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既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又是党的建设史上一次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自我教育运动。这个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到１９７７年底，主要内容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争论。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７７年底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这是广泛开展讨论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大讨论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以“高举毛主席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借口，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口号及方针政策，包括对邓小平的错误结论等都以毛主席有过批示为由而加以维护，阻碍拨乱反正工作的进行。

　　１９７７年２月，“两个凡是”一公开提出，就引起了广大干部特别是老干部的忧虑。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给党中央的信中就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同年７月，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个辨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原则。他的观点受到了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和响应。之后，开始出现了一些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拨乱反正的好文章，促进了思想界、理论界的思想解放。

　　１９７７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条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一条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

　　至此，一场判断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标准问题的思想政治领域的大讨论已不可避免。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由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登了此文，当天新华社转发，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阐明了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这是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这篇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谴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

　　党内外广大同志对文章的观点都表示赞同，并纷纷主张要按照这个观点重新检查过去的理论和实践，去辨别“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是非，处理大量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坚持“两个凡是”主张的华国锋等人却对这篇文章提出责难，并指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要表态”，企图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压制下去。

　　但是，这一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积极支持。１９７８年６月２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着重阐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坚持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精辟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并严肃地批评“两个凡是”论者：虽然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邓小平指出：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只许照抄照转，不许研究新情况、新问题的奇谈怪论，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一种思潮。它反映了林彪、“四人帮”把我们党的思想搞乱到什么程度，把我们的革命学风败坏到什么程度。因此，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进一步驳斥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同年６月２４日，《解放军报》在罗瑞卿的直接支持下，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驳斥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原则的责难。

　　９月１６日，邓小平在东北视察工作时，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主张，指出：这不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

　　在邓小平等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正确引导和积极支持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冲破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的阻碍，在全国广泛地展开。这时，全国思想界、理论界非常活跃。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许多地方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从６月到１１月，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同志都发表了文章或讲话；中央和地方的报刊也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绝大多数讲话和文章都认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而使这场讨论逐步深入。

　　这场讨论打破了长期以来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枷锁对全党的束缚，是五四运动以来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正确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对于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推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直接的促进作用和影响，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３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一讲话后来被誉为开辟新时期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场讨论“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及其意义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随着揭批“四人帮”工作的展开，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彻底查清和摧毁“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为天安门事件等一大批冤假错案彻底平反，并要求邓小平等一批老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但是，当时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华国锋，虽然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是他没有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特别是没有认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关系。他以为既要继承毛泽东，就不能否定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意见和重要决定。从这种错误立场出发，华国锋在粉碎 “四人帮”之后，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并且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因此，他对恢复老干部的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进行了阻挠；对批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口号，则设下层层禁区，不准批判，使拨乱反正工作难以顺利进行。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按照他的意见撰写的、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名义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了“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来，他在１９７７年３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重申了 “两个凡是”的方针。

　　“两个凡是”的方针一提出，就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对。邓小平最早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他在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给党中央的信中就针对“两个凡是”指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５月２４日，他在同中央两位同志的谈话中则明确指出：“两个凡是” 不行。７月，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原来在党内、政府和军队中的全部领导职务。邓小平在这次全会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

　　１９７７年底，中央党校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明确规定研究党的历史要遵守两条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的有关指示，二是以实践为检验路线是非的标准。形势的发展，已逐步提出判断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究竟以什么为标准的问题。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５月１１日，这篇文章又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５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陆续予以转载。这篇文章阐明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文章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当时，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在许多场合指名批评这篇文章，说文章的矛头是指向毛泽东思想的。这样，一场关系党的思想路线的原则分歧的争论广泛地展开了。

　　１９７８年６月２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针对当时的形势再次精辟阐述了毛泽东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这个讲话在关键时刻给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有力地支持。６月２４日，《解放军报》发表了特约评论员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比较系统地从理论上回答了对于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所提出的种种责难，得到了当时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的直接支持和帮助，他多次提出修改意见。这一段时间，中央和地方报刊也发表了许多阐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其中包括中央和国务院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部队领导同志的文章，从而使真理标准的讨论在全国逐步深入。

　　１９７８年９月，邓小平在东北地区视察工作时，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在１２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他指出：“ 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为历时近一年的讨论作了总结。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是最根本的分歧在于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怎样才算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通过讨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打破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对于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实际工作的拨乱反正，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深远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