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一枝笔

随毛泽东飞往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成了中国的“新闻焦点”。

上午十一时，一架草绿色C—47运输机飞离延安机场。下午三时四十五分，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这一起一降，毛泽东一直是记者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毛泽东去重庆和蒋介石举行谈判，成了中国各报的头条新闻。

翌日重庆《新华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应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先生的邀请，昨日上午十一时同美大使赫尔利将军、张治中将军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等同机飞渝……”

其他各报，不论是共产党主办的，还是国民党主办的，新闻稿中提及的飞往重庆的共产党人，都是写毛、周、王三人。

此后，在整个国共谈判过程中，见报的中共代表也都是毛、周、王三人的名字。

在“新闻焦点”背后，谁都没有注意一位三十三岁，削瘦的男子，他便是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他与毛泽东同机飞往重庆，经历了这一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全过程。

他的唯一一次“曝光”，是在离开延安时，在那架飞机前拍了一张合影，自左至右依次为“穿军装的张治中，戴着盔式帽的毛泽东，身材颀长、一身西装的赫尔利，微笑着的周恩来，上衣显得过长的王若飞，侧着脑袋、目光正注视着毛泽东的胡乔木，头发从正中朝两边分开的陈龙。

毛泽东把胡乔木列为随行人员，一起飞往重庆，足见对胡乔木的看重。

陈龙则是毛泽东的警卫员，负责毛泽东的保卫工作。

毛泽东抵达重庆之后，虽说蒋介石为他安排了豪华住处，他还是住进了重庆的“红区”。胡乔木也随毛泽东住在“红区”。

“红区”名叫红岩村，位于重庆城郊嘉陵江畔的一个红土坡上。那里原是一片荒坡，饶国模在那里创办了“大有农场”。饶国模是黄花岗烈士饶国梁的胞妹，对中共有好感。于是，取得了饶国模的帮助和支持，中共在那里红岩嘴十三号，建了一幢三层楼房，作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设在这里(对外只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于是，红岩村也就成了重庆的“延安”——“红区”。

笔者访问了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处处长兼机要科科长的童小鹏1992年10月14日采访于重庆。，据他回忆：

“毛泽东住在二楼东头靠里第一间。楼房里的楼梯、过道，全是铺着木板，人一走过便发出噔噔脚步声。周恩来关照工作人员们不要穿皮鞋，避免发出响亮的脚步声，影响毛泽东的休息。我们三楼的电台工作人员全部赤脚，这样走路无声……”

胡乔木依然做秘书工作。如同他写社论、起草文件一样，总是属于幕后，他仍悄然做着他的工作。

在重庆，毛泽东是众所关注的人物，求见者甚多，公务又繁忙。于是，给毛泽东增加了一位秘书，即王炳南。王炳南那时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熟悉当地的情况。

毛泽东的警卫工作由陈龙负责，加上从延安来的颜太龙，还配备了当时在重庆工作的龙飞虎、蒋泽民、贺清华、舒光才、齐吉树等参与警卫。

此外，由“八办”（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刘昂负责照料毛泽东的生活，李泽纯专为毛泽东做饭。

关于胡乔木在重庆的情况，笔者从1950年2月3日新加坡的《南侨日报》上，查到这么一段报道：

“胡乔木继陈伯达之后担任毛泽东主席的政治秘书，在这期间，他的思想、修养，获得极大的进步，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澈，才文并茂。他随毛在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练的笔调描写出来警辟动人。”星市《南侨日报》，1950年2月3日，“新闻人物”专栏，作者江山。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

胡乔木来到重庆，发生一点小小的“麻烦”，那便是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也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老友相见甚欢，但乔冠华也是“笔杆子”，发表文章署笔名“乔木”，而胡乔木当时用名“乔木”——两个“乔木”聚在同一幢楼里，同在一家报纸《新华日报》上发文章，叫人分不清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由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推荐，于1935年考取公费留德，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他写了关于《史记》的论文(据德国鲁尔大学海尔默特?马丁教授告诉笔者，他在1972年找到了(当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的论文)，并于1976年在德国出版了这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乔冠华于1937年回国。由他的留日同学赵一肩介绍，在广东国民党余汉谋部队当参谋。当日本军队占领广州后，他前往香港，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这时，他起了个新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也取名“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商参不相见，倒也不相干。

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于是以为哥哥在香港，写了信去，落到乔冠华手中!

1939年8月，经廖承志、连贯介绍，乔冠华在香港加入中共。

1941年12月18日，日军在香港登陆，乔冠华奉命离开香港，到东江游击队去。

他不久打道桂林，来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同时担任《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

这么一来，署名“乔木”的文章，不断出现在《新华日报》上。《新华日报》乃是延安《解放日报》的姐妹报，人们开始发现有两个“乔木”，称延安那个“乔木”为“北乔”，称重庆的“乔木”为“南乔”。毕竟两个“乔木”不在一地，还算不太“麻烦”。

眼下，“北乔”南下，跟“南乔”相聚于重庆，这就“麻烦”了!由于“乔木”出典于《诗经》，又寓意“高大、挺直”，两“乔”都喜欢这一名字，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岂肯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

终于，由毛泽东出面，为“二乔”断名——这一轶闻，曾广为流传，通常都说成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乔进京，发生重名问题，此事惊动了毛泽东……”

笔者以为，前文已经提及的1950年2月3日的新加坡《南侨日报》署名江山的文章，较为可靠。因为这篇文章发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却指明是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为“二乔”断名。现引述江山的原文：

“正当日本投降后国共第一次开始和谈的期间，中共主席毛泽东亲到重庆参加谈判，他(引者注：指胡乔木)是随员之一，恰巧这时南乔亦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

“两位乔木聚在一块，许多人弄不清楚，尤其是发表一篇署名‘乔木’的文章，更使人不知是出自那位乔木的手笔，朋友们都希望他们之间内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有一天大家在毛泽东主席那儿谈起这件事，请毛氏作评判，后经毛氏问明是他(北乔)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的真姓确是乔，他的真姓是胡，就盼望他在名字之上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了。”

至于“南乔”，他只是写文章时用“乔木”作笔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副手，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赴联合国代表团顾问、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自然也就用他的本名乔冠华了。

乔冠华还曾用过笔名“于怀”。他在1958年曾与姚溱、王力合用一个笔名“于兆力”，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国际评论。那“于”来自“于怀”，“兆”来自姚字，“力”则来自王力。

胡乔木在重庆，广交那里的文化界朋友。最有趣的是，1945年9月1日晚，胡乔木随毛泽东前往重庆黄家垭口，出席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鸡尾酒会。在那里，见到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只是这位当年的清华大学校长，已不记得胡鼎新这位学生。不过，他当年所说的“清华大学好比戏台”那番话，胡乔木倒记忆犹新。自然，翁文灏想不到，当年那位“拆戏台”的学生胡鼎新，如今居然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走笔至此，还要顺便提一下毛泽东论及“二乔”的续闻：

那是在1965年1月初，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宴请部分工农代表。席间，当毛泽东得知那位因下乡务农受到表彰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盐城人时，便说：“你们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

一时间，董加耕不知所云，答曰：“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

毛泽东笑道：“我不是说桥，是说人。盐城‘二乔’，是胡乔木，乔冠华!”曹晋杰、王荫，《盐城二乔》，载《古今掌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接二连三抨击蒋介石

1945年10月11日中午一时多，胡乔木随毛泽东一起飞回延安。跟去的时候不同，那时延安机场上一片沉闷，人们替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毛泽东回延安的消息传开，四千多人云集那里，一片欢呼。

大抵是在重庆那四十五天过度劳累，毛泽东回延安后不久，病了。他不得不遵医嘱休息。先是在延安柳树店的干部疗养所住了十来天，后来迁往王家坪的桃林休养。

那时，胡乔木住在延安枣园，妹妹方铭也住在他家。方铭记得，有一天(1945年12月)毛泽东和江青来到胡乔木家，跟胡乔木、谷羽、方铭聊着。吃饭时，毛泽东的炊事员送来豆豉炒腊肉——那是毛泽东喜欢吃的湖南家乡菜，和胡乔木一家一起吃。方铭见到，毛泽东跟胡乔木的关系非常融洽，有说有笑。毛泽东知道方铭不久前从白区来，也向方铭问及那里的情况。

那时，毛泽东经斯大林派来的两位大夫——阿洛夫和米尔尼柯夫医治，已经逐渐康复。

不久，1946年元旦来临，蒋介石发表了长篇广播演说。

蒋介石说，“乘此岁序更新的时候”，乘此“抗战胜利结束后第一度元旦”，“要将我们政府的决策”，“明告于我们全国的同胞”。

蒋介石要“明告”什么呢?他说：

“军令政令的必须统一，军队必须一律归还国家统辖，任何割据地盘破坏交通阻碍复员的军事行动，必须绝对避免，则是解决目前纷争不安的唯一先决条件。这是事实，也是真理。……”《蒋介石广播演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八册附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重庆谈判结束才两个来月，蒋介石的“明告”，已在暗示解决中共的“割据”——这是他要撕毁双十协定的重要讯号。

蒋介石的广播演说，当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决定，延安《解放日报》要全文转载《蒋介石广播演说》，以期引起大家的注意，同时决定《解放日报》要发一篇社论，驳斥蒋介石的演说。

显然，这篇社论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态，颇为重要。毛泽东“点将”，要胡乔木来写。这除了由于胡乔木已成为“中共中央一枝笔”之外，当然也由于胡乔木随毛泽东去了重庆，熟悉国共关系的种种微妙之处。

胡乔木全力以赴写社论，日夜奋笔，一气呵成了长达万言的《蒋介石元旦演说与政治协商会议》。

毛泽东阅后，颇为赞赏，当即交《解放日报》于1月7日全文刊登。

此文在国民党地区引起了颇大的震动，也成为延安方面干部的学习文件。

社论直截了当地点名批判蒋介石——须知，两个多月前，国共两党领袖在重庆还高高举起斟满红葡萄酒的高脚玻璃杯，互相报以微笑。

胡乔木写道：

“许久以来，本报对国民党各报与国民党中央社各种卑鄙的造谣谩骂，一直没有理会过，但是对于蒋氏演说所造成的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分歧，我们却不能不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夜，说一说我们的意见。”

胡乔木针对蒋介石的演说，加以批驳道：

“蒋氏的根本论点，与近日国民党报纸所不断宣传的一样，是说只要把中国的一切事情交给蒋氏和他周围的一小群人去独裁，只要人民放弃一切基本民主权利，对于这个独裁集团的一切军令政令都无条件服从，那么中国就可以统一，而中国在这个独裁集团统一以后，自然就可以赏赐人民和平建设，民主政治，民生改善等等；而如果不接受他的独裁，则中国就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就永远要内战，要独裁，要穷困，要被侵略等等。因此，现在我们就要根据事实来答复两个问题：第一，经过这种独裁的统一，中国究竟能否达到民主呢?第二，经过这种独裁的方法，中国究竟能否达到统一呢?”

然后，胡乔木“笔分两路”，就两个问题批驳蒋介石。最后得出结论：

“蒋氏的‘统一’，既不能使中国得到民主，也不能使中国得到统一。”

这篇社论的发表，给一些因国共重庆谈判而做起和平梦来的人们一帖清醒剂。社论公开表明，国共双方的分歧，依然那么严重。蒋介石是无法“统一”中共，中共也绝不会答应让蒋介石“统一”。

就在这篇长篇社论发表之后，未曾歇一口气，毛泽东又交下一系列写作任务。于是，由胡乔木撰写的《解放日报》社论，不断见报，在1946年竟写了二十三篇之多，其中大部分社论是与蒋介石展开论战。——胡乔木已成了中共方面与蒋介石论战的“笔杆子”，与那位替蒋介石拟稿的“文胆”陈布雷旗鼓相当。

在1946年，胡乔木所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是：

《努力发动解放区群众》(1月9日)；

《和平实现》(1月12日)；

《评“扩大政府组织之意见”》(1月19日)；

《军队国家化的根本原则与根本方案》(1月23日)；

《坚持和平，保护和平》(1月27日)；

《恢复交通》(1月30日)；

《再论放手发动群众》(2月20日)；

《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2月25日)；

《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2月28日)；

《欢迎马歇尔将军》(3月4日)；

《国民党改革问题的两个道路》(3月12日)；

《评国民党二中全会》(3月19日)；

《驳蒋介石》(4月7日)；

《再评破产的政治理论》(4月10日)；

《东北应无条件停战》(4月12日)；

《美国应即停止助长中国内战》(6月5日)；

《要求美国改变政策》(6月25日)；

《一年的教训》(8月29日)；

《争取全面抵抗的胜利》(10月13日)；

《要求真正的停战令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10月23日)；

《两个声明》(11月11日)；

《立刻解散非法的“国大”》(11月25日)。

这些社论，几乎都经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不时为之修改，为之补充。例如，胡乔木写的《重庆事件与东北问题》一文，毛泽东为之写了一段点睛之笔——当年社论发表时，这段话是用与正文一样的铅字排印的。时隔多年，后来哪些话是由毛泽东所添加的，已记不清了。直到胡乔木晚年，为了编《胡乔木文集》，从中央档案馆调阅原稿，查出这一段用“毛体”字写成的话：

人们只要注视到这样一点，就可一眼看穿中国法西斯分子们的阴谋之所在：从中国法西斯分子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他们总是小心保护着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和汉奸伪军，不愿丝毫触犯他们。至于对真正援助中国独立解放的盟邦苏联，却称之为‘新帝国主义’，放在必须‘打倒’之列。同样，他们对日寇汉奸略无仇恨，对于中共则恨入骨髓，必欲消灭而后快。总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中国法西斯分子，和国外法西斯分子一样，将一切仇恨集中于苏联与共产党及一切真正民主人士，企图把人民的胜利加以推翻。

在这里，毛泽东抨击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分子”。于是胡乔木紧接着写了《中国法西斯派的纲领》。

在1943年，抨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是由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撰写长文；而在1946年，毛泽东则倚重胡乔木来抨击蒋介石了。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

胡乔木1946年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驳斥蒋介石的社论，充满激烈的火药味儿。然而，就在这年9月，也是在《解放日报》上，他发表了一首小诗，却是那般温馨，充满柔情：

晚上立在月光里，

抱着小孩等着妻。

小孩不管天多远，

伸手尽和月亮玩。

忽见母亲悄悄来，

欢呼一声投母怀。

月光美丽谁能比?

人比月光更美丽。

这首题为《人比月光更美丽》的诗，写出月夜之美，写出夫妻之情，母女、母子之情。

那“欢呼一声”，打破了月夜的静谧，却点出了“人比月光更美丽”。

那时三十四岁的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女儿幸福，儿子胜利。

国民党飞机往延安掷下的成批炸弹，炸碎了“月光下”的柔情。那是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飞机五十架次狂轰滥炸延安达八小时之久。奉蒋介石之命，胡宗南率十六个旅进攻延安。国共重庆谈判所签定的“双十协定”，早已化为乌有。

面对强敌，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议决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三位书记仍留在陕北，指挥作战。另两位书记——刘少奇和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进入晋察冀解放区，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胡乔木当时在陇东参加土改，没有在毛泽东身边。

胡宗南部队在3月19日，占领了延安。虽说所占的是一座空城，国民党还是大大地庆贺了一番。

毛泽东在中央纵队，代号为“三支队”，共约八百人。中央纵队的司令员是任弼时，政委陆定一，参谋长为叶子龙，政治部主任方志高。为了保密，毛泽东改名李德胜，周恩来改名为胡必成，任弼时改名史林(司令的谐音)，陆定一改名郑位(政委的谐音)。胡乔木在陇东接到了电报，要他火速赶回总部。这样，赶到了“三支队”，又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胡乔木这位“秀才”来说，平生头一回经受战火的洗礼。

战争是严酷的。胡宗南部队用美制电台测向仪探明了中共中央纵队在安塞县王家湾，蒋介石密令“即使牺牲三个师，也要消灭中共首脑”。胡宗南令军长刘戡率四个半旅突袭，中央纵队只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骑兵连，就连毛泽东的警卫排也上了前线。由于毛泽东指挥灵活，布下迷阵，从敌军只十多里路的“身边”擦过，走出险境……

自从延安陷落，报纸无法印行，《解放日报》不得不于1947年3月27日停刊。《解放日报》社全部工作人员归入了新华社编制，大部人员由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率领，渡过黄河，到山西太行地区重建总社。另有二三十人，由范长江率领，随中央纵队留在陕北，内中包括刘祖春、林朗、胡群德以及后来成为胡乔木秘书的东生等。

新华社最初叫“红中社”，因为那时与《红色中华》报社是同一组织机构，“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1937年1月，《红色中华》报改名《新中华报》，红色中华社也就相应改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后来竟以这简称传世。

在转战陕北的那些日子里，新华社不断发出电讯，发出来自中共首脑机关的信息，对于稳定鼓舞军心、民心起着莫大的作用。毛泽东急急召回胡乔木，便是要他为新华社写电讯。

据谷羽回忆，那一时期，胡乔木几乎天天要写新闻稿，仿佛成了毛泽东的“新闻发布官”。胡乔木每天把战况写成电讯，经毛泽东审阅后，交新华社发出。这些电讯除了由电台播发外，还油印散发。当时，新华社办了两份油印小报，一份是《参考消息》，一份是《评论和电讯》。《参考消息》登的是新华社接收国外通讯社和国民党中央社的电讯。据严昭告诉笔者，她当时负责收听美国电台，并把英语电讯译成中文。严昭即陆定一夫人严慰冰的胞妹。另一份《评论和电讯》，登载在这份油印刊物上，他曾经订成册，可惜如今不知在何处笔者手头倒是收存了一本内部印行的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广播稿选，但均无署名，无法确定哪些出自胡乔木手笔。

谷羽当时也在毛泽东身边，帮助做些秘书工作。她记得，毛泽东也亲自动手写新闻，写评论，写社论。她舍不得把毛泽东的手稿交出去油印，总是抄写了一遍，把手稿留下。这样，她手头保存了一大批毛泽东手稿，毛泽东当时喜欢用毛笔或铅笔写作，写在宣纸上。解放后，谷羽把自己精心保存的毛泽东手稿上交，现存于中央档案馆。由于谷羽保存了这些毛泽东手稿，倒是为确定哪些新闻、评论、社论是毛泽东所写提供了最权威的依据。现已查到的胡乔木所写的新华社新闻、社论、评论，光是1947年的便有：

《祝蒙阴大捷》(5月19日，社论)；

《破车不能再开——评第四届第三次国民参政会》(6月4日，社论)；

《哀号无济于事》(6月20日，评论)；

《总动员与总崩溃》(7月13日，社论)；

《祝鲁西大捷》(7月30日，评论)；

《人民解放军二十周年》(7月31日，社论)；

《蒋介石的秘密演讲录》(8月6日，评论)；

《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9月11日，新闻)；

《救国必须灭蒋》(9月18日，社论)；

《中国和亚洲——美国人民的朋友，美国反动派的仇敌》(10月30日，社论)；

《蒋介石解散民盟》(11月4日，评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11月7日，社论)；

《关于“一二九”和“一二一”》(11月30日，新华社信箱)。

内中的《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是一篇新闻稿，于1947年9月11日由新华社发出。胡乔木写的这篇新闻稿，气势磅礴。新闻稿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以下是《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开始》全文，毛泽东修改处用黑体字标明《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2年版。：

人民解放军的全国性反攻今已开始，中国军事政治形势从此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解放军在南线实行全线出击的结果。紧接着东北、热河、冀东、津浦北段、正太、晋南、豫北等地解放军举行战略性反攻之后，正当中国的全面内战进入第二年的时候，南线开始了全线出击。解放军的南线出击至目前为止包含以下几个主要部分：（一）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李先念诸将军所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出黄河、陇海路、淮河，已进至豫东南、鄂东、皖西的大别山地区。该军系于六月三十日在山东西部渡过黄河，七月在鲁西南连歼蒋军九个半旅，八月七日向南进军，十一日越过陇海路，先后收复解放宁陵、睢县、柘城、亳县、淮阳、沈邱、新蔡、项城、上蔡、临泉、息县等城，同月下旬渡过淮河，又先后收复与解放固始、光山、经扶、潢川、商城、麻城、立煌、六安、罗田、霍山、舒城等城及许多市镇和广大乡村。（二）陈赓、谢富治、韩钧、秦基伟、孔从周诸将军所部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出黄河、陇海路，已进至豫西地区。该军在四月初至六月初解放晋西南以后，即撤回太岳地区休整准备，于八月二十三日起在晋南垣曲附近南渡黄河，先后解放新安、渑池、宜阳、洛宁、嵩县及许多市镇和广大乡村。（三）陈毅、粟裕、陈士榘、唐亮、叶飞诸将军所部华东野战军西出津浦路、运河，已继刘邓部进至鲁西南地区。陈军于八月下旬在城武地区打击了伪吴化文部以后，于本月八日在菏泽以东，郓城以南之沙土集歼灭敌整十七师段霖茂全部。（四）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王世泰诸将军所部西北野战军由陕北反攻。该军于八月初旬在榆林外围歼敌一个旅，继后南下于同月二十日在米脂以北沙家店地区歼敌整三十六师钟松部，又于同月下旬向南急进，现已达延川永坪之线，而刘戡、董钊等部敌军则落在后面，尚在清涧附近，饥疲恐慌，畏我如虎。此外，在苏北豫皖苏边区，在豫北、在晋南人民解放军亦积极出击，苏北解放军并于八月十二日歼灭了敌四十二集团军第一师全部，收复叶挺城（盐城）。由此，在内战第二年的开始，东起苏北、西迄陕甘宁的整个南线形势已经根本改变，与北线同样转入日益扩大的反攻。从去年七月全国内战爆发以来，蒋军进攻的重点始终是在南线。去年七月间，蒋军正规军使用于南线者，计为苏皖边区三十一个旅，中原解放区二十五个旅，山东（不包括鲁西南）二十七个旅，晋冀鲁豫（包括鲁西南和晋西南）二十八个旅，陕甘宁十九个旅，共一百三十一旅，占当时蒋军进攻解放区总兵力一百九十三个旅的三分之二以上。此后南线蒋军虽连遭痛击，在内战第一年内仅正规军即被歼六十七个旅以上（内三十九个整旅，外九个师部），但蒋军仍继续增加和补充兵力，在今年一月至八月期间始终保持一百五十几个旅，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百分之七十以上；其中进攻华东解放区（山东津浦路东和苏北）者曾达八十几个旅，进攻陕甘宁边区者则达三十几个旅，因此，南线的两翼成为全国蒋军兵力最集中的两个战场。和李先念将军所部中原人民解放军胜利完成牵制蒋军的战略任务，并分别胜利撤往苏皖边区、陕甘宁边区、晋冀鲁豫边区以后，蒋介石就一直企图用所谓重点攻势把南线解放军的两翼逼过黄河。但是蒋介石一直没有能实现他的企图，在南线解放军全线反攻以后，这个企图已被粉碎。战争第二年的开始，已把战线以巨大规模推到战争第一年开始的地方——长江流域，并使蒋军后方的信阳、武汉、安庆、合肥、洛阳、西安等重要城市迅速变为受威胁的前线。南线解放军的大举出击，已证明完全出于骄傲的蒋介石及其各指挥部和美国顾问的意料之外。他们愚蠢地解释刘伯承的行动是所谓“北渡不成向南窜”，企图“越平汉路西窜”，说陈赓军南下为“接应刘伯承”，又说山东只剩下了“绥靖作战”，陕北“共匪业已肃清”，一派胡言乱语，实则慌做一堆，仓皇失措。在这种情况下，首先被迫由山东津浦路东调出十几个旅，由陕甘宁调出三四个旅，另由豫北晋南和长江守备部队中调出十几个旅，试图拦阻向中原和长江疾进的解放军，但是绝大部分都落在解放军之后。深陷陕北葭集米脂地区的蒋军，在发觉西北解放军已由南面向他们攻击的时候，才知道自己是处于危险的境地。深陷山东津浦路东的蒋军，甚至直到现在还在向胶东（胶济路北）滨西（胶济路南）沿海地区作盲目的冒险。据军方报告，各路南下解放军浩浩荡荡乘虚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他们从分散各地的薄弱敌人手中得到代价极小的大量俘获。他们由于为人民驱除了称霸一方的各个地方性的“小蒋介石”，而受到各地城乡群众的热烈欢迎。久处蒋军蒋政蒋党黑暗地狱中的人民，普遍地称颂纪律严明的解放军为自己的“救星”。

除了胡乔木之外，经常起草新华社社论或评论的，还有陆定一。社论、评论，一般经毛泽东或任弼时阅审。在那些日子里，夜行军，冒雨行军，是常事。生活处于异常艰难之中。

新华社记者东生带的一支牙膏，被八九个人一起用了半年之久——每一回用，都只挤一点点!

出任中宣部副部长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于1948年4月22日，广播了题为《收复延安》的新闻(是否系胡乔木所写，不得而知)：

“延安消息英勇的西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收复延安。困踞延安的蒋胡匪军整编十七师，在人民解放军日益扩展的强大春季攻势的震慑下，在二十一号早晨，全部仓皇弃城向南逃窜。我围城部队正乘胜跟踪追击中。我陕甘宁边区延属专员公署，中共延属地委，已经在今天进驻延安市办公。延安是去年3月十九号我军主动撤离的，到现在一年一个月零三天，又回到了人民手中。”

在这一年多时间里，胡乔木随着毛泽东，风里来，雨里去，转战陕北，从安塞县王家湾(1947年春)，到靖边县小河村(6、7月)，到佳县朱官寨(8月)，到佳县神泉堡(9月)，到米脂县杨家沟(冬)，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1948年春)。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之际，毛泽东并没有重返延安。胡乔木随毛泽东于1948年5月26日，来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于是，在那里的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即行结束，那里成了新的“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

这时，三十六岁的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已经工作了七个年头，在政治上已是中共成熟的高级干部，他一下子就获得三项新的任命：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总编辑。这是胡乔木重要的擢升。从此，他的一辈子，一直从事于中共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

此前，在1948年2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这一文件，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当时，解放区日益扩大，土地改革已成为新农村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在1948年2月3日至15日，也接连写了《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等三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胡乔木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土改中划分阶级的文件，及时解决了各地土地中亟待明确的政策。

彼一时也，此一时也。此时国民党已非气势汹汹大举进攻延安时所能相比，毛泽东坐镇西柏坡，运筹帷幄，指挥发起三大战役——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蒋介石大势去矣!

早在1947年11月7日，毛泽东为胡乔木所写的新华社社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增加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人民现在正在进行伟大的革命战争，其目的是打倒美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这个战争业已取得伟大的胜利，必将继续胜利，直到打倒一切敌人，建立一个崭新的中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已是燎原的时候了。

事实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言完全正确。

1948年7月29日，新华社播出胡乔木在西柏坡所写的长篇社论《人民解放战争两周年总结和第三年的任务》，此文经毛泽东审阅，并作了十几处修改。毛泽东加了这样一段对战争的回顾和展望的话，成为全文的核心：

“经过过去两年空前规模与空前激烈的战争，中国人民的力量已经是变得更为强大了，不独在军事上取得了极为伟大的胜利，而且在政治上有空前广大的人民群众和各民主阶层团结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周围。人民力量的发展，及其对于反动势力的进攻，已经是不可抵挡的了。而在另一方面，在美国帝国主义援助下的中国反动势力，则已经变得更加没有出路和更加孤立，他们的统治，已经走到摇摇欲坠和土崩瓦解的边缘。在强大人民力量继续的锤击之下，他们的最后死亡，已经是不很远了。”

后来时局的发展，又一次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计。

已是中宣部副部长的胡乔木，依然忙于为新华社写社论。通过胡乔木的笔，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声音，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

1948年9月30日，胡乔木写的新华社社论《庆祝济南解放的伟大胜利》播出之前，毛泽东为之加了一段话，号召国民党军官们走“辽南潘朔端师长、营口王家善师长和济南吴化文军长们的道路”，毛泽东指出：

“这样，不但可以使人民解放战争早日在全国胜利，而且你们自己也得到一个将功折罪、重新改造自己和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毛泽东对于胡乔木文章的审阅和修改，是非常仔细的。修改处，往往颇为令人寻味。例如，1948年10月13日新华社评论《战争贩子布立特关于中国的狂妄报告》是胡乔木写的，毛泽东阅毕，只加了十个字，顿时显得非常生动。那是在写及美国顾问们估计“美援”在中国的前途时，“若干人认为像苍蝇似的吸取利润，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事。”毛泽东这样加了十个字：

“若干人认为像苍蝇似的从干枯的蒋介石粪坑里吸取利润，是没有多大希望的事。”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在广袤的战场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与蒋介石较量的武装力量，而新华社则是与蒋介石较量的“文装力量”。无线电波穿云透雾，传遍全中国。不仅解放区普遍收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虽说已在西柏坡，仍用“陕北”的名义)的广播，连国民党的将领们、白区的老百姓们，都收听“红色电波”。胡乔木成了毛泽东手下“文装力量”的一员主将。那一篇篇社论、评论，起着“精神炸弹”的作用。

1949年1月26日，新华社播发的评论《假和平和真和平》，曾在国民党高层引起一番轩然大波。此文亦出自胡乔木之手。此文提及了“首要战犯名单”。

胡乔木的初稿中，“首要战犯”写了三人，即蒋介石、陈立夫、谷正纲。经毛泽东亲笔修改、补充，最后由新华社播出的“首要战犯”名单是：

“蒋介石、宋子文、陈立夫、谷正纲、陈诚、何应钦、顾祝同、刘峙、汤恩伯、张群、王世杰、朱家骅、刘健群、吴国桢、潘公展、蒋经国、张君励、左舜生、戴传贤、郑介民、叶秀峰等”。

起草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公报

1949年1月31日，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北平二十多万国民党部队在百万解放军围困下陷于绝境，傅作义将军决定率部起义，这一天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向国内外发布北平解放的新闻，落在胡乔木头上。他奋笔写下《北平解放》新闻稿，经毛泽东改定，当时由新华社发出。

这一新闻稿一千五百多字，毛泽东改了近二十处，现照原文摘录若干于下。凡毛泽东增写之处，下面标以横线：

世界驰名的文化古都，拥有二百余万人口的北平，(本日)宣告解放。北平的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构大约二十万人左右据守)的北平，乃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的第一个榜样。这个事实的发生，是人民解放军的十分强大，所向无敌，国民党(反动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战意消沉)，不愿再作毫无出路的抵抗，和(北平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拥护真正民主和平的结果。北平的国民党主力(现)已开至城外指定地点，人民解放军定于(本)日(开始)入城(接防)。在知道了人民解放军即将开入北平之后，北平的工人、学生、市民连忙热闹非凡地筹备着盛大的欢迎仪式，并因国民党全部出城之一再延期而感觉不耐。人民解放军即将和平(地开入北平)的(消息)，使这个古城突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从一月二十日起物价顿然下降。街道上重新拥挤着欢天喜地的行人，他们到处探听着解放军入城的确实日期，询问着和传说着解放军和共产党的宣传品的内容……

从《北平解放》这一新闻，可以看出，胡乔木一改政论的严肃笔调，显得活泼。

就在发出这一新闻的翌日，新华社又发出了评论《国民党怎样看北平和平解放》。此文也是一千五百多字，由毛泽东写了一千三百来字，由胡乔木写了开头的一小段。可以看得出，毛泽东和胡乔木配合默契，切切磋磋，无分你我。

1949年3月5日下午三时半，西柏坡村那座由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自己动手建造的长方形职工食堂里，七十来人坐在长凳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宣布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周恩来向大会报告出席人数。他宣布了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三十四人名单，又宣布了候补中央委员十九人名单，接着，他宣布了列席会议的十二人名单：

“李井泉、杨尚昆、傅钟、罗迈(即李维汉)、李涛、胡乔木、安子文、杨立三、陈刚、刘少文、高文华、廖鲁言。”

虽说作为毛泽东秘书，胡乔木曾列席中共中央许多会议，但那只作为工作人员列席。这一回，作为中宣部副部长，他是正式的列席代表，在大会上作了新闻工作的发言。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为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作准备。开幕那天，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闭幕那天(3月13日)，毛泽东又作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报告。

毛泽东精辟地指出：“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这个胜利将打破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22日，新华社发出新闻《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样的新闻稿，也就是后来中共每次召开中央全会所发表的公报。这篇新闻稿，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全文一千五百字，内中五百来字是毛泽东在审阅时所加。

毛泽东所加的文字，主要在一头一尾。开头，他加了一段关于会议的概况。末尾，他加了一段颇为重要的论断：

全会认为：中国的经济遗产虽然是落后的，但是中国人民是勇敢而勤劳的，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加上以苏联为首的强大的全世界反帝国主义阵线的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成功的。对于中国经济复兴的悲观论点，没有任何的根据。

当胡乔木随着毛泽东去开七届二中全会时，咔嚓一声，一位记者拍下了他俩的合影。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两人正忙于走路，是记者抢拍的。胡乔木担任毛泽东秘书前后达二十五年之久，这帧照片竟是现今能够找到的他和毛泽东的很少的几帧合影之一!

在胡乔木晚年，他曾不无遗憾地说：“那时候，我从未想到该和主席拍张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