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

在后危机时代讨论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竞争力，必须考虑全球低碳浪潮及其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

一、新兴经济体产业竞争力面临全球低碳浪潮的冲击

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的背景下，“碳踪迹标识”和“碳关税”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是新兴经济体绕不开、躲不过的重大课题。

碳踪迹标识也叫碳标签，是指把商品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在产品标签上标示出来，以标签的形式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信息，引导消费者选择生产过程碳排放更低的商品。

2010年初，英国政府向媒体透露，将要求超市食品贴上“碳足迹”标签，引导消费者购买低碳食品。同年7月，法国通过新环保法，要求通过标记、标签、张贴或任何其他“合适”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产品及其包装的碳含量，以及这些产品整个生产过程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影响。今年4月，日本开始实施农产品碳标签制度，要求摆放在商店的农产品通过碳标签，向消费者显示生产过程中排放的二氧化碳。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也将要求供应商在产品上标注“碳足迹”、水使用量和空气污染指数，使消费者对其减排努力一目了然。这些迹象表明，碳标签很可能成为产品的国际通行证和国际贸易的新门槛。

碳标签只是发达国家从自身比较优势及国家利益出发、寻求开征“碳关税”的前奏。“碳关税”是指对进口产品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

2009年，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对从未采取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碳关税”。2009年11月，法国不顾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反对，单方面宣布对从环保立法不及欧盟严格的国家进口的产品征收“碳关税”。

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占比低，主要以服务业为主，而服务业对能源的需求少，排放也比较少；新兴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是农业和制造业，出口比重较大。碳标签和碳关税无疑会给主要生产碳排放相对较高的低端产品的新兴经济体，带来严重冲击。

二、新兴经济体应积极应对、转“危”为“机”

渐行渐近的碳标签和碳关税压力，已经催生了全球能源和制造业技术创新浪潮，形成世界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如果新兴经济体被动等待，发达经济体就可能完全占领能源和制造业技术革命的制高点；如果积极应对，则完全有可能将碳标签和碳关税压力转化为巨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如果新兴经济体能够加快制定适合本国国情的碳足迹标准及其认证方法，建立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低碳认证与核查制度，就能与发达经济体平等对话，与发达经济体在低碳认证标准的制定和核查上争夺话语权。

第二，碳标签涉及产品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碳标签制度影响的将是整个产业链，包括原料、加工、运输、使用全部生产环节。如果新兴经济体能够加快建设符合本国国情的碳标签制度，就能引导和激励本国企业在不同生产环节上研发低碳技术，形成自主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内在动力。

第三，推动本国企业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减排路线。随着低碳环保理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选择碳足迹信息表现优秀的产品，零售商也会更多引进这样的商品以增加销量。因此，新兴经济体应尽快推广低碳生产方式、低碳消费模式和低碳生活方式，走出一条消费者理性选择、零售商倡导、生产商实践的碳减排路线，推动本国企业从强制性减排向自愿性减排的转变。

第四，借鉴发达经济体的做法，运用经济手段刺激低碳技术的开发应用，提升本国产业竞争力。

近几年，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丹麦、挪威、瑞典等发达经济体对排放CO2的化石燃料使用开征国家碳税。2006年以来，这些国家单位GDP碳排放都在不断下降，证明开征碳税是富有成效的政策手段。其二，英国等国对可再生能源使用采取了一系列财政补贴措施。比如，英国加大了对其电力供应商的财政补贴，要求到了2015，电力供应商向市场所提供电力的15.4%，必须使用可再生能源生产。丹麦对“绿色”用电和近海风电实施上网定价优惠，对生物质能发电给予财政补贴激励。加拿大对环保汽车购买者提供1000～2000加元的用户补贴，鼓励本国消费者购买节能型汽车，以减少CO2排放。美国政府规定企业购买可再生能源设备，其总费用的20%～30%可用来抵税，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企业和个人还可享受10%～40%额度不等的减税额度。英国、丹麦等国规定对可再生能源不征收任何能源税，对个人投资的风电项目免征所得税等。这些都是可供新兴经济体借鉴、减少碳排放、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刺激手段。

三、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与绿色转型

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面临的低碳浪潮冲击比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都要严峻。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仍然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加速阶段，人口基数庞大，减少贫困、发展经济、满足就业、以及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仍是中国面临的最大任务。

中国碳排量已超过50亿吨，人均碳排放3.9吨，虽然低于4.2吨的世界平均水平，也大大低于美国的人均19.6吨和英国的人均8.8吨，但能源利用效率只有33%，比发达国家低10个百分点，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是美国的2.5倍、欧盟的4.9倍、日本的8.7倍。[JP4]清洁能源使用比重不仅远低于美国和欧盟的12.8%，也低于巴西的15.1%。

1. 中国把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确定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战略取向。

（1）节能减排进展显著。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国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13%，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亿吨，可再生能源增长51%，年均增长14.7%，可再生能源利用量相当于2.5亿吨标准煤，3050万户农村家庭用上沼气，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4900多万吨，水电装机容量、核电在建规模、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和光伏发电容量均居世界第一。

（2）环境税收制度即将建立。中国社会各界已达成充分共识，开征环境税具有提高经济效率和实现环境目标的双重潜力，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环保部三部委已经联合完成环境税方案，已向国务院提交了环境税开征及试点的请示。

（3）低碳产业呈现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在刚刚结束的 “十一五”，中国节能环保产业年均增长15%—20%，2009年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达到1.9万亿元，2012年将达2．8万亿元，“十二五”末将达4.5万亿元。

（4）低碳经济发展成为“十二五”约束性指标。中国“十二五”规划对低碳经济发展规定了很多约束性指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11.4%，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6%和17%，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8%至10%，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21.66%等。

2. 中国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仍然面临诸多突出矛盾。

（1）追求经济总量扩张的发展导向与低碳经济发展之间的突出矛盾。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导向是侧重于做大经济总量。因此，当前决定地方政府考核和官员升迁的主要指标仍然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把追求经济总量扩张作为首要目标，这是中国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矛盾。

（2）绿色公共需求快速上升与绿色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公共环境服务供给不到位之间的突出矛盾。中国公众对水质量、空气质量、消费品安全、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但饮水安全、食品安全、空气污染等矛盾仍然突出。

（3）低碳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价格机制改革滞后之间的矛盾。当前，中国的商品价格已经基本实现市场化，但资源要素以及环境领域的市场化进程缓慢，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受行政控制，难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成本难以进入产品成本，资源消费多、环境污染大的企业非但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反而获得更高的利润；这客观上鼓励了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缺乏坚实的微观主体行为基础。

（4）低碳经济发展与财税体制之间的矛盾。企业和公民是节能降耗、发展低碳经济的利益主体，充分调动企业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的积极性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基础，但中国尚未建立形成这一重要基础、相对完善的财政税收体制和制度。

3. 以绿色转型为目标深化体制制度改革、以推进绿色转型为目标加快政府转型。

（1）尽快形成促进低碳发展、实现绿色转型的政策体系。中国要促进低碳发展、实现绿色转型，需要在“十二五”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内，把做大经济总量的政策导向转变为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转型的目标导向。

第一，实行绿色投资政策。根据麦肯锡一份研究报告，中国要形成“绿色经济”，2030年之前需要投资40万亿人民币，每年投资1.8万亿人民币，但投资项目的审批和土地等要素的供给必须向零碳和低碳项目倾斜。

第二，实行绿色财税政策。重构过去30多年以扩大经济总量为导向的财政税收体系，加快财税政策转型，形成绿色财税政策，激励绿色投资和绿色消费。

第三，实行绿色金融政策。出台“绿色信贷”指导目录，鼓励更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资本市场融资；加快中国金融从投资型金融向消费型金融的转变，把消费型金融发展的重点放在促进绿色消费模式的形成上，建立完整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使消费型金融在促进绿色消费模式形成中扮演重要角色。

（2）夯实低碳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的体制制度基础。这包括加快推进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形成促进绿色转型的强大动力；加快推进环境产权制度建设、建立归属明晰和保护有力的环境产权制度；加快完善低碳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

4.通过加快政府转型促进低碳经济发展、实现绿色转型

  （1）转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条件。中国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是：以追求GDP增长为主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土地批租、发展重化工业为基本途径，以行政干预和行政推动为主要手段。这样的增长方式严重制约低碳经济发展和绿色转型。中国“十二五”时期的行政体制改革，要把转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放在突出位置，使政府的经济职能与绿色转型的要求相适应。

  （2）发展低碳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必须加快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消费是绿色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中国居民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5年的支出规模。“十二五”时期，中国政府需要明显加大公共服务支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政府的定位和职能适应绿色消费模式的形成。

  （3）加快行政体制与财税体制的联动改革，是构建低碳经济体制制度框架的根本路径。中国GDP增长主义的形成，其体制根源是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和政府官员考核选拔机制。所以，中国“十二五”的改革攻坚，必须使行政体制与财税体制的改革联动，才能形成绿色转型的体制基础。

殷仲义在第八届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社会转型”上的专题发言，2011年6月7日，越南河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