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日子

中共中央常委们纷至三○五医院

1992年9月17日，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前来北京三○五医院：

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先来医院。接着，常委李瑞环来了。

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了。江泽民未走，国务院总理李鹏赶来了。

傍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在为一位外宾举行欢迎仪式之后，在晚宴之前，抽空前来。

三天前，9月14日，薄一波和邓力群前来医院。

邓力群曾回忆说：

他(指乔木同志)病危的时候，陈云同志让他的秘书向乔木转达三句话：乔木同志为毛主席做了很多工作；为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中央纪委做了很多工作。乔木那时还清醒，听了以后，很受感动，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要他的秘书给他念文件，交代秘书准备做些什么事。可是第二天他就不行了。

两天后，9月19日，上午姚依林来，下午陈云、王震派出秘书来。

9月2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来。

他们都来探望一位病危的八旬老人。老人戴着氧气面罩，病情沉重，但头脑尚是清醒的。三○五医院在9月12日发出了他的病危通知。

9月28日，新华社发出中共中央、中央顾问委员会讣告，全文如下：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沉痛宣告：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胡乔木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9月28日七时十六分在北京逝世，终年八十一岁。

胡乔木，他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除了他还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1950年至1954年)、中共中央副秘书长(1954年起)、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56年9月起)、第十二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2年9月至1987年10月)，以及担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然而，他最为人们所知的，还是他从1941年2月至1966年6月，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长达二十五年。

胡乔木，人称“中共中央一枝笔”。他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起草、整理、修改了一系列载入史册的重要著作、文件：

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的；

《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是他协助毛泽东编辑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在毛泽东、党中央指导下，对起草这一历史性文献起了重要作用；

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几十篇社论。其中，1949年新华社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是他在毛泽东指导下起草的；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主要由他起草；

解放后，他参加起草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文件，参加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写出那篇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胡乔木夫人谷羽曾回忆，毛泽东是这样形容胡乔木起草的文件之多：

记得还是在1958年，一次我和乔木到主席那里去，主席谈起乔木写文章，表示很满意。主席坐在沙发上，把手平放在前，离地面约有两三尺高，比划着说，“乔木写的东西，大概有这么多!”

谷羽还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胡乔木这“中共中央一枝笔”的一丝不苟：

198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四十周年，曾考虑整理发表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鲁迅艺术学院关于文艺问题的一次讲话。我们进行整理时，对讲话记录稿中的一句话没有查清出处，这句话是：“徐志摩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报乔木同志审阅后，他特别提出要查明此句的出处，他怀疑“银针”是“银铃”之误。经查询，我们从鲁迅《华盖集续编》的《有趣的消息》一文中，果然发现有“银铃之响于幽谷”这句话。而这句话是鲁迅转述徐志摩的话时说的。这样，经过反复核对，终于查明了记录稿上的一个讹误。从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乔木同志对编辑工作要求之严格，和他博闻强记，知识之渊博。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依然是“中共中央一枝笔”。

被称作中国历史转折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世人所瞩目。在邓小平等主持下，会议公报出自胡乔木笔下；

在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指导下，他又负责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历史文献，负责起草了中共“十二大”的主要文件；

他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的第二版修订工作，帮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编辑了《毛泽东诗词选》新版本……

他的一生，写了大量的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文献，却几乎没有以他个人名义发表——即便是那曾广为人知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最初也是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文件，直至毛泽东亲自提议以胡乔木名义发表，这才印行了以他署名的第一本书。他的绝大部分工作是在“幕后”，是以党的名义、以领袖的名义、以延安《解放日报》或后来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确确实实是“中共中央一枝笔”。

胡乔木这枝笔，受到过毛泽东的称赞。其中，特别是由胡乔木起草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毛泽东多次说过赞赏的话。

笔者采访了原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林默涵1992年11月30日采访于北京。，据他回忆，周恩来总理曾这样对他说起胡乔木：

“许多文件只有经胡乔木看过，发下去才放心。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许多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文章、文集，在发表、出版之前要送胡乔木看一下，作些修改，这几乎已经成了一种“习惯”。

正因为这样，在胡乔木病重之际，陈云派秘书转达了他的问候，并且表彰了胡乔木这枝笔多年来所作出的贡献。

胡乔木的一家

胡乔木去世后近一个月——10月26日，遵照他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撒在他曾多年工作、生活过的延安地区。

后事已毕，他的亲属们渐渐从哀痛的阴影中走出来，答应接受笔者的采访。我从上海前来北京，步入胡宅，来到胡乔木的办公室。墙上挂着胡乔木的巨幅彩色照片，上面披着黄、黑两色纱布。这张照片原是胡乔木和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合影，强烈的逆光勾出鲜明的轮廓，胡乔木穿一件普通的茄克衫，露出方格衬衫领子，面带笑容——他生前喜欢这张照片，也就从中把他放大，作为“标准照”。

胡乔木的遗照下，放着他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他的办公桌仍保持原样，笔筒里插着一大把毛笔，旁边是三瓶墨水，一大叠文件，一望而知是“笔杆子”伏案工作的场所。

他的夫人以及女儿、儿子跟我聊着，追溯那消逝的岁月。夫人满头飞霜，但双眉尚黑，她和他一起从战争的烽火中走过来，从时代的风风雨雨中走过来。她叫谷羽，常被人误写为“谷雨”，其实那是二十四节气中的一个。

她原姓李、名桂英。据她说，“谷羽”这名字，是她跟胡乔木结婚时，胡乔木为她取的。我问起了“谷羽”的含义，由此又引出了“乔木”的来历……

其实，胡乔木本名胡鼎新，“乔木”是他的笔名。据说，这笔名取自《诗经·小雅·伐木》中：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乔，高也。乔木，亦即高大、挺直之树。

类似的话，还见于《孟子·滕文公上》：

“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

至于“谷羽”的出典，就是“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鸟。羽即鸟。这样，胡乔木也就给妻子改名“谷羽”。夫妇之名，皆出于“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一句之中，可谓“秀才本色”。

不过，胡乔木给孩子取名，却是“大白话”：

长女曰“胜利”，生下她时盼望抗日战争的胜利；

长子曰“幸福”，希冀在胜利之后过着幸福生活；

次子曰“和平”，企望世界和平。

1963年夏日，胡乔木带三个孩子来到中南海游泳池，跟毛泽东一起游泳。

毛泽东问起了三个孩子的名字，然后加以一番“评论”：

“‘胜利’当然很好，‘幸福’也不错，只是‘和平’不‘和平’!”

毛泽东随口而出的戏言，使“和平”心中不安。回家之后，这孩子宣布自己不再叫“和平”，而是改名“海泳”——取自“中南海游泳池”，以纪念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说的那番话。

此后，“胜利”学弟弟，也自己改名——虽说毛泽东说“‘胜利’当然很好”。她改名“木英”，“木”取自胡乔木，“英”取自李桂英(母亲本名)。

“幸福”步“胜利”的后尘，自己改名“石英”。

如此这般，我在跟胡乔木家属交谈之初，弄清了他们一家名字的来历——只是那位“游泳”没有参加谈话，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幸去世。

女儿胡木英曾经这样回忆父亲胡乔木：

印象之一：父亲总趴在办公桌前，写呀、写呀，似乎永无休止的时候。从我刚有记忆，在延安的窑洞里，父亲穿着厚厚大大的灰色棉衣，坐在小方桌的煤油灯下，桌下放着炭火盆，他就在那里写着；进北京城后，坐在长方形办公桌的电灯座灯前，他在写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要人扶他半靠着坐起，伏在我们支在他面前的玻璃板上，颤颤抖抖地写出了向巴金祝寿的贺电，虽然他记错了日期……他一生到底写了多少文字，恐怕无法计算得出来了。

印象之二：父亲在不停地看书、看报、看杂志、看文件、看稿件……似乎只要是文字的东西都有无穷的兴趣，甚至公园里的说明牌，他也会认真仔细的看，并指出中间的错别字、丢字或错误的标点；在书店的书架前更是挪不动脚步，恨不能把感兴趣的书都翻看一遍。他一生到底看了多少文字，恐怕也无法统计得出来了。最令人惊异的是，他看过这些东西都能久久保存在他的大脑记忆库里。

印象之三：父亲不爱聊天，爱思考。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大多是他休息的时候。这时的他，不是在考问我们某些自然现象是怎么回事，就是在答复我们的问题：这是什么花、草、树、鸟，那是哪首古诗里的名句。如果这时他不说话，那就是他在想、在思考。虽然我们就在他身旁，却好像不存在一样。就是他病卧在医院病床的最后日子里，他也还在思考着中国的改革之路问题。

“秋深深未解悲秋”

在胡乔木家的客厅里，我听谷羽和木英叙述着胡乔木最后的那些日子……

胡乔木总是那么瘦削，那是长年累月在毛泽东身边，昼夜颠倒，工作又高度紧张，落了个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不过，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大病，所以步入晚年时，身体还算可以。1989年春夏之交，他和夫人谷羽还应邀赴美，双双作为客座教授讲学，七十七岁的他尚能适应长途旅行和种种社交活动。

从美国回来之后，胡乔木打算回老家江苏盐城看看。“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他思念着故乡，而故乡的朋友们也一次次邀请他回乡一游。

1990年5月，趁春暖花开，胡乔木携夫人谷羽离京南下，取道南京，准备返梓。在南京，忽地发现便血，不得不改变了行程。去南京的医院检查，大夫查明他的直肠里有硬块，主张马上动手术切除。他和夫人商量，并征求保健处的意见，决定还是回北京再检查一下。

就这样，胡乔木未圆故乡梦，不得不半途而返，打道回府。

在北京医院一检查，查明是肠息肉，即转三○一医院动了切除手术。手术做得不错。不过，大夫注意到，有癌症的征兆，嘱咐注意休息、观察。

胡乔木患前列腺肥大症。这本是老年男子常见病，他每年都要进行检查。9月，在例行的检查中，大夫发现他有前列腺肿块。大夫怀疑那是癌肿，举行了会诊。一个多月后，确诊那是癌症。

于是，胡乔木又进医院，在1991年1月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后，在用X光透视时，大夫发现他的耻骨上有斑，断定癌已转移。医嘱静养。

他无法静养。中国共产党的盛大节日——建党七十周年即将来临，由他提议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正由一个写作组紧张地在北京玉泉山写作。他要过问、审定这本将向全党发行的重要史著。他是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不能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好这些“修史”工作——因为像他这样起草过中共中央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深知中共党史的老人，已经不多了。

病中，他又帮助薄一波修改回忆录。因为薄一波也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样，把文章送去请胡乔木看一下，改一下，已成了“惯例”了。

很多人劝胡乔木写一写自己的回忆录，他一直摇头。大抵他已自知余日不多，此时终于同意写回忆录。一个工作班子已建立起来了，他要不断地跟他们谈话。不过，他的回忆录，几乎不涉及他自己，他所回忆的是毛泽东走过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走过的道路。

虽说癌已转移，胡乔木贾其余勇，仍在紧张工作，度过了忙碌的1991年。

1992年初，胡乔木突然感到腿疼。经大夫检查，大腿小软骨骨折。大夫警告，他的骨质已很疏松，随时可能发生大的骨折，即使在家中也必须拄拐杖。这样，他成了“拄杖老人”。诚如一位哲人所言，人的一生倘若缩成1日，那么在早晨四条腿，中午两条腿，傍晚三条腿。胡乔木多了一条“腿”，自知已是“夕阳近黄昏”了。

服用治癌药剂后，胡乔木头晕、呕吐，药物的副作用折磨着他。听说上海华东医院有一种副作用轻、疗效不错的治癌药物，3月，他去了一趟上海。4月，当他从上海回来时，副作用明显减轻了。不过，癌症的阴影依然难以驱散。遵医嘱，胡乔木在家中坐上了轮椅，以防骨折。

虽说胡乔木自我感觉良好，但家人已从大夫那里知道他患病的实情，他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于是，在1992年6月1日，胡乔木八十寿辰那天，亲属们为他祝寿——他本人向来不作兴这类事。

那天，最使胡乔木高兴的是，人民出版社派人特地给他送来了“寿礼”——赶印出来的《胡乔木文集》第一卷。书中收入他1941年6月到1986年2月的政治评论一百一十四篇，共四十四万字。这些政治评论，当年大都是以《解放日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的，如今头一回透露了作者是谁。胡乔木一辈子为这为那编文集，现在才出了自己的文集。文集共分三卷，胡乔木生前只见到这第一卷。抚摸着灰绿色皱纹纸封面的文集，胡乔木瘦削的脸上浮现了笑容。这本文集也是他在病中编成的，耗费了不少精力——要查阅各种报刊，要从中央档案馆调阅原稿，要标明毛泽东、刘少奇修改过的字句，要写序言。……那序言先写了一稿，不满意，又重新另写了一稿。

病中的他，已无诗兴。十年前，他七十岁生日那天，曾写《有所思》一诗，回顾那崎岖的人生之路：

七十孜孜何所求，

秋深深未解悲秋。

不将白发歌黄落，

贪伴青春事绿游。

旧辙常惭输折槛，

横流敢谢促行舟?

江山是处勾魂梦，

弦急琴摧志亦酬。

……

向巴金寿辰发出“迟到”的贺电

八十大寿后的一个月，病情急剧加重了。

那是6月30日晚，胡乔木觉得右腿特别疼，不知什么原因。

翌日下午，三○一医院的骨科大夫上门，原本是为了向胡乔木家属讲授如何护理、防止骨折的一些主要事项，因为他们知道胡乔木的骨质已很疏松。听说腿疼，经大夫一检查，断定是骨折——这是癌症病理性骨折，虽说他并没有摔跤或受撞。随即入院拍X光片，证实大夫的判断完全正确。

从这一天起，胡乔木躺上了病床，再也没有下过病床。他一步步接近人生的终点——从拄拐杖、坐轮椅到卧床。

由于骨折，加剧了癌细胞扩散。

8月2日，他在病床上，给母校扬州中学亲笔写信：

扬州中学：

你们写信给吕骥同志，请他为校歌作曲，吕骥同志因忙于他事，要我转请当代著名作曲家傅庚辰同志作曲。傅建议我将原题词稍加扩充，我已和他合作了一首，前已送上，后觉此歌仍不适于作校歌，故又补写了一段作为第一段，仍请傅庚辰同志作曲，傅又另作了一曲，并唱给我听了，我觉得此曲旋律优美，感情洋溢，表示满意。现将新的校歌词曲再寄上，请查收。收到后，望简复表示收到。傅现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来信望对他致谢。

胡乔木8月2日

这里提及的校歌，原是为了庆祝扬州中学九十周年校庆，胡乔木为母校题词，题词以诗行形式写的，结果被扬州中学用作校歌歌词。

8月14日，胡乔木转往三○五医院治疗。中共上海市委秘书长王力平派人看望他，他想亲笔复信，勉强执笔，因笔迹太乱，只得作罢，托来人带口信去上海。

9月初，癌细胞扩散至肝、肺，胡乔木的呼吸变得困难了，讲话也很吃力。

他已无法坐起来写字。9月9日，他躺在病床上，把信纸夹在一块玻璃上，吃力地亲笔给扬州中学写信——这是他这枝“笔杆”平生的最后绝笔。

信的全文如下：

江苏省扬州中学：

8月28日来信并给傅庚辰同志信，9月5日收到。我在病床上得悉你们全校师生一起投入学习新校歌的热潮，自然也加倍感到兴奋。你们对新校歌的评价虽然过高，但是全校师生如此热情却使我这个在校六年(1924-1927江苏八中，1927-1930江苏扬中)的老校友与扬州中学结下了新缘分。我说在病床上写信和写作歌词，这是实情，但我决不希望有任何人以任何名义来此慰问之类，对此我决不接见。此事务请坚决彻底做到。

胡乔木9月9日

待傅庚辰同志来信收到后一并发出

此信由于“待傅庚辰同志来信收到后一并发出”，扬州中学收到时已是10月4日，胡乔木已不在人世。

由于呼吸日渐困难，护士给胡乔木戴上氧气面罩。

9月12日，三○五医院发出了胡乔木病危通知。他却未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危在旦夕，既未写遗嘱，也没有作临终嘱咐之类。他念念不忘的是改定他的诗集。

胡乔木喜欢写诗，既写新诗，也写旧体诗。198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病中，他想修订再版此书，增加了一首诗，增加了附录，又口授后记，让秘书记录、整理。

9月21日，胡乔木嘱，把诗集增订稿送钱钟书审定——他和钱钟书有着颇深的友谊，诗集初版时便请钱钟书题写书名。

才一两天，钱钟书就看完增订稿，退回胡乔木。9月24日，女儿木英把改定的后记、附录念给胡乔木听。胡乔木细细听罢，这才说：“就这样吧!”说罢，如同了结一桩心事。

病中，他每日早上听新闻广播，听家人念报纸。每日必读报，是他几十年养成的习惯。

这时的他，运用氧气面罩都感到气闷，改用呼吸机帮助呼吸。

9月27日，他从新华社上海电讯中得知，25日是文坛耆宿巴金八十八岁生日，文艺界纷纷向巴老致贺。他也要向巴金致贺，虽说这已是“迟到”的贺电。他要亲笔写贺词，无奈手已颤抖，无法握管。于是，他只能轻声口授电文：

“连日卧病，不克到沪，亲临致贺。写给巴金文学大杰八十八岁寿辰。胡乔木。”他的生命列车，已经悄然驶入终点站。当天深夜十二时，血压剧降，接近零。

亲人们急急赶到医院，他已不省人事。大夫们尽力抢救，进行人工呼吸。翌日晨七时十六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他曾写过《秋叶》，而他正是在叶落知秋的时节离开这个世界：

旋转，低回，依依地眷顾，

秋叶落下来，夹着些絮语；

在乡间人迹稀疏的去处，

随雨雪消融，化成了沃土。

在他去世后不久，新华社于10月3日发出四千字电讯《胡乔木同志生平》。由于不再举行追悼会，这电讯实际上相当于悼词。电讯末段，对胡乔木的一生进行了评价：

胡乔木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光辉的一生。他一贯努力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博学深思，勤奋笔耕，经过长时期的刻苦磨练，终于成为才学超群的在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辞章家。对于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他积极倡导，身体力行。他具有高度的党性，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一切服从党的安排。他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了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编纂工作。他尊重知识、尊重科学、尊重人才。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竭尽全力完成党所交给的每一项任务。他始终以共产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廉洁奉公，生活俭朴，组织纪律性强，鄙视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1983年8月16日他倡议身后将遗体交给医学界利用，以后又提出在他去世以后把角膜捐献出来。他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德是全党学习的榜样。