克维什南认为，新兴经济体智库有一定的局限性，只关注国内的事务，跟国外智库的接触和交流有限，所以新兴经济体智库间的知识分享十分重要。中国和印度是两个最大的新兴经济体，面临很多共同问题，各自都不掌握所有的答案，两国智库间的交流对提出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一种高效率的途径。没有交流，要想理解人类共同的挑战是比较困难的，找到答案更是非常困难。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南非前总统府部长帕哈德先生建议加强金砖五国的智库联盟，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智库联盟。薛澜也认为新兴经济体智库应该形成国际联盟，争取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刘碧珍提出，为了提升全球经济治理的效率，智库可以跳出过去那种提供各种援助和咨询的传统智库角色，采取积极的作为，促使国际机构进行跨国的协商以及跨国的合作。应当建立智库间对话交流的常设机制，定期和不定期的召开国际会议，智库峰会是很好的例子。海峡两岸今后可以建立智库交流的平台，发挥更广泛的影响力。

科勒德克认为，在全球化问题上，欧盟的智库希望听到中国智库的声音。他建议，支持全球化的智库应该在中国建立总部，形成一个具有知识资本和具有领导力、能够促进全球化健康深入发展的智库网络。他希望还有第三届、第四届全球智库峰会，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改善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